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间"四书"升格为儒经的原因

唐宋之间,"四书"取代五经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官方法定的儒家经典.本文认为四书升格是唐宋经济发展、思想流变的必然;四书以其自身的特点而具备了升格的可能.另外,唐宋诸大儒对四书进行了创造性的解释,超越了唐代释老的心性本体论,将"佛性"或"道性"还原为人性,并将性与天道相沟通,将天道与伦理相沟通,把学术的核心话题从"佛性"、"道性"转换为"天理",最终他们实现了整个学术的转换.这种学术转换是在对"四书"精心解释下完成的,新的学术理论的确立,使得它所依傍的文本也广泛地被接受,"四书"升格为儒经得以实现.     

从善书批判看吕留良《四书讲义》——兼及清代“文字狱”的思想史意义

康熙初年,"复社余孽"吕留良先后写成《天盖楼四书语录》和《四书讲义》。雍正十年(1731),朱轼等奉皇帝之命对吕留良《四书讲义》"逐条摘驳,纂辑成帙",写成《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两者讨论的话题集中在华夷之辨和五伦之别上。就后者而言吕留良在《四书讲义》中,以"孔孟之徒"自居,通过否定善书的命运观、批判善书的义利观,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善书"劝善"的性质;而同为"理学名儒"的朱轼等人则出于社会教化而非个体修身的需要,表达出与吕留良不同的善书观念,从而对吕留良的善书批判进行批驳。解读双方的立场和观点,可以更好地发覆清代"文字狱"的思想史意义。     

管窥藏汉目录学的发展及东嘎·洛桑赤列的目录学思想

东嘎·洛桑赤列系著名藏学家、西藏大学教授及西藏社科院名誉院长。他开创了中国 现代藏文目录学之先河。在继承本民族古典文献目录学的基础上,发展了本民族前辈的目 录学传统,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目录学体系。他和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驱者——章学诚 (1738—1801),在目录学思想上有许多相同之处,而且可以说是在继承本民族文化遗 产的基础上又科学地创立和完善了各自的目录学体系。东嘎·洛桑赤列的目录学思想极 大地丰富发展了中国藏文目录学的理论。他的《藏文文献目录学》,是现代藏文目录学 的第一部完整、系统的著作,也是对中国目录学的一大贡献,很值得学习和钻研。本文先 概述藏汉目录学之历史发展,然后试就近、现代这两位不同民族的大学者之目录学思 想,进行比较分析,以此作为中国比较目录学研究的抛砖引玉之作。     

民国语言学史研究

承古代语言学研究之文风,民国语言学研究在中国语言学研究史上具有无异的学术权威与历史痕迹;启学术后藻,民国语言学研究引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向,并体现了民国语言学发展的三大学术特点及矛盾:(1)强语音研究与学术实用倾向的矛盾。清末之前,语言学研究主要为"解经"服务,自清末开始,注重实用成为趋势,而语音研究与实用学术并无直接关联,民国语言学研究却仍有很强的语音研究倾向。(2)主流学术机构语法学研究缺乏与民间语法研究火热的矛盾。民国时期,语法学受官方学术冷落,而作为"民间学术",语法研究却堪称近代学术的一大亮点。(3)"语言"系统与"文献"渊源的矛盾。民国时期,语言学与文献学的界线存有诸多模糊之处,"考证类"文献的归属也是一件"麻烦事"。事实上,文献问题本无碍,因为中国语言学原本就包含有文献渊源。     

试论清中期四书学研究中的历史特色

就作为几代王朝思想经典的四书而言,在清中期汉学全盛的历史环境下,不可避免地受到考据学风的渗透,这使得文献整理研究成为在清中期四书学研究中较为突出的内容。除了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四书经注进行文献整理研究外,清中期四书学中另一很突出的内容就是历史研究。四书虽然仍然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随着清中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特别随着清廷文化政策调整和对经学的重视,以实证和考据为特征的汉学迅速向以性理之学为主的四书学渗透,四书学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经典之学的色彩日渐减弱,四书经注被学者们视为历史文献资料,他们致力于对四书经注的研究,处处都以对各种史实的研究为基础,这使得清中期的四书学呈现出鲜明的历史研究特色。     

论《四库全书》收录的明代《四书》著作

收录于《四库全书》的十部明代《四书》著作基本体现出明代《四书学》阐发深至、注重体认经义等特点。《四书大全》虽然是因为其负面影响而被收入《四库全书》,但是在历史上它的价值并非仪具有弋获功名之用,同时它也被当作宋元《四书》文献的集成著作来使用。     

佛教经录文献之目录学价值管窥

佛教经录文献即佛教经籍的目录。由于大量佛经的翻译与佛典的编纂,经录文献也随之发展。这些经录文献由初见端倪到成熟发展,不但对传统目录学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具有自己独特的目录学价值。     

王绍曾先生与目录版本学研究

王绍曾先生一生从事的学术工作有若干方面,成果丰富,主要成就是目录学,而无论是在目录学,还是在版本学、校勘学领域,先生的成果都主要在史部。王先生1930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随张元济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1932年至无锡国专图书馆后作《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理清了"正史"版本源流,1963年经高亨先生推荐调入山东大学图书馆,1978年编出《山东大学古籍善本书目初稿》。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先生焕发了学术青春,相继出版了《山东文献书目》、《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等专著,而《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最能代表先生的目录学成果,堪称史志目录编纂史和清代文献目录编纂史上的里程碑。     

论船山先生所理解的"恕道"

儒家的"恕道"思想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其间见仁见智,颇多歧解。船山先生尽管没有系统地对此加以论述,但在其《四书训义》、《读四书大全说》等著述中多次结合诠释儒家经典文本和分析他人的阐述进行过讨论,形成了船山先生对"恕道"的独特理解:"恕"有君子之"恕"和小人之"恕"之分,且"忠恕"是学者事,可"一以贯之";而君子之"恕"当以"有可推之藏"为前提,当以"忠"行"恕";"忠"和"恕"不是"体"和"用"的关系,"仁"、"恕"有别,舍恕无以求仁。     

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文化品格及其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文化品格及其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献分类具有弘道设教、崇经重儒等超文本的道德劝戒和伦理教化的功能,在目录分类的表象背后蕴含着适应专制统治的政教人伦观念.二是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认知思想.考辨学术派别及源流是古代目录学家最看重的目录功用之一,图书的分类与流变反映的是学术的分野和衍化,目录学担当着学术史的重任.三是具有损益旧制、另开新篇的批判创新意识.传统目录学家不断反思前人目录分类的利弊得失,根据文献及学术发展的不同特点和规律在分类与著录方面进行变革,在学术演进的整体框架中推论图书要旨.总之,传统目录学触及了文献背后的文化意蕴,展示了文献背后所蕴含的政治观、伦理观和学术观.     

论元代“四书学”之解经特色

元代"四书学"为统治者所推崇,并获得了官学的地位,出现了许衡、刘因、吴澄、金履祥、许谦、陈栎、胡炳文、朱升、倪士毅等解经学大师。学者们融会"朱、陆"学说,对宋学经传注疏进行补充发明,且对"四书"解释多有创新,创造出元代"四书学"旗帜鲜明的解经特色。这些特色的形成既源于"四书学"所存在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也来自经学大师个体的学术旨趣,更是中国传统经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使然。     

交通部与民初邮政基础设施建设述评

交通部对民国初年我国邮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邮政局所建设方面,各邮局总数皆呈明显上升趋势,支局、邮政代办所和次要局所数目增加十分明显。第二,邮政线路规划方面,邮差线增长最快,航船线次之,铁路线即铁路里程数相对保持稳定。第三,邮政运具发展方面,车辆包括铁路邮用行车、邮用自行车,另有船舶及骡驼等形式,均有相当发展。总之,交通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邮政事业的现代化。     

论民国时期（1912-1937）的垦殖及其成效

民国时期,垦荒作为扩大耕地增加生产的重要手段,受到社会各界一定程度的重视,垦殖已由最初的个人或少数人的私人经济企图,逐渐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之一部门,垦殖的必要性也由原始的经济目的演变为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同时,由于内地农民多耕地少,生产不能满足其需要,人口压力极大,急需移出;而边疆又有大量可垦未垦荒地,兼以垦荒所需的资本筹集并无困难,这些条件均使垦荒成为可能。而历届政府也积极发文支持垦殖,并获得民间的热烈响应,垦殖事业一度十分活跃,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顾颉刚与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

顾颉刚是民国时期边政学潮流中一位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他本是个有着学问嗜好的古史研究者,倡导并参与边政研究,既有其学术旨趣转移和一直关注中华民族前途的内在原因,也有国家时局变迁及个人境遇改变的外在动因。他对边政研究的倡导及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在当时学界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即使不是历史的事实,也必然是未来的目标,这是顾颉刚倡导和参与边政研究的主要动力。     

《四书》与帝国社会政治秩序

作为儒家经典,《四书》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理想社会政治秩序。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首先强调个人修身,逐步推己及人、推己及家,在家庭内部实现以孝悌支配的理想秩序,进而将家庭秩序上升到国家秩序,主张以伦理道德规范社会政治。《四书》描绘的"修齐治平"秩序构建路径,为秦汉之后的帝国所不断效法。帝国现实的秩序在阶级结构上主要分为士绅、农民、商人,他们的行为规范、价值依归等遵循的都是《四书》中所展现的儒家理想社会政治秩序。在帝国兴替之际,《四书》所主张的秩序理想又为帝国秩序的重建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民国武侠小说的泛滥与《武侠党会编》的误评误导

民国武侠小说绝大多数粗制滥造、品位不高,它的泛滥成灾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严重教训。《武侠党会编》一书的编者推崇民国武侠小说是对中国新文学读者的一种误导。今天,我们理当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总结这一教训,对《武侠党会编》对民国武侠小说的误评误导作出理论上的批评和矫正,以开拓中国文学的新境界。     

民国时期中学国史教科书中的甲午战争

民国时期中学国史教科书对于甲午战争的叙述,经历了不断全面、深化的过程。通过研读、比勘相关内容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不同阶段的中学国史教科书对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战争过程、战败原因以及战争影响等方面的叙述,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通国民从学校教育中所接受的其实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甲午战争"。之所以如此,既与民国时期时局变动有关,也与史学研究进展及教科书编写日渐成熟、规范密切相关。     

民初政体模式失效的反思——以政党政治与军权政治为视角

民初政体模式实践在内阁制与总统制间经过了一系列的反复,这种反复,不论胜负,都可视为辛亥革命的成果。其间,政党政治蔚为壮观,然而浩大的声势并不能遮掩其幼稚的本质,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等都因其自身的幼稚与脆弱未能守住资产阶级的政体。当袁世凯祭起军权独裁的大旗时,民初的政体模式已经走向了它的宿命,无论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都只能是昙花一现。     

北洋政府时期云南盐业生产研究

北洋政府时期,云南食盐生产虽然继续巩固了清末形成的滇中、滇西、滇南三片区盐业生产格局,但清代黑盐井在滇独大局面于民国初期已受到了强烈挑战,同时,盐产量总额也比清代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这一时期,部分大盐井和全省的总体盐产额都有较大的波动,而卤矿含盐量的变化、燃料成本的变化、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无疑都会影响到盐产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