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王船山的“继善成性”和“习与性成”

<正> 王船山在阐述人性论时,提出了“继善成性”和“习与性成”两个重要的命题。对此,学术界的前辈们已有所论述,但多“语焉不详”,且在看法上还有在分歧。笔者不揣浅陋,谨就此略述一得之见,向学术界的前辈们请教!     

论王夫之的“成性”说

<正> 王夫之对中国古代哲学作了比较全面的批判总结,达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本文只论述他所作的批判总结在人道观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苟子和《易传》)的“成性”说,比较正确和有力地驳斥了宋明唯心主义理学家的“复性”说.     

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从"继善成性"和"性善"说起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关于“两种生产”真正含义的辨析

“两种生产”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本文对“两种生产”的真正含意提出了新的见解。作者认为,长期以来人们误解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序言中提出的“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这“两种生产”是“历史中的决定因素”的本意,指出不能把“人类自身的生产”简单地归结为人口问题。     

我国的两种“奇正”说

"奇"与"正"是<孙子兵法>和<文心雕龙>的重要范畴.二者虽然研究对象不同,具体操作迥异,但都是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指南,都是东方智慧的结晶.因此,这两种"奇正"说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军事学和文艺学无疑是有借鉴价值的.     

试论“三纲”的两种含义及其历史演变

中国历史上的"三纲",本义并不是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是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大伦;因为这三伦被视为一切人伦中最重要的,为人之大伦或人伦之纲,故称"三纲"。这一"三纲"本义承《尚书》《诗经》的纲纪传统以及先秦的"大伦"思想而来,经董仲舒阐发、《白虎通》界定,在汉代以来一千多年里占统治地位。宋代以来,狭义"三纲"概念,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于朱子等人影响而日益流行,但严格说来,很难说后起的狭义代替了本义,而最多只能说狭义合并了本义。正因如此,一直到清末,仍有大量学者从本义而不是狭义使用"三纲"一词;即便朱熹、吕祖谦、真德秀、吴澄、宋濂、丘濬、湛若水等许多认同狭义"三纲"概念的人,也同时把本义作为狭义的宗旨,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本义使用"三纲"一词。因此,忽略本义,将"三纲"不加分辨地等同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无法理解古人"三纲"的真实含义和思想,进一步导致其被现代人歪曲甚至妖魔化。     

说“两”

说“两”孙向阳本文从发展的角度考察“两”的词性、词义、表达形式及其发展趋势，对马国权西周春秋金文中“两”用为数词和王力“上古的‘两’，最初是表示天然成双的事物”①的观点提出疑义。一马国权在《两周铜器铭文数量词初探》②一文中认为“两”用于车是量词，用于...     

谈王国维的“两种境界”说

谈王国维的“两种境界”说苏晓江论诗词而倡境界之说，虽非王国维所首创，然一经其在《人间词话》里用来作为评价作品优劣的尺度以后，这个概念便广为流行，得到公认，是王氏的一大贡献．不仅如此，王国维作为一个对中国古代文学造诣极深的词论家，还对境界一说进行了更深...     

“一继一及”非“鲁之常”说

《史记·鲁世家》中的记鲁庄公弟叔牙之言回："一继一及,鲁之常也。"不少学者道认为"一继一及"便是鲁国乃至当时普遍的继承制度。其实,那只不过是鲁国国君继承谱系的表面现象,是叔牙企图使其同母兄弟继位的一个借口。当时实行的制度以"摘长子继承制"为原则,从而按"择贤"、"立长"、"以人"等方式进行的选择继承制。     

分清两种含义的使用价值

洪远朋在《〈资本论〉札记》一文(《复旦学报》1982年第3期)中说,使用价值是否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关键在于分清两种不同含义的使用价值。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存在着两种不同含义的使用价值。一种是直接满足需要的使用价值,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另一种是用于     

决定论的两种含义辨析

决定论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它有时指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有时又指事物发展的确定性和可预言性,如此等等。笔者认为决定论有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和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两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表述形式,两者不加区别的混同使用是导致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争论的根源,区分这两种含义是澄清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争论的基础。     

阶级性的两种含义和真理

要弄清真理的阶级性问题,不仅要弄清什么是真理,而且要弄清什么是阶级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性,都是从他们的社会作用,从他们体现了哪个阶级的利益和意志、为哪个阶级服务的意义上来界说的。据此可以说,当我们说理论有阶级性的时候,阶级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只能是:该理论     

试论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关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下文简称为“两种含义”)的内涵、作用和相互关系的问题,经过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三次大讨论,讨论的层次不断深化,但是,至今仍没有取得共识。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也就是价值规律理论,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统一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什么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写道: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显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被看作是一种具有正常、平均性质的劳动时间,这种正常和平均性体现在生产条件和劳动素质两个方面,并且这种正常性和平均性的范围是制造某种使用价值的一个生产部门,这意味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首先是在生产同种商品的一个部门内确立起来的。     

以“心知”为人性善立说──戴震“知即善”性善说的理性论特点

“知即善”是戴震哲学中一个十分著名的命题。戴震提出这一命题,旨在为性善说寻找理性论的根据,以对抗程朱理学以“理”说善的观点。知何以是善?知何以能使人为善?这是戴震“知即善”性善说的中心议题。本文将就这些问题略作讨论。     

孟子“民心说”的两种向度及其完备形态

在孟子那里,"民心"一方面是政权来源或转移的根源,另一方面则是政权合法性的根据。但孟子主要从感性欲求的角度来讨论"民心",认为民心之向背主要取决于政权能否满足民众的感性欲求。这便可能会默许一种能够满足民众感性欲求却思想专制的政权也具有合法性,也可能会认同能够获得民众支持的阴谋家的夺权也有合理性。通过揭示孟子思想中蕴含的民众具有欲求义理的本性,可推知"民心"可以具有义理欲求的向度。胡瑗对此有过清楚的阐发,借此我们便可以明确完备形态的"民心说"包含感性欲求与义理欲求两个向度,由此许多理论困境也能得以克服。     

简析宋明时期“成性” 与“复性” 之争

宋明时期理学盛行,儒学主要以理学的形式得到复兴,并且逐步取得了支配的地位。理学唯心主义者二程、朱熹等继承和发挥了唐代李翱以及禅学的观点,大倡“复性”说,主张用穷理尽性的方法来“复其性”、“复其初”,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寻找理论上的依据;而王安石、王廷相、王夫之等人,却用“成性”说来反对宿命论的“复性”说,提出了“性     

“才财两富”说质疑

何谓“才财两富”?请看简又文的说法:“其(指石达开)初入拜上帝会,似是先因洪氏在贵县久闻其大名,且才财两富,特亲往说服之。”简氏于1943年著《太平军广西首义史》时已持此说,至1959年著《太平天国全史》时,说法仍旧。这就是说:石达开之参加革命,是洪秀全、冯云山去邀请的;为什么要邀请他?是因为他一有才干,二有家产。     

区别人道主义两种含义具有重要意义

人道主义的内涵是什么?长期以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一部分同志认为,人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水火不容的。他们对人道主义采取彻底否定、一概抹杀的态度,把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世界观变成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以至于连革命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也不宣传了;另一部分同志又看不到人道主义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一个流派,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完全归结为或部分归结为人道主义。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胡乔木同志《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指出,人道主义“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