"智的直觉"——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建构的基石

"智的直觉"是牟宗三哲学体系中的基本概念,他的整个哲学理论都与这一概念有紧密的联系。"智的直觉"一方面是受了康德"智性直观"概念的启示提出来的;但更为根本的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是建构这一概念的理论渊源和骨干。牟宗三主张建立"道德的形上学",而"智的直觉"则是"道德的形上学"建构的基石。     

牟宗三别子为宗理论判析

牟宗三认为宋明儒探讨的心性学主要分为本体和功夫两面.从这两方面入手,在大量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牟宗三认为程伊川思想是对上承孔孟以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等为代表的儒家正宗思想的歧出,是儒家思想发展的"别子",朱熹则继承程伊川的思路而成为儒学发展上的"宗主",因而其真实地位只能是"别子为宗".这一判定是牟宗三解读中国思想的重要创见,构成其探讨中国哲学如何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对于现代朱子学研究而言,别子为宗理论具有"可超过而不可绕过"的地位.但是,从儒家思想的发展历史看,牟宗三确定的判定标准离开了儒家本有的内圣外王之道的一贯性.牟宗三别子为宗理论的真实意旨在于批判或者矫正现代朱子学研究的误区,重新确立心学一派在中国现代思想中发展的合理性,进而确证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发展中的地位.别子为宗理论反映了牟宗三哲学在思想史真实和现代性诠释之间的创造性互动.     

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三)——关于"物自身"

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构架体系的把握,最仰赖的就是"现象"与"物自身"这一对范畴,特别是"物自身"①的概念,他称之为"批判哲学中一个最基本的概念"[1]125.牟宗三还特别为此写了一本书<现象与物自身>,以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作为全书的切入点(即第一章的标题"问题的提出").通过对牟宗三在康德"物自身"问题上所产生的误读的分析,可以得出教训中国人在吸收和理解西方思想时必须努力克服一种浮躁的情绪,否则花了极大的工夫也只能做到自说自话,达不到中西文化沟通和交融的目的.     

牟宗三美学思想探论

当代学界对牟宗三的哲学思想研究较多,但对其审美理论很少涉猎。牟宗三美学思想的特色在于:强调中国文化生命中有一种“综和的尽气精神”,即英雄的、艺术性精神。牟宗三用儒家的心性之学,改造了康德哲学美学,建立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美学,认为审美固然是一种判断,但它更具品鉴或赏鉴性质。康德的审美判断理论既有洞见,又存在着矛盾。从中国美学角度来看,真、善、美虽各有其独立性,但三者合而为一,“即真即善即美”。三者合一的关键在于善,在于道德之心,即实践理性之心。道德实践之心是主导,是人们建体立极的纲维。牟宗三“消化康德而归于儒圣”的美学运思,有助于国人确立中国美学的独特品质,实现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     

钱穆的人文历史认识思想述论

钱穆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儒家人文主义史学家的代表 ,他从历史的人文性和人文科学认识的独特性对历史认识问题作了阐述。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思想 ,探讨了认识的起源和形成 ,阐发了在人文界认识的体用不二性和人文性。他深入分析了人文科学的认识方式及其特征 ,即重经验、直觉和综括 ,寓价值观与仁慈心 ,这和自然科学认识方式是绝然不同的。进而他还就历史认识的主观性进行了具体分析。钱穆的人文历史认识思想既有积极合理的方面 ,也有局限和错误 ,需要正确分析对待。     

SPECIAL ISSUE： TH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ories of Reas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在粱漱溟及其史学领域的追随者朱谦之身上，可以发现一个在起源和原型上均崭新的、扎根于中国传统的启蒙观念。康德主张启蒙意味着人类应通过理性的力量唤起运用理智的勇气。朱谦之同样既用理性去界定启蒙，也将启蒙重点放在宗教方面。这一方面牺牲了西方理性概念的丰富、复杂与内在变化，另一方面和黑格尔一样，消除了中西理性概念之间的微妙而重大的差别。西方传统中的理性在思维、直觉、情感、欲望、实践、技艺、自然运动之中全都必定指向善。对泽西方“理性”概念的中文字眼，早就在儒家与佛家典籍中出现了。宋明儒学的理性观是至大无外之绝对，其用兼具直觉、思虑和情感，且均指向善。梁漱溟吸取了西方哲学中理性与理智差别的思想，但将理智断定为人心之用，将理性断定为人心之体，大体只能代表心学道路。儒家理性观的非宗教品格、道德化倾向和直觉化倾向，都可以在儒家的情感学说中找到根基。而情感的实质在于对善恶的指向与西方古代哲学或有相通之处。     

哲学在中国思想中重新开始的可能性（英文）

在现代中国思想中,"哲学"及植根于它的整个学科体系以一种几乎无远弗届的力量影响着中国人对自己传统的体会与解释。如想避免对传统思想做出素朴与简单的最后解释,那么在理解传统之前,反思据以理解的整个框架与境域,应当是比较审慎稳妥的做法。在不可避免地把"中国思想"问题化之前,也应尝试着将"哲学"问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哲学思潮不断兴衰的历史中,找到那个通常据以判决中国思想的哲学观,并将其变成追问的对象。牟宗三直接依据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重新解释中国古典思想的努力不可谓成功。所谓哲学之第一开端是在存在—本体问题的引导下建立成先于生、同于生的体系。在中国思想遭遇海德格尔并藉之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及整个西方古典思想之后,从中国思想由以兴起的整全原初经验重新审视、权衡哲学开端的机缘已经成熟。     

政治霸权的逻辑及其普遍性的困境——简析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普遍性与本质主义之争

21世纪初,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巴特勒、齐泽克与拉克劳三人围绕着"霸权逻辑与现代康德主义"的争论把近代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等问题推到了现代哲学的前沿,并成为现代政治哲学难以规避的棘手问题。他们之间所展开的对话和争论折射了现代政治运作中所蕴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张力。巴特勒和齐泽克认为,拉克劳有关霸权逻辑的"空能指"概念无非是康德主义的先天形式加经验内容的现代变种。拉克劳对此给予坚决的回击,并认为其政治霸权概念是一种具体的抽象,而非政治哲学中的康德主义的二元论。相反,巴特勒思想中还残存着诸多黑格尔的本质主义的成分,其"文化翻译"和"述行"等概念不但与其政治霸权的概念不冲突,反而更说明了其霸权逻辑的普遍性和有效性。西方左派的这一争论将有助于深化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的探讨。     

信仰与境界:试比较康德与牟宗三对圆善问题的解决

圆善问题是康德与牟宗三共同关注的问题,但对之的阐述和实现方法却不尽相同。康德将纯德的实现视为一假设,将幸福理解为幸福之境,并最终以上帝来担保德福配称,使圆善的解决指向信仰;而牟宗三将纯德视为一呈现,将幸福理解为幸福之感,以自由无限心开德福一致之机,实是将圆善归约为一种境界。二者可谓异曲同工,其价值皆不在于可操作层面,而是在于以不同方式给不同传统下向善的人们以幸福的希望。     

概念及其意义:卡西尔与马克-沃高之争

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与瑞典乌普萨拉学派的马克-沃高曾围绕概念的本质和作用等议题展开争论。马克-沃高指责传统哲学难免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之关系上犯所谓"双重思想"的错误,卡西尔的符号哲学概莫能外。卡西尔则认为,概念的意义在于构建对于对象的知识,而在这一构建过程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向来处在一种动态的、功能性的关系之中,因此谈不上什么"双重思想"错误。这一争论为我们理解20世纪30年代的基本哲学问题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也为我们理解形式与质料等基本概念区分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     

儒家精神资源与现代性的相关性——关于启蒙反思的学术对话

对于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这个我们时代不可回避的问题,不同的学术传统具有不同的回应方式."第三代新儒家"从构建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具有极大包容性的新人文精神出发,发掘儒家文化传统对于解决人类当前困境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则立足于中国的当下现实,审慎地看待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并出于文化安全的考虑,对儒家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相关性提出全面质疑.     

康德:马克思思想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

完整准确地认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离开康德哲学是不可能的,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视角之一就是在与康德哲学的继承与批判的对话中彰显。康德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如人是什么、本体论的解构与重建、颠覆一切的批判精神等对马克思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探求康德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联系,走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这条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传统方式,更好地理解作为近代哲学最高峰的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的作用,拓展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视野。     

浅谈当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如何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

新儒家作为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一支中坚力量,在建设中国传统文化和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是对中国文化建设指向的恰当把握。通过新儒家和新儒学概念的比较分析确立新儒家的基本特征。对不同时期三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思想的分析,归纳出当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为把握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实质起到积极的诠释作用,同时也为中国文化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方向性的选择。     

梁漱溟文化复兴论的哲学审视——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例

梁漱溟揭示了中西文化和哲学的异彩之处及形成原因，指出文化发展的三个路向和人类文化的未来趋势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他试图将儒家的“仁”与西方的生命意志等哲学打通，用直觉主义为儒学辩护，因而造成了如下三种理论局限：一是儒家的“仁”本质上与人的自由意志和生命直觉是矛盾的问题被悬置，从而呈现理论拼凑问题；二是忽略了中国创造力文化资源和柏格森创造进化哲学的相关性，使其提倡的文化复兴还是儒家文化的复兴；三是对文化复兴只强调“应该复”而缺乏“如何兴”的思考，从而难以展开基于自己的哲学问题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批判改造的哲学实践。     

The concept of Biirger in Kant＇s philosophy of law

公民（Burger）概念是康德法哲学的核心概念。将康德法哲学中关于公民的论述划分为三种不同语境，相应地，公民概念可区分为一般的、特定的和普遍的三重意义；对这三种意义的重新阐释，消释了康德公民概念的歧义，揭示了公民概念的理论演进及其普遍性、构成性及强制性特征。甄综韦伯关于市民和公民概念的考察，揭示康德公民概念的社会历史渊源，Burger一词从市民演变为公民是以权利普遍化为内在契机的，而公民乃是人在自己所构造起来的法[权利]体系中的一种存在形式。     

情感哲学视野中的“恻隐之心”——兼论孟子情论的全球性价值

当今欧美的"情感哲学"研究方兴未艾,从这种最新哲学视角出发来反观中国儒家哲学,特别是孟子的"四端"思想,可以获得"比较哲学"方面的诸多新启示。本文从五种情感的角度来阐发孟子哲学的"情理结构":一、"情感理性"的角度:究竟是"端",还是"心"?二、"动物情感"的角度:"四端之端"到底在哪里?三、"道德情感"的角度:"四端"顺序与"四心"程序。四、"积极情感"的角度:由"性善"推出的"情善"。五、"人类情感"的角度:孟子情论的全球价值何在?由此可见,孟子的关于"情"的思想,具有全球性的价值和意义,这意味着中国的智慧并不是地域性的智慧,而是可以跻身为世界性的智慧。从孟子"情论"出发的这种"情理结构"应是执两用中的:从现实出发上,那是"道始于情",从生存境界上,乃为"孔颜乐处",所谓"执两"(一始一终)而"用中"(度的把握),才是中国儒家得以全球化的"普世智慧"!     

当代新儒学的科技伦理思想——以牟宗三为中心的考察

当代新儒学核心关切是要实现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以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当代新儒学的科技伦理思想,最初就是从对科技的反思中提出的。当代新儒学的基本主张是既要开出科学,又要让科学受到价值理想的指引。牟宗三的思想具有代表性。新儒家认为,从人有限而无限的本质规定中可以得出人与自然的三种关系,由此证成生态伦理,技术困境亦可从中得到启示。从当代新儒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开始,其科技伦理思想更加自觉并走向深入。     

康德的存在论问题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转向

"Sein(存在)"问题,是整个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海德格尔通过<存在与时间>重新揭示了存在的意义,彻底扭转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存在论思想.然而,这一革命性转向却是从康德开始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从理性的认识能力出发,运用先天综合判断,已经着手松动了"sein"的实存特性,判定"Sein"只是一个逻辑系词,本身没有实际意义,使"Sein"从"有"变成了"无",从认识论迈向了存在论.尽管康德的这一步尚不彻底,但是,海德格尔却从中发现了康德存在论的微言妙义,最终实现了从认识论哲学到存在论哲学的彻底转向.     

“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黑格尔对实践概念的变革

近年来国内对实践概念和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成为哲学研究的热点．但它的深入却有待于与哲学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据此看来，黑格尔关于实践的理论便尤其引人注目。本文的主旨在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黑格尔的实践概念作新的考察．说明黑格尔由于对传统的实践概念作了根本的变革，从而使他在唯心主义基础上论证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完成了近代哲学认识论的任务。他的实践理论的古理思想有着深刻的意义。一、传统的实践概念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近代形而上学对此问题的解决采取了独断论的态度。康德的批判哲学揭露了近代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