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统治河陇时期司法制度初探

本文运用敦煌、吐鲁番等地所发现的汉藏文献和汉藏传世史籍的有关记载,对吐蕃统治河陇时期的司法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吐蕃统治河陇时期的司法制度既继承和发展了本民族法律传统,又对唐朝司法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模仿与借鉴,对后世河西归义军政权和藏族社会的司法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吐蕃统治河陇时期司法制度再探讨

通过对敦煌藏文文书P. T. 1078号诉讼案卷所涉吐蕃职官和制度进行分析,并结合其他文书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吐蕃瓜沙地区司法上诉程序,可以得知吐蕃时期当地官府对僧人与俗人之间,或僧团内部纠纷案件的上诉与普通上诉案件是区别对待的。再结合11世纪藏文史籍《弟吴宗教源流》记载的吐蕃司法制度进行分析,认为16世纪藏文史籍《贤者喜宴》关于吐蕃司法制度的记载源自《弟吴宗教源流》,但对之进行了简化,使人不易理解,《弟吴宗教源流》所记载的内容更为详细、准确,值得学界予以重视,从中也可以了解唐朝司法制度对吐蕃地方司法制度的影响。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职官四题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在当地设置的税务官(khralpon)和文书官(yigepa)分别负责赋税征收和公文处理、田亩登记等事务。他们在汉文文书中被称为判官,与唐朝的孔目官和掌书记有相似之处。营田官(zhingpon)和水官(chumngan)则分别负责土地分配调整、农田水利管理等事务,按部落大小分别设置不同数额,且有不同级别。他们与唐朝的营田使、都水令等职官相似,但也有自身特点。吐蕃营田官对归义军营田使有重要影响。     

吐蕃统治

大唐和吐蕃在青海境内军事争战,确曾“月明西海上,伴人征戍愁”。安史之乱起后,唐廷把陇右、河西各地精兵东调平乱,边堠空虚,向吐蕃敞开了西部国门。吐蕃则先蚕食沿边州郡,再重点突破陇右,遮断河西,兵锋直指关中。 公元756年吐蕃占石堡城、威戎军、安人军和洪济桥、百谷城、雕窠城,日月山和河曲一线尽入吐蕃。757年占河源军、鄯州和漠门军。760年占廓州。青海东部地区尽入     

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

敦煌吐蕃文文书中的■(岗)的本义应与西藏近现代封建农奴制社会中■(岗)的含义相同,为一定面积的耕地;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负责人将头的另一称谓■(五十岗) 即管理承种50岗耕地民户的负责人,又被称为■(百户长);■(五岗)即管理承种5岗耕地民户的负责人。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对后世河西归义军政权和藏族部落都有一定影响。     

唐代吐蕃的氏族

唐代吐蕃政局的发展,关乎于二因素:其一为宗教因素,是为苯教与外来宗教佛教之间的竞争与抗衡;其二就是更为重要的吐蕃氏族之间的合纵连横,及其与吐蕃王室的关系。若直言之,吐蕃的体制是为"贵族官僚制",推动吐蕃历史的动力,就是各氏族间的竞合。文章根据大量藏文原典史料,通过对唐代吐蕃各氏族的发展概况、各氏族与吐蕃王室的关系、氏族团的形成、各氏族的竞合、吐蕃王室如何寻觅合作对象和社会基础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唐代吐蕃的政治力与社会势力之间的演变关系。     

吐蕃统治下的于阗

公元七世纪初期,吐蕃迅速崛起,成为青藏高原上一个强大的军事王朝.在政治上,松赞干布制订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与唐朝联姻修好;在军事上,对内征服象雄.统一全境.对外征服吐谷浑,占领丝路,后来,向西域进攻,与唐朝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最终导致了安西四镇的陷落,使于阗一度成为吐蕃的臣属.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综述

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的研究,相对其他各期石窟的研究比较薄弱,目前还没有系统的专题研究论著出版.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就敦煌吐蕃期洞窟的研究,通过分类的方法,分别就综合研究、洞窟营建史、分期、洞窟个体、专题(如单个图像等)、榆林窟第25窟研究、莫高窟第365窟汉藏文题记、画风、供养人图像与服饰、经变画专题等问题的研究作了回顾并就吐蕃期石窟研究的特点作了总结.     

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

唐沙州敦煌县从化乡是敦煌粟特人建立的聚落,以安城为中心形成了以粟特人为主体的贸易集市,集市的管理人员和行头几乎全部由粟特人担任。纪末,敦煌被吐蕃占领,在吐蕃统治敦煌这60余年里粟特人处境怎样?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势力及其变化如何?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此还没有专文论述。池田温先生《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一文认为粟特人作为一个聚落“在八世纪末吐蕃占据敦煌时就基本消亡了,其中有势力的人有的归还了本国,有的散入回鹘势力圈内或其他地方,剩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吐蕃占领敦煌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写经活动,时间长、人数多、规模大、拥有完善成熟的写经制度成为这个时期的写经特点.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写经生选拔、经费来源及执事人员设置等方面,探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寺学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为实行蕃化统治,大力推崇佛教,扶植宗教势力,使寺院垄断了教育,寺学教育逐渐代替了唐以来地方州县学教育.因此,其性质、教学内容、教材选择以及教师和学生的身份都与传统的州县学教育有所不同.寺学教育对于打破贵族垄断教育、使教育面向大众传播和普及文化知识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官府牧人

吐蕃统治敦煌的官府牧人来自当地居民,放牧马、驴、羊等牲畜,每年向官府上交毛、皮、肉等畜产品,并提供畜力。官府则给其一定口粮,对他们放牧的官府畜群进行定期检查。这一做法源自吐蕃本部,并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官营畜牧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考察

本文通过对敦煌石窟、特别是莫高窟属于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洞窟中的供养人画像的考察研究 ,指出这一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的特殊性 ,如有供养人画像的减少、东壁门上首次出现供养人、吐蕃装男供养人与唐装女供养人共存、僧人多于俗人、供养人画像题记之简略化等新特点与新现象 ,并作了详细分析。文中也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壁画《维摩诘经变》中出现的“吐蕃赞普礼佛图”作了探讨     

试论吐蕃统治下汉人的地位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从河西、陇右抽调了大批驻军,东向平叛。长期窥伺唐朝西北地区的吐蕃,乘虚而入,到广德元年(763年)前后,占领唐陇右诸州,至贞元七年(791年),又攻占了唐河西数州之地。从此,河、陇地区相继为吐蕃所统治。若从公元8世纪中叶吐蕃进据陇右算起,到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起事,推翻吐蕃在河、陇的统治时止,吐蕃统治这一地区近百年之久。     

唐代吐蕃与粟特关系考述

7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吐蕃进入西域、河西走廊,与唐朝争夺安西四镇、敦煌等地,其间在进出南疆、河西乃远至中亚地区之际,与粟特人有了密切接触,甚至鄯善、敦煌等地的粟特移民一度成为吐蕃治下的属民.此外,吐蕃与粟特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方面亦有广泛的交流,对两族各自的社会经济进步均起到积极的作用.     

唐代西域吐蕃人生活管窥

唐代西域吐蕃人生活管窥薛宗正吐蕃乃藏族的先民，公元六世纪末其核心部落悉补野氏崛兴于雅鲁藏布江南岸的邪垄地区，一统帕米尔高原诸羌。至松赞同布之世又拓境河源，与唐朝联兵，共灭吐谷浑，瓜分其国，噶尔家族柄政之世与唐朝关系恶化，自龙朔元年（６６１）攻占护窑，...     

唐代吐蕃众相制度研究

唐代吐蕃的宰相制度,是吐蕃官制中最具变化和代表性,且影响吐蕃王朝最深者。吐蕃王朝的宰相制度,历经四变:其一为独相制;其二为众相制;其三为僧相制;其四为回复众相制。其中众相制的推动与实施,对吐蕃王朝影响极其深远,包括确保了悉补野氏政权的祚命,稳定了当时吐蕃的政局,阻绝了臣下太阿倒持的现象,赞普重新站上了国家最高领导者的位置,也使得赞普王室手中多了操控吐蕃政治与吐蕃氏族生态的利器。文章以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大事纪年》及吐蕃碑刻铭文为主要史料,勾勒出吐蕃众相制的部分轮廓,并对其内涵进行了分析,包括众相的官衔、员额、任期、职权以及众相是为大论的候补人选等,认为吐蕃成功地师法唐朝的众相体制,且深得众相制的精髓,再次证明了唐蕃文化关系的密切程度。     

唐代吐蕃的僧相体制

一、前言 唐代吐蕃的相制与吐蕃政教情势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早期,在赞普都松芒保杰(Vdus srong mang po rje公元676—704年在位)族灭论钦陵(mgar khri vbring btsan brod)大相一族(公元699年)之前,吐蕃实施的是独相制。即由一人单独担任大相(blon chen po, blon che),由其实际负责吐蕃政府的运作,大小     

从《吐蕃大事纪年》论唐代吐蕃的史学

文章利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吐蕃大事纪年》与《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汉文史料,通过相互印证和比对唐蕃双方对于同一事件或相关事件的记载来比较双方对于历史的记录方式,指出《吐蕃大事纪年》的写作方式呈现出我国传统纪传体中的本纪体例,其记事简陋,只是作为彰显王权、纪录统治阶层活动使用.同时,《吐蕃大事纪年》中的多次纪录征收赋税为吐蕃王国的年度大事与吐蕃独尊于天下的世界观等.从唐代吐蕃史书的写作方法及特色来看,明显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而逐渐使用固定词语的历史纪录方式,显示出其发展已有一段进程,亦已初具国史规模.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时代特性

本文通过对敦煌中唐吐蕃统治时期石窟艺术几个方面,如洞窟建筑形制的规则化、一窟内经变画的大量增加、经变画新题材的涌现、维摩诘经变中的赞普礼佛图、屏风画与经变画的结合、供养入画像的变化等现象的初步分析,认为吐蕃统治下石窟艺术因历史时代的改变而发生的相应变化,反映出艺术与历史时代的深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