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之洲

政治文明重在尊重和宽容中国民法典起草小组成员、法学专家江平在对记者谈到十六大在民主政治方面的创新时说，我们把民主政治叫作政治文明也好，政治民主也好，既然讲文明、民主，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尊重和宽容。这是民主政治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尊重，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现在民法典正在起草人格权法，人格权的核心就是人的尊严和自由。宽容，就是应该允许各种不同的意见。中国现在已经没有“文化大革命”那种“以言治罪”的情况了，这是很大的进步。仅仅有一种声音不是国家之福，这一点过去我们都看到了。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制度…     

成思危：中国唯有投资教育才能保证未来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近日在美国旧金山出席他的英文著作《美国金融危机：分析和启示》发行活动时表示，唯有投资教育才能保证中国的未来。成思危表示，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有两种理论，一是“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早晚都要崩溃。二是“捧中国论”，夸大中国的发展成果。“二者部不客观全面。中国实际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有很长路要走。”成思危说。     

不要用西方标准评判中国

在谈到中国时，西方有一种典型的条件反射似的观点：中国不是民主国家。话是没错，但这对我们没有多大意义。任何西方国家在经济刚刚起步时也都不是民主国家。在经济起步阶段，人们或许渴望民主，但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的例子都证明，民主并非一种现实的选择。西方民主是欧洲历史和传统的产物。中式民主和西式民主的运行方式将绝对不会相同。     

再思协商民主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特殊地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话语体系中,协商民主被认为是“人民民主的真谛”,而对代表最新民主形态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概念则用“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形容,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做进一步讨论。总体而言,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它广泛存在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程序中,也始终贯穿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它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特色、中国优势更具可识别性,使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沦为一个空洞的标签,使民主持续性地贯穿群众生活始终,赋予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正的活力与生命。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无疑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题中应有之义。     

企业民主化，从现在开始

企业民主管理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它必须符合“管理科学化”和“人本管理”两种理念，符合“企业发展”和“人的发展”两个目的     

简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在最近的道德讨论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被一些论者视作一种基本的社会主义道德原则，还有论者认为它与“为人民服务”相一致。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在严格的意义上并不科学。事实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一命题在不同的语境和学科背景之中有不尽相同的涵义。我们可以从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乃至宗教学说等多学科领域中多种层面上理解和运用它，它是一个易发生误解和混淆的命题。澄清这些误解与混淆，就必须首先从历史角度廓清其丰富内涵，辨别其不同层次的意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一说法并非产生于中国本土，而是来自于西…     

中国会出现“劣质民主陷阱”吗？

“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常常面临的警告，而中国当下又面临一个来自理论界的“民主陷阱”的警告——许多发展中国家进入民主制度后。却陷于经济停滞、社会动乱、革命、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美关系

中国目前面临的“战略机遇期”与中美关系密切相关，中美关系的特性决定这个战略机遇期只能是一段时间，而不是长期的，更不可能是永久的。着眼于战略机遇期后的中美关系发展和中国外部环境营造，中国必须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民主政治建设是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战略机遇期”。报告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１］很显然，这是通过对“全…     

法治防腐，广东低调“探路”

两份《条例》尽管内容各有侧重，但目标指向相同：通过立法，以正式法规代替红头文件，实现了预防腐败工作的规范化、法制化。
　　起草组反复修改稿件多达几十次，有时为了一个措辞或者一个条款相互间争得面红耳赤，外人还以为在吵架。“这种狂热的工作激情以及科学民主的立法精神令人感动。”
　　有反腐专家评价：《珠海经济特区预防腐败条例（草案）》难能可贵之处在于，直面了百姓最关注、反映最强烈的若干焦点问题，如“官二代”问题、“裸官”问题等，而这些问题以前一直是反腐败制度上的软肋。     

后现代派如何挪用现代性话语──评“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

进入90年代以来，一些风头正健的青年学人热衷于议论现代性的危机，鼓吹“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他们一方面宣布人权、自由是“现代性所创造的”“虚幻的”“拯救意识”和“臣属的”“普遍性”话语，一方面又对同属于现代性话语的“民主”进行了“挪用”，大谈所谓“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例如崔之元在《读书》和住十一世纪》上发表了多篇有关“经济民主”的文章，又如张颐武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春夏季卷）宣称“一种新的文化民主……业已崛起”，但是对于政治民主的议论却甚为寂寥。这是一种值得人们深思的学术现象。…     

法治民主:后发国家的政治选择

一．“法治民主”与“自由民主”现代西方学者关于民主政体的判断标准有三次演变：２０世纪中期以“政府权威的来源、政府服务的目的和组成政府的程序”三者并重；此后熊彼特批判了“来源”和“目的”的含糊不清而认定“程序”具有决定意义，即“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此后，亨廷顿认为“选举民主”还有疏漏，主张以“自由民主”来为“民主”作更准确的定义，当然，“自由民主”的核心还是选举［１］。不知他们是否注意到，在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一手抓民主，一手抓法制，勾画出一个“法制民主”…     

阅读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四题（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今世界，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各种观点五花八门。在这些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要引起我们警惕。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等等，完全混淆了这两种根本不同的主义。对此有必要做出有力的回答，以正视听。我们可以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合上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     

民主与法治：相辅而相成——兼与潘维先生商榷

毋庸讳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而且一般公认的改革方向是建立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法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在《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民主迷信与咨询型法治政体》(《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秋季号)、《民主与民主的神话》(《天涯》,2001年第1期)等一系列文章中,潘维指出：政治改革的导向存在民主化和法治化两种选择,二者不可能同时兼得。根据中国的国情,也参照新加坡、香港“有法治缺民主”的成功经验和俄罗斯等国“有民主缺法治”的惨痛教训,我们应该选择以“咨询型法治”为方向的政改方案,而且只要“建立了法治的国家体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顺利结束了。”     

新书推荐

《中国震撼》 张维为教授走访100多个国家，以其独特观察和理性分析，丰富了“中国模式”的深刻涵义，更提出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     

民主与法治:相辅而相成——与潘维先生商榷

毋庸讳言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而且一般公认的改革方向是建立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法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１］。但是在《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 (《战略与管理》 ,１９９９年第５期)、《民主迷信与咨询型法治政体》(《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２０００年秋季号 )、《民主与民主的神话》(《天涯》 ,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等一系列文章中 ,潘维指出 :政治改革的导向存在民主化和法治化两种选择 ,二者不可能同时兼得。根据中国的国情 ,也参照新加坡、香港“有法治缺民主”的成功经验和俄罗斯等国“有民主缺法治”的惨痛教训 …     

“西方民主”还是源于西方的民主

既然笔者不采用“中国的民主”的说法，自然也不会采用“西方的民主”的说法。这种说法不能区分“属于”还是“源于”，容易把本质论与发生学混淆起来。许多学者喜欢比较中西或者东西（方）历史、文化、制度、思想，却没有意识到这里面隐藏着许多理论和方法上的陷阱。在文化比较研究中，有两个最著名的问题，即所谓李约瑟问题和韦伯问题。模仿这两个问题，也可以针对民主提出：“为什么在中国没有产生现代民主？”“为什么偏偏是在西方产生了现代民主？”在试图回答之前，应当审查在提问中是否暗藏玄机。让我们先从考察李约瑟问题和韦伯问题…     

中国文化中大领导力概念解析

西方有调查机构发现，存在着一种领导特质是构成企业业绩持久的要素。这种领导特质表现为企业一把手的一种表面看来有点矛盾的性格：“谦逊而执著，腼腆而无畏”。对于这个“令人震惊”的结果，包括曾获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杰出教学奖的管理学大师詹姆斯·柯林斯在内的很多业内专家也并没能够继续作出深入有力的剖析，进而给出如何能够发展成为第五级领导者的有价值的建议，而只是停留在对结论的可靠性进行说明。事实上对一个有中国底蕴的人来讲，这个结论并非“令人震惊”而是不言自明。这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     

论普及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不可或缺

什么是民主，为什么要普及民主，如何普及民主，这是笔者多年来思考的一个问题④，至今还没有思考成熟。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笔者愿把这点不成熟的思考奉献出来，请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仁们批评指正。“民主”这个词的用法很多，正如美国学者乔万尼·萨托利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民主观混乱为特色的时代里，民主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用来叙述不同的故事，其内涵歧义丛生，斑驳错杂。民主概念的复杂性传递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不同的民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对民主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模式，     

“还权于民”中的权利本位

近期以“还权于民”为主题的思想解放大讨论，讨论的目标直指呼之欲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当然认同“还权于民”式的政改，只要它别老停留于讨论而无遑落实。但我还是有所讶异，只要是民主，无论是西方民主还是中国特色民主，理论上，这个“权”如果是权利的话，本来就应该在民间。可是，为什么几十年来，我们的权利却在政府手里，     

努力让每个孩子“上好学”——推均衡促公平谱写鹤山区基础教育新篇章

当今世界，要看一个国家的实力，不能不考察其教育；要看其教育，不能不从基础教育看起。因为基础教育之“基础”，是国民教育的基础，是人才培养的基础，也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目前，我国的教育，很多地方已经从“有学上”进入到“上好学”的阶段。然而．由于各省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义务教育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学校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差异，所以，今天我国基础教育面临的新任务，就是要让来自不同社会背景、不同阶层的儿童和青少年都能享受相同或相近的公平的优质教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教育公平的基础。“教育均衡”的内涵就是让每个学校每个学生平等分享教育资源。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面对我国这样一个现状，假如要强调教育质量的公平，就要强调区域内的公平。就要从区域内、校际间的公平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