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出版文化史论》

章宏伟先生的大著《出版文化史论》,学界专家,视为佳作。中国出版文化,历史十分悠久。蔡伦造纸与印刷技术,在世界文明史上,独着先鞭,影响深远。中国的书籍,竹简帛书,敦煌文书,唐人卷轴,两宋刻本,都是历史的灿烂,也都是文明的辉煌。中国文化传统,一向重视历史。左史记言,右史书事,周秦宝笈,屡见载记。编年、纪传、纪事、典志、章节,诸种体裁,记载历史。出版文化史之编著,出版历史之撰著,此前有杨寿清《中国出版界简史》(3万字)于1947年出版。自张召奎《中国出版史概要》于1985年问世后,中国出版史论著近年来时有新作出版。章宏伟先生《出…     

《山海经》记载的巴史

《山海经》不是志怪之书,前人已有定评。《四库全书目录》归入小说类,但《书目答问》又列为古史类,应以《书目答问》为是。其书见于司马迁、刘向、王充、王逸等人的著述所征引;西晋郭璞又为之作注释,东晋大诗人陶潜的诗中也曾说“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应该说这是一部由来已久,流传有绪的古代典笈。经近人蒙文通、吕子方等人的研究,认为此书是记载古代南方民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书中不仅记载了当时南方民族的历史、地理、宗教、物产、风俗等;又比较详     

屈原问题考辨

无论翻阅哪一个民族的历史,其人物传记所记述的古代文学作品的作者,都有事实与传说参半、似是而非的情形;有许多问题要判明其真伪,令人困惑。本文要阐述的中国古代诗人屈原也和世界文学史上的人物,如古代希腊的著名诗人荷马和伊索、印度笈多王朝时代的迦梨陀娑、伊朗迦色尼王朝时代的菲尔杜西、我国的小野小町以及英国的莎士比亚等等一样,是生前详细事迹不明的“想像中的作家”。 众所周知,今日被看作中国文化两大源流的,是自公元前十世纪之西周初期至公元前七世纪之春秋时代初期创作的、集三百篇歌谣之大成的《诗经》,和自公元前三、四世纪之战国时代至公元一、二世纪之后汉时代创作的长诗《楚辞》;而屈原则是自古以     

论《周易》的符号学思想

中国古代没有符号学学科。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即夏商时代,已有卜筮之术。它通过对一些特殊符号的运作,对未来事件进行预测,其中已有符号学的萌芽。在夏代这种方法称为“连山”,在商代则称为“归藏”。到了周代(公元前11世纪起),这一套卜筮之术形式更为完备,解释也日益丰富,名之为“周易”。后来,《周易》被推为六经之首。经过历代学者的注释与补充,其内蕴已远远超出了卜筮之术的原有性质,而具有精湛深邃的哲学、文学、政治、历史与社会学的内容,也包含有系统丰富的符号学思想。     

陆机及其《文赋》

《文赋》的作者陆机,是我国封建社会在古典文学理论方面卓有成就的人物。他的《文赋》是继曹丕《典论·论文》之后我国古典文学理论的第二篇专注。曹丕的《典论·论文》与陆机的《文赋》,在古典文学理论史上虽然相距七十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两篇光辉的文学理论的著述可以互相补充,堪称我国古典文学理论论坛上的姊妹篇。曹丕的《典论·论文》以评价作家、作品为主,也兼谈了文学创作的体裁、风格和文章的作用。陆机的《文赋》以创作构思为中心,谈了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文章的体裁、风格和作用。二者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尚书·酒诰》与儒家酒德文化

《尚书·酒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篇具有法律效力的酒事管理文献,对儒家酒德文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历史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用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去审视酒事活动,把饮酒行为与国家治乱现象相联系,形成儒家“饮酒亡国”论或“酒祸”论的基本酒德文化观念。其二,对社会酒事行为严加控制管理,为历代专制王朝实施“酒禁”政策提供了儒典圣贤的历史依据。其三,把饮酒行为纳入儒家“礼”的伦理道德范畴,通过酒礼政教活动强化儒家等级有差“礼治”政治秩序。     

试论《白虎通义》的总体特征

本文通过对《白虎通义》文本的分析,认为在把握《白虎通义》的总体特征上有三个关键词“天人相与”的世界观,“唯象唯法”的方法论,“神道设教”的政治实践。它对周礼和董学既有承袭又有发展在天道秩序的建构上超越了周礼,在诸礼义理的甄别和礼制框架的设定上又超越了董学。作为东汉以后历代王朝唯一的一部官方礼典,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     

《白史》所见三王名考

藏史名著《白史》中提到三个"笈多"王名,即Kumaragupta、Harsha及Suryavarman,作者对其所作的历史定位与史实出入颇大,汉译本的译法也不能令人满意。通过对相关历史源流的考辨梳理,可以确证三个王名的汉译分别为鸠摩罗笈多、曷利沙(戒日王)及苏利耶跋摩,具体对应的人不止三位,而是六位,曷利沙与苏利耶跋摩也非笈多王朝君主,体现出东南亚文化与印度文化长期交融发展的历史过程。     

曹丕《典论·论文》与徐干《中论》

研究《典论·论文》的文章较多,但多集中于“齐气”等问题的讨论．探讨《典论·论文》与当时社会政治思想的关系,为把对于《典论·论文》的研究引向深入的途径之一．本文在指出徐干《中论》在名理学上的地位的基础上,揭著《中论》对《典论·论文》的影响,认为《中论》论证名从于实的系统性,启发曹丕把名从于实的理论运用到了对文学家的批评态度上,实现了由运用名实观批评政治到运用名实观批评文学的过渡。同时,《典论·论文》针对《中论》轻视文学的态度,高扬文学自觉的旗帜,超越了《中论》．     

试论《尚书》中的领导统御思想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它记录了春秋以前历代的许多重要史料,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学、哲学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荀子·劝学篇》说:“《书》者,政事之纪也。”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也说:“《书》先王之事,故长于     

浅谈迦梨陀娑及其《沙恭达罗》

迦梨陀娑（约350—472）是古代印度最杰出的宫廷诗人和剧作家。其长篇抒情诗（云使）是印度古代诗的瑰宝．被列入“六大名诗”之一。（沙恭达罗）是他最优秀的戏剧代表作，由于它巨大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不仅是印度古代戏剧的最高峰，也是世界戏剧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由于印度的文化传统不太注重历史，因此迦梨陀娑的生卒年月和生平事迹亦无确切的史料可考。据说他是婆罗门的后代，生活在笈多王朝盛世的公元350—472年之间，这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笈多王朝是印度孔雀王朝之后的大帝国，也是印度奴隶社会的最后一个大帝国…     

希罗多德及其《历史》

希罗多德约出生在公元前484年,卒于公元前425年,终年近六十岁。他给我们留下一部光照史册的巨著——《历史》,又名《希腊波斯战争史》。《历史》问世的时间,约在公元前430年,比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孔丘所编撰的《春秋》略晚四、五十年左右,为西方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历史著作。因此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年至公元前43年)称希罗多德为“史学之父”。确切说,应称谓“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出生于小亚细亚哈利卡纳索斯城,出身名门贵族之家。幼年和青年时代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曾积极组织并参与反对僭主的政治斗争,事     

从《圣经》中的《诗篇》看希伯来诗歌的语言特点

《圣经》——特别是《旧约》,其内容之丰富多彩是前所未有的,其巨大的吸引力更是无与伦比。它一向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主要源泉。《旧约》原文是希伯来文(Hebrew)。历史上人们相信《旧约》的作者是犹太人的领袖,如摩西(Moses)、撒母耳(Samuel)及大卫(David)等人。但近代学者认为其中很多卷帙是后人整理前世历史和记载的成果。《旧约》的一些卷书早在公元前十世纪就已出现,但最后成书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公元404年左右,学者哲罗姆(St.Jerome)参照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圣经,校定     

《诗·樛木》之“樛”“葛”意蕴生成考论

《诗·樛木》之“樛”、“葛”意蕴的生成过程大致可从三个层面着眼:一、“樛”、“葛”之本义的生成.历代学者和诗人共同参与这个过程,本着求是的原则,对“樛”、“葛”之本义进行严谨的界定与体认;二、“樛”、“葛”之象征意蕴的生成.历史地看,此过程毛诗一脉学人影响最大,他们的阐释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儒家文化的理想与期许,具有建构性;三、“樛”、“葛”之象征意蕴在诗赋中的拓展.此过程得力于历代诗人的传承与努力,使“樛”、“葛”之意蕴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积淀得愈加丰厚.     

登高之作的里程碑——谈王粲《登楼赋》的文学地位及影响

王粲的《登楼赋》可谓我国古代登高之作的里程碑。它是登高文化兴起的奠基之作，古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影响的登高之作；几乎涵盖了历代登高之作的思想内容，是其后文人登高抒怀的母体；体现了古代登高之作的最高艺术成就。充分认识这篇抒情小赋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无疑有重要意义。     

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僧佑《出三藏记集》

属于两大不同体系的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由于佛教文化的传播而开始了中印文化的广泛接触和交流.佛教经录正是这一交流过程中留下的文化宝藏.一佛教文化产生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大弘佛法,派遣僧人四处传教,印度佛教文化开始扩散到中亚细亚各国.两汉之际,佛教文化传入我国,有记载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汉字排列顺序研究与《说文》“册”字解谬

一、汉字顺序旧习的形成根据大量的商周青铜器铭文,与殷墟甲骨卜辞,以及《尚书·多士》所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证明《尚书·商书》中的《盘庚》上、中、下三篇,叙述商王盘庚迁殷事迹,确出自当时史臣之笔。又结合殷契卜辞与商周青铜器铭文内容,证实我国在公元前的十余世纪,即距今三千余年前,早已造成了一套完整的古代汉字。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文字结合实用,汉字字体也几经改革。由先秦的各体篆文——古代文字,演变为汉隶成熟以后的各种今体文字。但汉字的先后排列顺序,一直保持着自上而下,自右行起至左行的习惯。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拼音文字,从左到右横写的方法不同。而左起横写,对读者与书写者来说,确较方便。何以汉字顺序成为直行右起?有其历史的客观原因。郭沫若在其所著《殷契粹编》中,所收第114片甲骨,凡有横划之字均缺刻横划。此乃未曾刻竟的一片甲骨。由此可以推知殷人锲刻卜辞的方法,是执刀锋刃向内,逆入直下,取其省力     

从《通典·食货典》看杜佑富国安民的经济思想

从《通典·食货典》看杜佑富国安民的经济思想徐大英杜佑编撰的《通典》，详细记述了历代与治国密切相关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典制法令，各种评论，以及作者自己的主张和见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稗得失者，每事以类...     

论杜佑《通典》与刘秩《政典》

唐朝著名历史学家杜佑编著的《通典》一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综论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的史学专著。由于杜佑《通典》的出现,开创了中国古代史籍中专门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这种体裁,于是《三通》、《九通》以及会要之类,巨著长编,相继出现,蔚为大观。所以杜佑《通典》在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上据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表现在《通典》中的杜佑的政治思想和史学观点的进步成分,对当时以至后代政治和史学的发展。对当时以至后代政治和史学的发展,都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尤其是杜佑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详述其沿革损益,议论其是非得失,并不是为了“好古”,而是为了“经世致用”,“将施有政”,“度其古”而“行于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古为今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参考。这种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与现实密切结合的精神,至今仍是值得批判地予以继承的。     

文学自觉时代的第一声号角──《典论·论文》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学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价值观，“文气”说的创作论，“文非一体”的文体论，并针对“文人相轻”提出“审已度人”的文艺批评的态度。从而确定了曹丕在文论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典论·论文》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