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孽海花》的思想內容和社会作用

曾朴的《孽海花》自出版以来,一直是一部十分流行的小说。出版初,不到一二年间,竟然再版十五次,销书五万冊;解放以后,曾先后由三个出版社重印,总印数约二十多万冊。可见在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至于对《孽海花》的评价,历年来,许多评论文章和文学史著作,都认为它“表示了一种很强的革命倾向”,把它看作是“革命小说”。最近也有一些同志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孽海花》不是一部“革命小说”,从总的思想倾向来看,它     

论晚清谴责小说的“匡世”特点

十九世纪末,晚清文学崛起一股批判现实主义思潮,一批揭露官场腐败、抨击社会黑暗的小说纷纷问世。其中《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是这批小说的代表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此为“谴责小说”,并指出它们“命意在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对于鲁迅所说的“匡世”,近代文学的研究中历来说法不一,近年来,有人将     

《孽海花》简论

在中国小说史上，《蔡海花》是一部当之无愧的文学名著。它的出版，曾在20世纪初期的文坛引起轰动，在不长的时间里，先后再版十余次，“行销十万部左右，独创记录”（范烟桥《荤海花侧记》）。专家的评论亦颇为热烈，著名小说研究专家蒋瑞藻在《小说枝谈》中，转引《负暄琐语》的评论说：“连年新撰小说风起云涌，无虑干百种，固自不乏佳构。而才倩纵选、寓意深远者，以《蔡海花》为巨率。”一代古文大师、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林琴南，对之推崇备至，“叹为奇绝”。鲁迅对此书亦多有褒扬。然而，不同的声音亦复有所闻，胡适以为，“《孽海花…     

谈谈《儒林外史》和谴责小说的思想倾向

《儒林外史》对晚清的谴责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鲁迅在谈到谴责小说时,曾肯定它的“命意在于匡世”,其思想与《儒林外史》相近。胡适更认为谴责小说“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儒林外史》之所以对谴责小说产生直接影响,首先是因为时代特点有共同之处。吴敬梓生活的雍、乾时代虽为“盛世”,但其中也已包孕着“末世”的危机。谴责小说     

《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作者思想的文化解构

《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三部小说的作者吴敬梓、曾朴、钱钟书有着很大的文化心理趋同。他们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走向的省思,又有着对知识分子人格建设和价值定位的观览。他们分别以小说的形式探索了各自时代的民族未来和传统文化走向。     

论林语堂小说人物与文化

30年代，林语堂以小品在国内博得“幽默大师”的名号。出国以后，又以小说在西方“红透半边天”。其小说创作成就虽不如散文小品，但影响却远在散文小品之上。小说代表作《京华烟云》（《瞬息京华》），是作者献给西方的“福音书”，曾畅销欧美，是作者引以“自豪”，认为可以“传世”的杰作。但是，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在西方与在国内却大不相同。西方人认为“《京华烟云》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之经典之作”，“是现代的《红楼梦》”①；在国内，则认为它缺乏真实性而并不欣赏。林语堂小说同他的文化论著《生活的艺术》一样，意在向西方传扬…     

《痴人说梦记》在晚清新小说史上的地位

由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发端的晚清新小说,迈过了以外国历史为题材的改革小说和以亡国灭种的警报为主题的爱国主义小说为主要形态的发轫阶段以后,1903—1905年三年间,《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煌煌巨著竞相问世,汇成新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潮。而旅生的《痴人说梦记》,则是这一高潮中产生的重要作品之一。 长期以来,评价晚清小说的某种思维定势,妨碍着人们发现和开拓的眼光。比如,批评晚清小说只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甚至联缀“话柄”,过甚其辞,无所谓“含蓄蕴酿存其忠厚”,更谈不上正面理想的光芒;又如判言晚清小说多是《儒林外史》的模仿品,没有结构,没有剪裁,“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所以只好别称之曰“谴责小说”。这种单从部分作品的外表现象推导出来的普遍判断,是经不住检验的,晚     

社会政治批判与审美化的两极偏离——略论晚清谴责小说的人物塑造

一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封建帝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移化,伴随着经济结构、阶级关系的变动,引发了社会心理、文化思潮的激荡。小说作为改良社会工具的主张,得到普遍倡扬。新闻、出版事业的发达,造就了一批专业作家,使创作和翻译小说的数量短期内达到一千种以上。其中,最能反映这一历史转折时期时代特征的,当推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四部谴责小说。对此,鲁迅作了颇为精当的分析:     

《孽海花》“谴责小说”之异见

将作为文学史上小说创作第二次高峰期的清末小说，仅用"谴责小说"来界定描述，有笼统简单之嫌，而将《孽海花》许为此类小说之代表作品也有商榷之必要。"谴责"只是一种"时期风格"，经过曾朴整理增撰后的作品，却在不失其时代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作为历史小说的特征。其立意重在纵向的历史画面而不是横向的社会图景，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明显不同。     

张竹坡的《金瓶梅》批评观

张竹坡评点、刊刻了《第一奇书＜金瓶梅＞》，写下了十几万字的评论，肯定了《金瓶梅》的写实成就，总结了《金瓶梅》的艺术经验，给这部巨著以很高的评价。在中国的小说批评史中，形成了理论体系，填补了一个空白。认为《金》只不过是细细摹仿了诗经而已，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认为《金》书“乃作者一腔炎凉痛恨发于笔端”，借以发泄对当时社会现实之不满；肯定其“画像”本领，“描神追影”，人物形象，历历在目。个性突出；其结构“枝枝叶叶，皆脉脉相通，却又一丝不乱”。     

《受戒》:新时期小说的真正开端

一般认为 ,新时期小说始于刘心武的《班主任》 ,但是 ,从新的视角来分析 ,1 980年发表在《北京文学》十月号上的汪曾祺的《受戒》才是具有“全新”意义的小说。这篇小说具有新的价值坐标 ,呈现为一种“革命性” ,无论是主题、视角、文体还是艺术本质、作家的审美意识、小说的艺术精神都有极大的变革 ,有着全新的面目。它在主题、文体、美学风格等方面对新时期小说都产生了影响。     

近代小说中的思想火花——《孽海花》中的议论研究

作为近代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中运用了大量的议论,成为该书的重要特色。而研究者对此重视不够,未充分认识它们在小说中的价值和作用。本文将从小说中使用议论的渊源、类型、内容、运用方式等方面对此进行探讨。     

一个并未真正解决好的问题——也谈近代小说理论关于小说与社会关系的认识

小说与社会的关系,是近代小说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之一。这方面著述颇多,而观点不外乎两种: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片面夸大小说的社会作用,完全颠倒小说与社会关系的观点;二是以黄人、徐念慈为代表的,认为小说既反映社会又反作用于社会的观点。那么,在近代后者是否彻底纠正了前者的偏颇,从而使正确的观点完全占了上风?学术界历来倾向于肯定的回答。如,刘柏青在《晚清的小说理论》一文中说:1908年以前“梁的观点一直成为统治的观点。到1908年《小说林》问世,东海觉我、黄摩西等人才对梁的观点作了有力修正。”(见《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49—1979)小说卷)裴效维在《近代小说理论的勃兴与价值》一文中认为:“从理论角度看,梁启超等人的观点显然是不科学的……然而,梁启超等人在理论上的缺陷,也很快得到了其他理论家的纠正”,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小说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见《中国近代文学百题》,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对此,我以为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因此提出质疑如下:     

论近年来“长城小说”题材内容的新变

重点关注了《王白的长城》、《湖光山色》等几部“长城反思小说”与“长城乡土小说”,通过叙事形态变化和社会价值变化两个层面,论述了近年来“长城小说”题材内容的变化.在叙事形态上近年来有关长城的反思小说和乡土小说引人关注;而在社会价值方面长城小说呼唤“生态意识”、“家园意识”的回归,引发了人们对环境的忧虑以及对古长城开发与保护的深思.     

《白猿传》写作动机辨

初唐小说《补江总白猿传》的写作动机,自宋代以来,几乎众口一辞,都认为乃时人为诽谤欧阳询而作。有的还把它与后来的《周秦行纪》视同一类作品,说:“唐时风气,往往心所不慊,辄托文字以相诟,如本《传》及《周秦行纪》皆是已”。(汪辟疆:《唐人小说·补江总白猿传》附识)甚至明智如鲁迅,也认为:“是知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其由来亦颇古矣”。(《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这简直就是把它当作攻击小说的始作俑者了。如果确是这样的话,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篇小说了。笔者不同意此说,故不得不予一辨。     

市人小说、“世情书”与《红楼梦》——《红楼梦》艺境探微

历史的源流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红楼梦》是属于“人情小说的分类;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鲁迅又曾把清代小说分成四派,而称“人情派”小说是“以著名的《红楼梦》做代表。”何谓“人情小说”或“人情派”?溯其源流,还要从宋元平话讲起。在讲到“明人情小说”时,鲁迅对它的特点是这样概括的:“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     

我国小说概念的变迁及其源流

众所周知,小说是一种通过塑造人物形象和描写故事情节、环境从而反映社会生活的叙事性文学样式。但是,对于它的概念的变化,特别是对于它的起源之说,却似乎未必人皆了然;认识也不是尽人皆同的。 小说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涵义。在先秦,小说通常指的是一些浅薄琐屑的言论。例如《庄子·外物篇》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所谓“小说”,指的是那些不关庄子学说的其他言论。庄子认为这些言论肤浅而鄙陋,不足为道,用它们去求取高名美誉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庄子为了论说自己的哲理而作的一个比喻。这和儒家贬斥宣扬礼义而外的其他学说和技艺为“小道”(《论语·子张》)很有一些相似。他们都贵己轻人,认为自己的学说是那样深奥与美好,而视别种技艺和学说为微末,通统称之以“小”;说什么“致远恐泥”,深怕那些“小道”会     

作为哲理小说的《围城》

一、《围城》的哲理小说定位《围城》研究五十年，许多问题仍争执不清，我认为关键在于《围城》小说品格的准确定位。普遍的看法是，《围城》具有流浪汉小说的结构特点，或是流浪汉小说结构模式的采用与精神实质的反仿。最早执论者是林海，在《<围城>与“TomJones”》中，他指出：“这两部作品都是所谓恶汉体的小说……”并分析了此类小说的特点。夏志清也指出：“《围城》称得上是‘浪荡汉’（picaresquehe）的喜剧旅程录。”EdwardM．Gunn承袭这一基本说法，并将方鸿渐与传统浪荡汉形象予以比较。我认为《围城》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哲理…     

现代文明中的整体性与分裂性的矛盾--评戴·赫·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

《儿子与情人》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它记述了劳伦斯早年的生活经历。在这本书里,男主人公保罗精神上与感情上的分裂倾向,完全符合弗洛伊德心理学中“俄荻蒲斯情结”的症状,因而许多评论家与心理学家认为,这本小说为“俄荻蒲斯情结”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病例。但是,这本小说不仅仅是一个精神分析小说,它同时向人们展示了男主人公保罗的生活模式由于屈从于他人,(尤其是他的母亲,葛楚)甚至屈从于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受到阻碍。正如劳伦斯所说:“这是英国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的悲剧。”保罗的悲剧有他的历史原因,那就是“俄荻蒲斯情结”。弗洛伊德是第一位…     

岛崎藤村《破戒》与等级社会的对决——基于基督教视角

就《破戒》性质的评论分为“告白小说”和“社会小说”两大对立的阵营,但二者一致认为:濑川丑松的告白和移民德克萨斯是其不彻底自我的表现,也是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屈服和逃避.但基于基督教并结合《圣经》文本重新审视,就会发现这些均为基于宗教他力救赎信仰的抗争行为,丑松绝非屈服于现实的懦夫.藤村也藉此表达了对残酷的种姓制度和身份等级社会的谴责和彻底抗争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