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输送、媒体监督与公司治理:五粮液案例研究

在刘峰等(2004)提出五粮液上市公司所存在的治理缺陷之后,五粮液的公司治理问题——集中表现在控股股东五粮液集团公司通过关联交易从上市公司获取现金——也一度成为市场的热点话题。本文是继刘峰等(2004)案例研究之后所做的后续研究,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五粮液治理缺陷引起市场广泛关注后,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是否有所缓解及其可能的原因。通过对五粮液2003年之后关联交易和现金股利的分析,我们发现,尽管其治理缺陷能够得到正确市场定价,但是面对诸多市场纠正机制的约束,尤其是媒体监督,五粮液大股东借助控制权实现利益输送的行为,并没有表现出明显改善或缓解的迹象。本文的分析表明,我国目前资本市场环境下,无论是市场层面的自发纠偏机制,还是政府和法律层面的强制纠偏机制,尚不足以约束大股东滥用控制权的行为。     

终极产权、控制方式与审计委员会治理需求——一项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对审计委员会制度的自愿性治理需求这一特殊视角,系统地考察了蕴蓄不同代理成本的终极控制人特征对审计委员会需求的决定方式与后果。实证研究发现:(1)第一大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比例(V)与审计委员会(AC)的引入概率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但在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分离严重(CV≥20%)的公司中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其现金流量权比例(C)与审计委员会的引入概率之间表现为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2)给定终极控制权比例(V),其对审计委员会需求的抑制作用,在终极控制人的不同产权性质之间表现出显著差异:政府控制的公司比非政府控制的公司更为显著,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比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更为显著;(3)即便是同为政府控制者,在其不同控制权行使方式下,进一步衍生出抑制效应的差异,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参与控制权行使的公司比国有实业公司参与控制权行使的公司更为显著。这些发现意味着,不仅一般意义上的股权结构(集中程度)影响着我国上市公司对审计委员会的需求动因,而且施予其法律形式背后的深层经济实质因素,如控制权性质、行权方式等,进一步抑制或激发了对审计委员会的需求。     

并购后高管变更的绩效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基于前人关于高管变更和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研究,本文分析了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化后高管变更和绩效之间的关系。我们假设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后,高管的变更会促进这些公司财务绩效的提高。本文选用1996-2001年间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中76家高管随第一大股东变动而变更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设立了47家第一大股东变动而高管未变更的上市公司作为对比组,用经过行业调整的财务绩效来分析比较。结果发现,公司控制权变化后高管变更的公司的绩效显著提高,而且绩效表现好于公司控制权变化后高管未变动的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     

公司治理模式重构与控制权争夺——基于万科“控制权之争”的案例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万科"控制权之争"案例为背景,研究了从"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治理模式重构过程中,控制权配置状态的变化对公司控制权争夺的影响。分析了公司治理模式重构前后控制权争夺动因、路径以及障碍的差异,提出了"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治理模式下管理层控制权维护与股东利益保护的路径和方法。本文研究认为公司治理模式的重构源于股权结构的分散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公司价值创造中角色的转变。公司控制权配置状态的变化造成了公司控制权的不稳定性,是引发公司控制权争夺的动因。"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治理模式下公司管理层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以及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和谐共生的利益关系是控制权争夺的主要障碍;进行管理层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构建"双重股权结构"以及实行"合伙人制度"是防范控制权风险的有效手段;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外部董事的监督制约作用是保持公司控制权稳定,保护股东利益的有效措施。     

融资约束、代理冲突与中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0—2009年的实际数据,就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代理冲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的股权性质与公司规模特征的企业中,由控制权私有收益引发的投资行为扭曲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时受到由控制权私有收益引起的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的作用,这两种影响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状态;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都拥有较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表现在投资决策行为上却各不相同,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呈现出过度投资,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则表现出投资不足;相对大规模公司而言,小规模公司可能呈现出更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并呈现出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而大规模公司则更可能表现出过度投资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公司内部控制权的配置状态、寻租主体及治理机制分析

文章深入分析了作为公司治理效率基础的内部控制权配置,不仅考虑到了股东的投票权及其顺延的控制权特征,还注意到了人力资本带来的控制权。在此基础上总体考察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的控制权配置状态及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然后依据董事会层面控制状态的不同,分类剖析不同控制权配置模式的寻租主体和重要的治理机制,以期对公司控制权配置状况与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做较深入的诠释,为我国公司控制权配置提供一些启示。     

公司治理影响审计质量吗?——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审计费用作为审计质量的代理,试图调查管理者持股、第一大股东持股、产权性质、董事会特征、公司治理会议、公司控制权市场、法律环境和债务融资等公司治理机制如何影响审计质量。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确实对审计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经验证据大多支持治理水平高的公司具有较高审计质量的论点。但是,我们没有发现管理者持股、董事会特征和债务融资显著影响审计质量的证据。     

我国控制权转移与投资者保护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新兴转轨的制度背景下,基于我国法律制度和资本市场实践,设计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水平的评价指标,并据此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与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发生控制权转移公司的投资者保护水平较低,控制权转移发生可能性与投资者保护负相关;控制权转移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公司的投资者保护水平。     

控制权防御是企业创新的“绊脚石”吗？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资本市场上公司控制权防御机制,从企业内部章程的角度实证研究了公司控制权防御对中国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公司控制权防御主要通过管理者堑壕假说影响企业创新,发挥了“绊脚石”的作用．接下来,从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对应的原则出发,研究了公司控制权防御影响企业创新背后更深层次的理论逻辑．研究发现当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失衡时,健全企业监督机制可缓解控制权防御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从公司控制权防御角度研究企业创新问题,丰富了“法与金融”的文献,为控制权防御影响公司治理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引发中国企业关于特殊公司治理机制设置的反思．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与公司控制权的关系与现状分析

本文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通过理论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辩证分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与公司控制权的关系,着手现状寻找问题,并从股权结构与董事会结构角度提出解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制权矛盾的可行性思路。     

论控股公司的风险与回报率

在完备的资本市场中,控股公司并不能给股东带来更多的好处,因此它并没有存在的依据;在非完备的资本市场中,控股公司通过多样化投资,能够在同等风险水平上增加小投资者的财富或者在相同回报率的水平上降低小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控股公司多层控股使整个控股公司体系的财务杠杆比率很高,因此控股公司实质上采取了高财务风险、高回报率的融资政策。     

激励机制与资本结构:理论与中国实证

在现代公司运行中 ,资本结构与激励机制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和微妙。本文首先对公司股东或债权人是如何通过融资渠道 (尤其是债务融资 )的选择来约束经理层的自利行为的资本结构理论做了一个综述。以此为基础 ,我们对中国市场导向 (民营 )与行政导向 (国有控股 )两种高管激励模式之于资本结构的影响提出四个理论假说 ,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理论假说与来自实践的结论是截然相反的。我们认为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背离暗示了在中国资本市场中 ,特殊的市场环境决定了高管激励机制并没有成为能够显著影响资本结构的一个制度性因素。因此 ,如果市场环境没有根本性变革的背景下 ,单纯地强调高管激励模式的市场化改革 (包括年薪制、股权激励、经理期权等等 )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经营目标及其行为     

大股东的支撑行为与隧道行为——基于托普软件的案例研究

本文结合托普软件案例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实施支撑行为(propping)和隧道行为(tunneling)的动机及实施途径,并对相关的治理机制进行了讨论。我们发现,支撑行为与隧道行为是大股东为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方向不同的利益转移行为,支撑行为的目的在于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指标,而隧道行为的目标是实际资源向大股东转移,通常不影响当期业绩,但对公司价值和小股东利益造成长期损害。充分发挥外部治理机制作用,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法制建设是制约大股东行为的有效途径。     

股权分割、公司业绩与投资者保护

本文首先回顾了股权分割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文献 ,发现并没有一致的实证依据证明股权分割损害了上市公司的业绩。在此基础上 ,我们构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上市公司1995～2001年的面板数据样本 ,对上市公司股权分割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以及公司上市后的业绩变迁进行了实证的研究 ,结果发现:(1)公司的业绩与非流通股 (国家股、法人股 )比例呈显著的U形关系 ,非流通股独大或独小并没有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相反适度混合的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是最不利的;(2)上市公司在上市后的经营业绩整体呈逐年加速下滑趋势 ,而股权分割的差异对该趋势无显著的影响。我们认为 ,把股权分割当成是中国股市问题的核心是具有误导性的 ,私有产权和全流通并不能消除股票市场的委托代理问题。我国股票市场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有效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无法对政府、大股东和管理层的剥削行为进行约束 ,导致市场诚信的丧失。在制度性缺失的环境中 ,不同性质的公司控制者的行为方式不会有本质上的差异。我们认为股权问题的解决必须以投资者保护为基础 ,在我国大陆法系的架构下 ,当务之急是推动立法保护私有产权的合法权益 ,并通过引入“集体诉讼”和“辩方举证”机制加强投资者保护的效率     

股权分裂、激励问题与股利政策——中国股利之谜及其成因分析

通过中国上市公司10年股利政策实践的分析,我们认为无论是与经典股利理论还是西方国家相比,这一财务行为存在很多令人费解的现象,或者说是一个“中国股利之谜”。通过一个简化融资模型,我们阐明了这一“股利之谜”形成的制度根源在于中国特殊的股权结构,即股权分裂。股权分裂的存在,加上非流通股的控股地位以及低廉的投资成本,使得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决策中的激励问题(尤其是非流通股股东及其代理人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处于一种激化状态。在外部约束失效的当前中国经济中,由于这些控股股东及其代理人作为“内部人”基本可以为所欲为,以各种“合法”的财务行为侵害流通股股东权益,进而导致财务决策机制扭曲,股利分配行为的异化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基于佛山照明的案例研究

本文从佛山照明的高额现金股利入手,运用案例分析方法,对我国资本市场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发现,高额现金股利并没有提高公司的价值,主要原因在于现金股利可能是大股东转移资金的工具,并没有反映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与愿望。本案例研究的发现可以帮助未来的大样本实证研究从公司治理的角度重新思考我国现金股利问题。     

高管股权激励与大股东掏空抑制研究:大股东异质特征和制度情境的调节效应

在引入合谋薪酬的委托代理模型中,探究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作用机制,通过数值模拟与规范分析,从收入效应、风险效应以及身份转换效应三个层面阐释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路径,并以我国沪深A股2009年至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回归分析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存在抑制大股东掏空程度的作用;在股权集中度低、控股层级高和两权分离度大,以及市场化程度低、国有性质和集团控股的公司中,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显著,成为有助于投资者保护的内部治理机制;准自然实验的PSM-DID方法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研究假设,并且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在滞后两年的抑制效应显著。研究揭示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及情境差异,这为从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提出抑制大股东掏空的政策提供了启示。     

“股权制衡”可以改善公司治理吗?——宏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之争的案例研究

本文以宏智科技的股权之争为例,研究了股权设置与公司治理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股权制衡结构并不能提高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恰恰相反,董事会总是被某个控制性股东完全控制,并在巨大控制权收益的驱动下,不顾其他股东利益而将上市公司掏空,引起各股东之间激烈争夺公司控制权的局面。我们认为,被有些学者所称道的股权制衡模式,并不比被大家广泛诟病的“一股独大”更有效率。在我国当前市场环境中,股权设置不能解决公司治理中的根本问题,而加强保护投资者的法制建设,约束经营者的具体行为,才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关键所在。     

股东价值取向差异与股东利益最大化实践问题——佛山照明案例分析

本文比较分析了业务发展策略、投资行为和红利政策截然不同的2家同行企业上市以来,短期及长期股票投资收益,长期经营业绩和行业竞争地位。在短期投机交易获利偏好主导股票市场的环境下,佛山照明坚持基于增强主业产品市场持续竞争优势的业务发展策略和高派现政策,嘉宝集团采取迎合股票市场短期投机交易偏好的业务发展策略及高股票股利政策。分析结果表明,佛山照明没有给部分短期投机交易的A股股东创造资本高收益,但为大多数长期股东创造了价值。嘉宝集团则相反。本文进一步讨论了“股东价值最大化”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我们认为,股票市场投资者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价值取向都会多样化,股东价值最大化是股东细分市场上的目标股东价值最大化,而不是笼统的所有不同风险偏好的股东价值最大化。本文结果对上市公司股东价值最大化实践、正确运用金融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等有启示意义。     

股票回购:公共治理目标下的利益输送——我国证券市场股票回购案例的分析

本文根据我国证券市场1994~2000年发生的陆家嘴等5起股票回购案例,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对上市公司股票回购动因进行了分析。本文的分析显示,国外关于股票回购假说无法对上述5起回购案例的动因做出合理解释。进一步研究的结论是,上述5起国有股回购的成功实施,其主要动因在于满足地方政府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等公共治理目标的功能诉求,是上市公司向国有股控股大股东的利益输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