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理政权的军帅制——再论大理政权的性质

大理政权的基本军政制度是军政合一的军帅制。军帅制不同于自秦汉以来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帝制。封建君主帝制是中国封建社会贵族地主阶级实行专制统治的政治制度。军帅制则是农民起义军在农民战争中组织和领导农民起义军与封建专制帝制斗争的政体。大理政权的最高统帅总统兵马大元帅,不是一家一姓世袭的皇权的承袭者,而是在反清农民战争中,由各路起义军首领推举,拜帅任职,执掌大理政权最高权力。大理政权帅府采取合议制。帅府是大理政权的最高权力机构,主管大理政权军政事务。     

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

近年来,史学界对杜文秀所领导的大理政权性质的分析,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是农民革命政权,有的认为是开明的地主商人政权,我初步认为,基本上是属于农民革命政权。十九世纪中,腐朽的清政府在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各地人民起义的打击下,已摇摇欲坠,为了维持和巩固其在云南的反动统治,大力扶持汉族地主武装——团练,作为自己的支柱,并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纠纷,企图用“分而治之”的办法,用民族仇杀事件来转移和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清、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结果更加刺激了阶级矛盾和民     

试说杜文秀服毒赴清营的性质

杜文秀是清咸丰、同治年间云南迤西各民族人民反清大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以他为首的起义政权——大理政权坚持反清斗争十六年,给清王朝在云南的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在近代云南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872年12月,在大理城即将被清军攻破前夕,杜文秀为避兔清军屠城,决定在服毒后去见清总兵杨玉科。他被送到清营后,立即被杨杀害。     

杜文秀大理政权是“封建割据政权”吗?

本刊2010年第1期《杜文秀卖国说辩诬》栏目,共刊出3篇文章,第1篇文章是林荃先生的《杜文秀大理政权是封建割据政权吗?》文章对高鸿志先生在其所著《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一书中一些诬蔑杜文秀及大理政权的观点进行驳论。高鸿志先生于1998年在黑龙江出版社出版了《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一书。他在书中认为杜文秀派使赴英乞援,杜文秀受了刘道衡的愚弄,派其出使英国,从而在对外关系中铸成大错。因此,有必要继续探讨杜文秀政权对外关系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根源。所谓的根源是指阶级根源。高鸿志先生在《杜文秀在对外关系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根源》一节中,探讨了杜文秀对外关系中所犯严重错误的阶级根源,认为大理政权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大理政权仍属地主阶级性质,是封建割据政权。高鸿志先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杜文秀大理政权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割据政权。第一是当时的社会状况、阶级斗争形势及其与杜文秀起义的关系;第二是给杜文秀划分阶级成分,杜文秀是出身回族士绅家庭;第三是从几方面来论述大理政权仍属地主阶级性质。林荃先生就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反驳,史料翔实,立论公允。尤其是作者以大量史料,阐述了19世纪中叶杜文秀起义的历史背景和对近代云南社会的影响。他认为杜文秀...     

杜文秀起义失败后的云南回族

一 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十二月,杜文秀大理政权的首府大理城被清军攻占。再过一年半,起义宰的最后一个据点腾越厅(今腾冲)属云峰山失守,至此,坚持反清斗争18年的大理政权完全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了。大理政权虽然失败了,但给予清王朝在云南的反动统治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云贵总督刘岳昭和巡抚岑毓英供认:“查杜逆倡乱以来,流(?)一十八载,攻陷五十三城,西则扰及四川会理诸州,东则窜踞贵州兴义务属,蓄发变服,铸印设官,伪造禁城,僭规王制,燎原之势,几覆全滇。”清王朝对起义政权一开始就充满着刻骨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集中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对于已经放下武器的起义军民,甚至对于一般回族人民,恣意进行血腥屠杀,几乎凡是起义军战士即杀,凡是回族人即     

元代大理段氏总管世次年历考略

元代大理段氏总管世次年历考略方慧元朝灭大理后，云南改设行省，原大理国主段兴智家族在国破之余，仍世袭大理总管，与有元一代相始终。由于段氏是元代西南地区最大的土官，其世次的嬗递情况与元朝政权关系的演变，体现了元朝的民族政策及一代的民族关系。关于大理总管段...     

杜文秀大理政权与刘道衡出使英国——兼对刘道衡《上英皇表》辨伪

刘道衡没有杜文秀大理政权授予的出使英国使节的正式委任状及大理政权正式授予的官员职衔,他不具有杜文秀大理政权委派的"使臣"的合法身份.划道衡所带交英国印度事务部的<上英皇表>不是从大理带出的,而是在缅甸形成的.其他说明献"大理所管之地"的图、"献土称臣"及要求出兵援助的信件,都是离开大理以后形成的,不具有杜文秀大理政权直接授权处理的合法依据.这些离开大理以后在云南以外形成的<上英皇表>及信件本身,不能证明刘道衡具有大理政权"使臣"的合法身份.诸种史实表明,刘道衡不是杜文秀派出的"使巨",他以杜文秀"义子"的身份充当杜文秀派往英国"使臣"的身份是假的,是他脱离柳映苍派出的以马似龙为首的使团后自封的.     

太平天国钱币浅谈

太平天国革命,是在壮族地区首义的。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意义深远的一次农民起义。它拉开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精神和物质,无论是书籍、文件、碑刻、壁画、和钱币等等,每一件文物都记录了当年太平天国先烈们的伟大业绩。其中,太平天国钱币的铸造和发行,是太平天固农民政权发展巩固的重要标志之一。对太平天国钱币的研究,无疑是很有意义的。笔者不自量力,拟在这方面作点尝试,言中与否,请尚同志们指正。一、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的钱币概况钱币是贸易的媒介,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经济状况,而且间接地反映了政     

试谈清咸同年间回民反清运动性质与领袖人物评价问题

清代咸同年间,我国爆发了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农民革命运动,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波澜壮阔的革命高潮。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民,在这次革命高潮中也先后举起义旗,把反清烈火燃遍了祖国西南(云、贵、川)、西北(陕、甘、宁、青、新)的广阔边疆地区,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反抗运动,在我国近百年史上谱写下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 关于这一时期的回民反清运动,建国以来,学术界进行了调查与研究,写出不少有益的科学论著。但有些问题仍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探讨。这里想就这一时期的回民反清运动性质与领袖人物评价问题,作些初步探讨,以就正于同志们。     

杜文秀对外关系以及刘道衡"使英"问题的研究

杜文秀在对外关系问题上,他的态度是完全正确、坚决的,即决不允许侵略者以"探险队"的名义进入云南探测道路、绘制地图等,并命令他们即刻离境.而所谓"回教国"问题,不过是一份散发在西藏、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阿拉伯文传单,被称为是一份"稀奇古怪的文件",早在100多年前有人就否定这份传单与大理政权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至于刘道衡出使英国,通过大量的新的资料研究显示,如<上杜公书>与<上英皇书>的剖析,英缅政府及伦敦方面对刘的怀疑等等,刘的所谓出使英国完全是他个人的行为,他以各式各样的手段从政治到经济,都满足了自己的欲望.而所有这一切,均与大理政权无关.     

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

1868年杜文秀开始与英法殖民主义者发生接触,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态度严肃但决不粗暴,这一年进入云南的是德拉格来和安邺率领的"探险队",当他们到达大理时,杜文秀面斥法国神父,勒令安邺等人立刻离境,决不加以接见.而所谓"回教国"问题,来源竟是散发于西藏、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一张阿拉伯文传单,与大理回民政权无涉.至于刘道衡使英,则完全是刘个人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他个人的骗局,因为在对外关系上,杜文秀态度一向正确,直到最后大理被攻陷时,政治上也无妥协动摇的表现.     

咸同年间大理回商巨贾马名魁

清咸丰、同治年间,杜文秀大理政权的幕后重要人物、豪商巨贾马名魁,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历史人物.但由于代远年湮,文献稀缺,仅叙其梗慨云.     

咸同滇变风源的历史分析

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回族人民为反抗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生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杜文秀领导的迤西回族联合其他各族人民的反清大起义,把这场革命风暴推向了新的高潮,建立了与清王朝封建统治对峙18年的大理政权,成为云南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即所谓“咸同滇变”。关于此期社会历史的研究,迄今学术界已有不少论述,但多侧重于事件突发后的历史阶段。本文拟对咸同滇变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过程进行剖析,通过这一宏观历史背景的揭示,来说明杜文秀起义在云南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期对与此相关几个争议问题的研究深化有所裨益。     

关于杜文秀评价问题

百余年前,云南各族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清起义运动。在这次起义运动中,以滇西杜文秀(回族)所领导的回民起义军的势力为最大。他们联合了汉、彝、白、傣等兄弟民族,建立起以大理为中心的起义政权,控制了云南西部广大地区,前后坚持了十八年之久,严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在我国近百年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然而对起义军领袖杜文秀的评价,我国史学界还存在着争论,大体上有否定;肯定;基本肯定、部分否定这样三种意见。持否定意见的同志认为,虽然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反抗满清野蛮统治,是完全正义的”,但由于后来杜文秀与英国侵略者发生了联系,并派     

钩沉史实 阐幽发微——云南回族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云南回族史研究的重点课题集中于杜文秀起义,即起义的历史背景、大理政权的建立和性质以及民族大联合与对外关系;赛典赤·赡思丁来华、历史功勋等及郑和家世、生平活动……。本文对云南回族历史人物杜文秀、赛典赤等人物的研究评价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概述。     

大理总管段氏与元蒙政权关系剖析

从元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攻下大理,到明洪武十五年(1382)继梁王把匝刺瓦尔密自杀后,大理总管段氏被俘,元朝在云南的统治遂告结束?元蒙政权在云南地区的统治历时凡一百二十九年,比元朝在全国的有效统治(1276——1368)时间还多三十几年?可以说,大理总管段氏是"与元氏共存亡"的.不过,在这一百多年中,二者的关系波折起伏,有一个发展过程,其大体经过宗王统制时期(1253——1273):行省、宗王、大理总管段氏并立时期(1274——1329);元段分域构隙,段氏势力坐大时期(1330——1366);粱段文恶、同亡于明(1367     

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

本文对魏晋的鲜卑政策作了系统阐述,认为册封既是曹魏政权对这些鲜卑政权采取的政策,也是双方建立藩属关系的重要标志;设置机构进行管理是曹魏政权维持和这些鲜卑政权藩属关系的重要保证;保持鲜卑各部的"独立"是曹魏政权为控御鲜卑而采取的重要手段;"通市"是维持双方关系正常发展的重要政策;征讨是曹魏政权为抑制鲜卑寇扰边疆不得已而采取的政策.以羁縻为特点的政策尽管有助于北疆的安定,但为鲜卑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外部环境,从而为轲比能吞并步度根集团称霸北疆创造了条件,进而引发了王雄刺杀轲比能事件.刺杀与遏制鲜卑统一的努力只能行一时之效,难以从根本上阻止鲜卑发展和实现北疆统一的步伐.     

唐宋至元代云南汉族的曲折发展

汉族人口进入云南很早。两汉，就有大量的汉人进入，但魏晋期间，进入云南的汉族与当地民族迅速融合，处于“夷化”过程之中。唐宋时期，云南有南诏、大理地方民族政权，它们都是白族建立的政权，这一时期既是云南白族形成、壮大和发展的时期，也是云南汉族的“夷化”进一步加深，出现“白族化”倾向的时期：一方面表现为唐以前进入云南的汉人与当地民族融合为“白蛮”，成为白族形成初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唐宋时期仍有几十万汉人由于战乱、饥荒流落或市诏。大理政权的掳掠进入云南，但他们地位低下，没有政治权力，缺乏经济基础，被南诏统治者分散杂处于当地民族中，极易被融合和同化，最终基本被融合到白族之中。元代，云南重新回到中央政权的直接统治下，又有大批的汉人以镇守军队、统治官吏和商旅流民的形式进入云南，他们地位较高．有政权力量保护，加上元代云南实行了与内地基本一致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生产关系和儒学文化氛围与内地逐渐接近，进入云南的汉人能够终元一代“保其世籍”不改，标志着云南汉族“白族化”倾向的基本中断，走上了与云南各民族共同发展的道路。     

刘道衡《上杜公书》剖析

<上杜公书>不是刘道衡呈文的原件,而是刘道衡已经流落缅甸时期编辑诗文集时的文稿副本的传抄本,到沙元的文稿抄件已经是第四次抄本,早已不具有杜文秀大理政权帅府文献的价值,用现代语言说,就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材料,不能作为评论杜文秀大理政权外交政策的证据或依据.在刘道衡诗文集文稿末所抄录的"大元帅批"文,也看不出是否是"大元帅批"文的原貌.刘道衡呈送<上杜公书>后,并没有移送帅府内阁审议,并对审议结果作出裁定.仅有杜文秀个人对他文章的评论,称之为"古文好手",没有涉及他的献策内容,更谈不上是否采纳他的献议,刘道衡谋求出任大理政权派赴英缅专使的企图也落空.     

论萨迦政权模式的形成及其对西藏地方政体的影响

元朝对西藏的征服和统治,给西藏社会内部带来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以教派势力为核心的政权模式——即萨迦政权模式在西藏的逐步确立和发展。萨迦政权的确立和发展,不但对后来的西藏地方政体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后来的西藏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模式。因此,对萨迦政权本身进行深入探讨,将有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