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国民幸福与中国公共支出政策改革

近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政府功不可没,然而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幸福感不升反降.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国民幸福最大化应成为政府关注的根本目标.由于收入的幸福效用边际递减,政府要在深入了解民众需求的基础上提供有助于国民幸福水平提升的公共物品.具体来说,要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环保等支出力度,改变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供给方式,对有利于居民幸福的产业、行业和企业进行税收优惠,加强基于幸福视角的公共支出绩效管理.     

转型的悖论与悖论的转型——基于"中国模式"对新古典转型经济理论的批判

转型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转型而转型,转型的目的是更好地获得经济增长,如果忽视了转型的增长取向而把关注点仅集中到狭隘的转型本身,那么必然会造成舍本趋末的结果,而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在转型问题上的所犯的错误正是如此."中国模式"是一种寻求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不断持续推进的有效模式,随着"中国模式"正被越来越的人们所接受,人们对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所倡导的那种简单化、绝对化和"为转型而转型"转型观表现出了更多的质疑和批判.     

要素价格扭曲的R&D支出效应实证分析——基于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

文章通过比较,发现中国制造业研发强度大大低于美、日、欧等高收入国家.进一步,以购买力平价为基准,对中日相同发展阶段进行比较,发现中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仍然偏低.由于中国30多年来市场化转轨,要素市场化还未完全到位,要素价格存在扭曲现象,造成企业要素投入偏离均衡水平.文章采用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要素市场扭曲,造成资本、劳动价格被压低,使得企业以廉价的资本、劳动代替技术要素投入,造成各产业R&D支出强度偏低.并采用投入-产出数据,以通信电子产业为例,印证了上述实证分析结论.因此,未来中国必须修正被扭曲的要素价格,才能引导企业加大技术要素投入.     

我国城乡要素市场的二元性再分析与统一建设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要素市场随着整个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从无到有,从严重扭曲到逐步纠正,已经形成了结构较为完整、功能比较健全的要素市场体系,但是我国要素市场化发育过程中仍具有显著的城乡二元性特征,这种二元性虽然为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亦是造成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破解城乡要素市场的二元性,必须以培育农村市场主体为重点,以畅通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为关键,以深化改革为手段,以消除价格扭曲为核心,以优化农村环境为支撑,推动形成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高效率的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     

政府转型: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从俄罗斯转轨看中国经济增长

文章旨在解读转轨国家政府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对比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分析俄罗斯转轨过程的基础上,认为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经济恶化的原因在于经济转轨过程中没有恰当地完成政府转型,没有在经济改革前预先构建完善的法制基础。对转轨国家而言,在强势政府护航下进行经济转轨才能避免因体制真空所造成的暂时失败,之后的政府转型方能确保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目前,我国在强势政府主导下,实现了转轨初始阶段的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要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则需要进行政府转型——明晰政府职能,实现由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老龄化、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域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7-2017年我国31省份(不合港澳台)面板数据,从政府支出视角解析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制.主要结论为:第一,老龄化抑制了经济增长,且东部地区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最明显,同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中部地区促进作用最明显;第二,老龄化与政府支出通过协同效应会对经济增长进一步产生影响,老龄化的加剧使得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反之亦然;第三,面板门槛模型结果表明,当老龄化跨越门槛值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第四,从影响路径看,老龄化和政府支出都会通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两类中介影响经济增长,但两类中介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通过人力资本,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而通过技术创新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政府支出则通过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促进了经济增长.     

均衡增长的中国经济:要素价格扭曲、回归及效应

劳动力价格负向扭曲具有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内生机制及外生机制,但也会造成经济结构失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于低要素成本比较优势的追赶战略创造了“增长奇迹”,但一定程度上也留下经济非均衡发展的问题.现实条件下,通过创新驱动和生产率提升成功化解要素价格上升的客观存在,向经济结构调整要速度、要效益、要质量,构建顺应经济重大变革时代的均衡经济变革机制,是走出仅仅依靠投入和消耗维持发展速度的怪圈,全面进入集约化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标志和途径.     

中国经济高增长还能持续多久——基于拓展的索洛模型的预测

靠长期刺激投资高增长来维持经济增速是不可行的。不断下降的资本利润率最终导致私人部门投资意愿缺乏。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资本将大量外流寻找利润更高的栖息之地。索洛模型未考虑资本跨国境流动对分析对象的影响。在拓展模型中,经济体系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为发达国家,已实现平衡增长,低储蓄率;另一个为后发型国家,处于追赶阶段,高储蓄率。随着"产出—资本比"变化,后发型国家的资本利润率优势将逐渐消失,其追赶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Ⅰ阶段——外资流入;第Ⅱ阶段——资本流出;第Ⅲ阶段——平衡增长。第二阶段起点是人均资本增长路径的转折点,人均资本增速将在该点陡然下降。这势必导致人均产量增速在转折点跌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经济的增长路径为验证理论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基于拓展模型的预测是,中国经济的转折点将在2-3年之内到来,之后经济增速将大幅度下降,进入略高于6%的中速增长阶段。未来中国的增长动力就是在全要素生产率上与发达国家的巨大落差。要将这种动力释放出来,就必须清除制约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推动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再出发"。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内涵、特征以及治理

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主要从不同级别公共产品分配的角度,对地方政府的目标行为进行了不同层级的区分。超大社会中的中国目前正处在市场转型时期,地方政府竞争呈现出不同于其他竞争方式的主要特点。面对过度的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央政府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其进行有效的规范。     

增长和要素替代弹性——中国经济增长1978—1999年的实证研究

要素替代弹性反映了要素配置上的市场化程度。在CES总量生产函数的框架下 ,讨论要素替代弹性从而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要素替代弹性上升将导致市场化程度加深并且推动经济增长。本文利用中国 1 952— 1 999年的分省数据测算 ,发现要素替代弹性在 1 993年以后有明显上升 ,证实了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由此可以判断这时期经济增长的特征。     

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与地区差距——基于经济转型的解释

中国的经济转型在过去的40多年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令人困惑的是,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计划体制国家为什么能够实现快速的经济转型？进一步地,与之相关的高速的经济增长、显著的经济波动和较大的地区差距等经济特征又是如何产生的？基于此,在中国式分权的基本制度背景下,可以构建一个统一的框架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其理论框架的核心是,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及风险厌恶型特征,导致其投资决策行为具有进行相互模仿的内在动力。研究发现：（1）这种模仿行为是构成中国民营经济迅速扩张和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2）模仿行为放大了中央政府偏好对地方政府投资决策的影响作用,引发民营经济发展的“潮起和潮退”,形成了显著的经济波动;（3）“软预算约束”弱化了横向竞争对地方政府发展民营经济的激励作用,导致不同国有企业数量的地区形成所有制结构的差距和经济增长差距。研究的结论对于未来中国提振经济发展动力,平稳经济波动以及协调区域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地方政府转型与职能定位

中国从1978年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一改过去那种被动纳入全球化的方式,开始以一种积极的姿态主动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来,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的政府转型,进而导致中国地方政府职能的全新定位。     

中国体制转轨中的政府权力悖论——认识中国转轨进程的一个独特视角

中国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权力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既发挥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对市场化的改革起着消极的影响,可以说是"诺斯悖论"在我国的另一表述.这一悖论的实质,是我国体制转轨时期特有的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博弈,政治与经济的冲突与协调,是政府对市场的侵犯与保护.从政府权力悖论这一角度,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我国的体制转轨进程.     

政府竞争、可信承诺与地方政府行为异质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当前解释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中,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解释是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推动力,这种竞争由两种机制所构成,一种是财政上的分权,另一种是政治上的集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隐含了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中"中央—地方"间的承诺都是可信的这一条件,所以上述两种机制必定会对地方政府产生强激励。可是这一理论没办法解释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性这一现象,而其实这种差异性在纵向的时间维度和横向的空间维度都是存在的,因此探讨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弄清楚造成地方政府行为差异性的原因非常重要。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可得出结论,"中央—地方"间的可信承诺是造成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央—地方博弈过程中,中央信守承诺的可能性越大,地方政府越可能按照中央希望的那样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扶助者。而"中央—地方"间可信承诺的达成,必须依靠纵向的权力制约。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已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企业作为宏观经济中的微观主体,其创新发展水平与宏观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密切相关,企业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转型升级来进一步提升自身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其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稳定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成立。其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实施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吸收能力、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进而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对中介变量进行Sobel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稳健。其中,吸收能力的作用效应最强,创新能力次之,适应能力最弱。其三,通过对企业所有制、规模大小及企业所处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后发现,相比较于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强。本研究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相关理论,对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助力企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