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九歌》主旨发微

<九歌>是屈原重要的作品,王逸等人认为<九歌>是楚国民间祭祀歌谣.分析<九歌>各篇的主旨,<九歌>所祀,主要非楚国一地之神,其神祗来源具有多样性,反映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密切关联性,以及楚文化的多元化特征.     

《九歌》文体新论

<九歌>文体性质问题历来争议较大,学者各执一端,讫无定论.根据祭祀仪式"仪式诗歌"在文体上多表现为"混合性艺术"的一般规律,对<楚辞·九歌>文体进行新的界定,认为<九歌>为"大文体",其中包孕"小文体".而且将<九歌>认定为"混合性艺术",对深入探讨楚辞体的发展形成过程、屈原<离骚><九章>等作与<九歌>在文体上的渊源关系等重大学术命题,具有重要意义.     

《湘君》、《湘夫人》臆说

屈原《九歌》包括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所存问题颇多.比如,篇名之缘由何在?《国殇》是否当“不入《九歌》之中”?笔者认为《国殇》并非刘永济先生论定的太史公所读之《招魂》,是祭祀神灵,而非人鬼,当属《九歌》无疑.《九歌》除送神曲《礼魂》外,每篇祭祀一神,共祭祀十神,但其中湘君、湘夫人实为一神,即“湘灵”.九歌是九神之祭歌,这便是《九歌》得名之由.本文在上述整体认识之下,从抒情线索、语言特色,论证《湘君》、《湘夫人》是一篇之二章,探讨了屈原将之断为二章的原因,并指出后人因混章为篇而出现九歌祭十神的难以理解的事实.笔者好奇,是非得失容或不同于通人,然“道并行而不悖”,要亦无伤大雅也.     

《九歌》略论

屈原之前已经存在三种《九歌》,即夏《九歌》、周《九歌》和楚地民间流传的九歌。屈原《九歌》不是礼神祭歌,而是以祭祀歌舞为题材的叙事抒情诗,反映了南楚独特的自然风貌和社会生活,其抒情主体特殊,谱写了一组情韵哀婉的多重变奏曲。     

从《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祭祀诗的祭祀对象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祭祀诗是附丽于宗教祭祀活动的一种文学形式,作为一种宗教文学,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和地域性,是我们借以窥测自己民族文明发展的一个窗口.<诗经>与<楚辞>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是南北文学的代表,两书收集了许多祭祀诗歌.文章拟从<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祭祀诗祭祀对象的不同,来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九歌》应该是苗族古代民歌

从诗歌本身来看,《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的一组祭祀乐歌,是屈原继承和发展南方民歌的艺术结晶。《九歌》同苗族古代民歌有着紧密的联系,苗族古代民歌及苗觋神辞就是《九歌》的一部分原型,《九歌》明显留有苗族古代民歌的痕迹并与苗族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诗经》小雅篇"鱼丽"、"南有嘉鱼"与三峡民俗文化

在<鱼丽>篇中可以看到巴楚音乐的元素,<鱼丽>、<南有嘉鱼>正是以巴楚音乐的特色,在"四夷间奏"中独树一帜而得以流传.当今湖北巴东、长阳的山歌、民歌都活跃在生产劳动或祭祀文化、节日庆典之中,成为非常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日的三峡民歌与古代的<鱼丽>、<南有嘉鱼>有一种割不断的渊源联系.     

屈原《九歌》的悲剧质素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

<九歌>所写主人公对恋人的追求无不以失败而告终,表现了其追求美好理想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的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冲突.李商隐的爱情诗多抒写带有悲剧性的情感内容,其爱情追求方式、爱情诗中的情韵、爱情诗中的神话、比兴元素,都有明显的受<九歌>影响的痕迹,李商隐与屈原相似的时世、人生遭际使他们时隔千年而心灵相通.     

屈原《九歌》"和谐"三题

本文从屈原<九歌>的创作动机、情感基调、抒情方式等三个方面,并结合先秦文、史、哲各个领域的和谐理念及屈原政治理想、哲学观念、人格精神、艺术追求、人性需求等方面综合分析,认为耿介只是屈原性格的一个方面,期盼天人和谐、人神和谐、君臣和谐、自身和谐也是他不可忽视的一面.     

屈原《九歌·河伯》祀主和原型研究述评

《河伯》是屈原抒情组诗《九歌》中晦涩难解的篇章之一。《河伯》研究由于涉及神话传说、原始宗教、祭祀礼制、历史地理等多个方面,所以众多学者从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对其进行跨学科研究。关于《河伯》的祀主和河伯的原型,学术界争论激烈。关于《河伯》的祀主,主要有黄河之神、九河之神、天河之神、江夏之神、楚人水神、江湘之神、湖湘九河之神、楚国大波之神八种观点。关于河伯的原型,主要有猪、白鳍豚、玄冥、鲧、阳侯、部族酋长、种荷人/祖先神七种观点。     

现代背景下汉族祭祖的文化人类学分析——以乐安罗陂乡陈氏族人祭祖为例

祭祖仪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乡间村落不断受到现代化的冲击。文章以江西乐安罗陂乡陈氏族人祭祖仪式为个案,分析其所蕴含的安土重迁、慎终追远、地权象征、权威展示的文化内涵以及祭祖强化了人们的宗族观念,对构建我国农村和谐社会产生促进和阻碍的双重影响。     

甘肃兰州红村民间信仰仪式初探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兰州市一汉族村落的田野调查,以该村的丧葬仪式和祭祖仪式出发,试图分析该传统汉族社区的民间信仰体系,以及当地汉族居民在这种信仰体系中的宗教体验和宗教心理。通过对仪式过程进行深描,解析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民间信仰对当地社区的整体影响和功能。     

韩国儒教丧礼文化的确立及其生死观

在今天的韩国,以祖先祭祀为本质内容的中秋丧祭文化既是对韩国人最重要、在韩国社会中覆盖最广,又是最具韩国人特色的文化现象。其实,从新罗开始至整个高丽时期的近千年,韩国人的丧祭文化还是以佛教式为主导。然而,从朝鲜王朝开始,随着朱子学的“一统天下”和《朱子家礼》的普及,丧祭文化逐渐转向儒教式。这种转向不仅在丧葬形式上,而且在生死观上也都表现出了根本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在地两班”以“奉祭祀,接宾客”的生活方式,又为儒教丧礼文化在韩国的最终确立发挥了关键作用。     

祖先崇拜：土家族摆手堂的宗教人类学研究

摆手堂是土家族先民的宗教场所,其祭祀仪式包括：敬祖仪式、降祖仪式、颂祖仪式及茅古斯舞表演等。作为一种建筑符号,摆手堂具有祖先崇拜的文化内涵,它的产生是以万物有灵论为心理基础,以祖先的丰功伟绩为实践基础,并在政治权利对其的利用与祭祀活动过程中巩固与发展的。     

黄帝祭祀的文化意蕴

黄帝祭祀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历千年而不衰,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礼仪活动,其文化意蕴显而易见:从血缘角度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诸族对血缘始祖的祭祀;从文化角度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诸族对人文初祖的祭祀;从祭祀性质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儿女对血缘始祖与人文初祖祭祀的统一。     

论拓跋鲜卑的原始祭天

北魏祭天礼中的夷礼内容主要源于拓跋鲜卑的原始祭天。祭天地点与时间的选择、祭祀的对象与主持者、祭拜的方向与骑驰仪式等方面 ,显示拓跋鲜卑原始祭天的丰富内涵与鲜明特点。匈奴游牧特点的祭祀文化给拓跋鲜卑原始祭天习俗的形成以深刻的影响     

论我国民间信仰的多元一体化格局

我国民间信仰存在多元一体化之格局。所谓＂多元＂,是各地民间信仰表现的极端多样化;所谓＂一体＂,是全民族大体一致的以＂天地君亲师＂为至尊的信仰秩列。民间信仰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形成之路径,主要有民族迁徙与神道设教、感恩祈福等方面。民间信仰以社神和祖先崇拜为根基,＂天地君亲师＂五位亦以地（社）、亲（祖先）为核心,故中国民间信仰宜称为＂社祖教＂。     

白虎不是鄂西、湘西土家先民——虎巴的图腾

白虎的崇拜者不以白虎为自己的部落命名 ,又不禁止猎虎 ,也不禁止互通婚姻 ,所以 ,白虎不是虎巴的图腾。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关于廪君的记载中可以看出 ,虎巴崇拜白虎 ,就是崇拜他们的精神始祖廪君的亡灵。因此 ,白虎崇拜就是祖先崇拜 ,白虎神就是虎巴的祖先神。     

大明山龙母文化与华南族群的水神信仰

龙母文化的实质是水神信仰。中国华南族群的水神信仰按发生时间先后大致分为:泛水神图腾信仰、龙母信仰、妈祖信仰等三种形态,其共同渊源应为壮族先民古越人信奉的水界之神图额。广西大明山龙母文化具有鲜明的原生态水神信仰特征,并以其山神和水神融合,生态美和道德美统一,而成为中国华南龙母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核心区域,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大明山龙母文化是大明山自然生态环境、壮族先民的信仰思维、农耕稻作文化、生态审美意识诸因素形成的民间信仰文化现象。     

论汉代的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汉代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包括对本宗族已逝祖先的崇拜和人类始祖神女娲伏羲的崇拜。祖先崇拜具有维护统一的巨大凝聚力,通过群体性的祭祀和崇拜活动,使人们产生共同的心理体验和情感,并升华为共同的信仰和意识,从而把一个个分散的个体粘合为一个整体。祖先崇拜也是维系族人关系和维护宗法关系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