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前俄国东部合作化运动研究

十月革命前,对东部地区合作社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月革命。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成标志着东部合作社告别萌芽阶段,进入成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合作社发展迅速,出现了联盟中心。二月革命后,东部的合作社放弃了"政治中立原则"、积极参加临时政府的工作。十月革命前,东部地区的合作社和社会革命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推动了东部合作社开展文化教育活动,另一方面影响了合作社的政治原则。十月革命前,东部的合作社为东部商品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的普及作出了一定贡献。     

19世纪60—90年代俄国石油工业发展及其影响

任何步入工业化的国家燃料基础对其工业发展都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工业发展速度和工业化进程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燃料基础现代化的程度,取决于燃料结构的变化。19世纪80—90年代巴库石油工业是俄国最发达的重工业部门之一,是俄国工业革命的真正产物。在俄国石油工业发展速度惊人,其他任何一个工业部门都难以望其项背。石油工业对改革后俄国经济和世界石油市场的影响巨大,19世纪末,俄国的石油工业曾一度左右着世界经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工业和运输业大量使用矿物燃料密不可分。同煤炭相比,石油作为能源的作用与日俱增,石油制品中煤油和石油油渣的需求量同时增长是俄国工业革命高涨的主要体现。     

俄罗斯史学界关于革命前俄国工业化的争论评析

如何评价革命前工业化的性质和后果是当前俄罗斯史学界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历史学家们就工业化主要持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即传统苏维埃派)悲观审视俄国革命前的工业化,第二种观点则相对乐观得多。工业化可以被视为现代化框架中的一个概念,据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俄国工业化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却是后起现代化中比较成功的范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是工业增长率比较高的西方国家之一。     

犹太人与俄国革命运动

俄国犹太人参加俄国革命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70年代前,犹太人因权利限制和自我封闭而远离俄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第二阶段为19世纪70-80年代,犹太人积极参与民粹派和民意党人的斗争,但数量是极少的.第三阶段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到1917年十月革命,随着社会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俄国的兴起,大批犹太工人和青年学生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并在政党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犹太人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是出色的.     

十月革命前俄国经济生活中的犹太人

18世纪下半叶,三次瓜分波兰导致大批波兰犹太人成为俄国犹太人。至1917年十月革命,犹太人在俄国生活的一百多年里,广泛而深刻地参与了俄国的经济生活。犹太资本的原始积累始于19世纪上半叶,从19世纪下半叶起,犹太人把聚集起来的资本主要投向蓬勃发展的工业和金融业,开始了犹太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形成的过程。犹太人在俄国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促进了俄国经济的现代化。     

日俄战争前俄国作战计划探析

日俄战争前,俄国曾制定对日作战计划。该计划漏洞百出,偏离实际。第一,俄国太平洋舰队相对日本舰队为弱,不可能轻易夺取黄海的制海权。第二,西伯利亚铁路运输的严重局限。第三,日本进行了长期的军事及外交准备。俄国人的骄横、盲目乐观、统帅军队的领导层素质低下,致使计划出笼。正是失败的计划导致日俄战争中俄军惨败。     

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论述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其革命理论与实践部分源于他对俄国革命的关注与思考.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密切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以更多笔墨论述俄国革命并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论述苏俄建立后的诸种境况时,中国的政治前途始终是其思考的落脚点.1924年李大钊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零距离感知了苏联建立后的社会状况,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道路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考察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观察和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思考,可以加深我们对早期中共领导人为何选择俄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如何将外国的革命经验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之中的理解.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社会革命党的社会革命

一战中的俄国在1917年发生了两场革命。关于战争与革命的关系一直停留在战争引发革命和革命拯救战争的认识之中。其实,战争是世界范围内两种现代化模式或者两种文化模式之间的较量,战争就是革命。转型中的俄国被迫参加战争,深陷两种现代化模式制造的困境之中。社会革命党作为探索社会发展模式的一员先站在自由民主派一边,以支持祖国战争、推动社会革命;随着自由主义在战争中的式微,社会革命党又转向反战的国际社会主义有机论一边,通过呼吁国内外社会主义者的团结结束战争。社会革命党把自己的革命称为介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人民劳动革命,即由崇尚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掌权,自己则在社会组织中开展有机合成的社会革命。这种机理上互相对立的革命若不从信仰的高度加以认识不可能获得突破。最终,这个革命被列宁完成。     

革命与民族的历史性双向互动——犹太知识分子与近代俄国革命

在近代俄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犹太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既是俄国革命的思想动员者和行动指导者,又是俄国境内犹太人的精神领袖和民族复兴道路的理论探索先锋.犹太知识分子担负起民族复兴与俄国解放的双重使命,积极投身近代俄国革命事业,在汹涌的革命浪潮中勇当异族先锋.然而,沙皇政府的血腥镇压和俄国社会的排犹浪潮却使犹太知识分子遭受沉重打击,陷入异族革命悖论的困惑中.近代俄国革命与犹太民族并非简单的单向控制关系,而是复杂的历史性双向互动关系.     

论俄国社会转型中的大学生与革命运动

1861年大改革后,俄国进入了由传统性封建主义向现代性资本主义过渡的全面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作为知识分子中的“无产阶级”,青年中的先锋队,在这一时期他们以学潮、学生运动、革命的方式表现出强烈的反叛性。本文通过考察这一时期大学生的社会经济及法律地位的变化,探求大学生运动与革命运动的相互关系,给大学生的历史地位以客观评价。     

列宁与俄国革命的文化制约问题

俄国革命存在着文化的阙如,形成文化制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以后进行了"文化革命",提出"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这使得"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文化革命思想有两个层次:文化知识浅层次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层次.在前一个层次上,列宁提出要用那些浸透资产阶级观点的专家来建设共产主义;在后一个层次上,列宁提出要针对"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从生活、习惯、偏见、守旧习气方面改造人,全面提升人的素质.     

论俄国二月革命中的国家杜马及其作用

在俄国二月革命的自发罢工和游行阶段，国家杜马既未特别关注也未直接参与运动。但在士兵起义开始后，国家杜马成立了杜马临时委员会直接领导起义，实际掌握政权，实行革命暴力，推进革命向前发展。从要求成立责任政府到采取旨在夺权和推翻旧制度的措施，国家杜马从合法的反对派阵地转变成为二月革命的领导机构。     

现代化模式中的俄国和西方

近1 000年以来,俄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在发展,并且这种发展的欧洲趋势一半是自发的,一半是国家和社会有意识努力的结果。接受基督教后,社会进化的共同因素———宗教、地理环境和共同的人类学祖先是俄罗斯人和欧洲其他民族所共有的。在当代,俄国的民族传统和价值观与西方的差异不是表现在质上,而是表现在量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国与西方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相似。但是,与西欧国家相比,俄国经历的这些过程要晚,因为俄国处在另一个时间段上,西方和俄国之间存在着时间滞差。国家产生后,俄国飞速发展,因此,俄国和西方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在俄国国家建立的初期,这种滞差大约是300年;1 000年后,也就是20世纪初,这种滞差是50—100年,当然,这取决于和哪个国家相比;而现在,这种滞差是一两代人。     

俄国学者关于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的争论

1861年农民改革是俄国历史的转折点。尽管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有关改革的研究成果大量问世,但与农奴制废除相关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俄国学者因此而继续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争论。这些争论主要包括:农民改革的历史背景,尤其是改革前农奴制是否遭遇危机以及19世纪上半期农奴制危机的表现和成因;社会舆论尤其是俄国知识分子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政府的决策;沙皇、官僚、贵族在改革准备过程中的力量对比及作用;对改革总体评价的演变趋势以及改革对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具体影响。随着国内政治气候和学术环境的改善以及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俄国和西方学者逐渐密切交流、相互影响,不仅使研究课题呈现交叉态势,还促使俄国学者重新审视以往的研究方法,积极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19世纪俄国工业革命的特点──俄国工业化道路研究之三

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是俄国经济的转型时期。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激活了整个国民经济，对全俄市场的形成，劳动的地域分工，生产力配置和工业生产布局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则相形见绌，金属和机器的自给率远远不能满足铁路建设的迫切需要。棉纺生产仍是一枝独秀，其技术进步和生产集中的示范效应及潜在影响不可低估。改革后大机器工业的发展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形成。转型时期俄国工业革命以粗放式发展为特点，即以增加活劳动为主，大机器生产与手工劳动长期并存。种种迹象表明此时俄国工业革命尚未落下帷幕．     

俄国学者关于俄国农民农奴化史的争论

1861年农民改革是俄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系列"大改革"的开端。农民改革不仅影响了俄国大多数民众的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俄国此后数十年的走向。若想深入理解农民改革,就必须厘清俄国历史上的农奴制问题。自19世纪上半期开始,俄国农民农奴化史一直是俄国史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学者围绕俄国农民农奴化的确立和强化展开大量讨论,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包括农民农奴化的确立是通过法律途径还是非法律途径、17—19世纪国家立法在强化农奴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导致农民农奴化的深层原因三个方面。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史学方法、史学理论的更新,俄国学者将继续在俄国农民农奴化研究上取得新的成果,推动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十月革命前俄国政治锡安主义运动的产生与实践

19世纪中叶以前,因为宗教的封闭性和政府排斥政策的影响,大多数俄国犹太人基本上不参与俄国的政治生活。19世纪下半叶,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改善了犹太人的社会法律地位,随着犹太人在俄国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影响的不断扩大,犹太人对政治的诉求开始逐渐显露出来,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政治锡安主义的产生和实践。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锡安主义运动转入低潮。1917年二月革命后,锡安主义运动重新高涨。十月革命后,俄国的锡安主义运动转入地下。     

列宁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看法的变化与说明的问题

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列宁曾存在过三种看法,即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工农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俄国的国情及所处的国际关系体系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列宁的思想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列宁思想变化的实质是对俄罗斯国家的角色定位问题。列宁不断提升俄国革命的层级,体现出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的角色定位与客观现实的日益背离。自身角色定位过高是俄罗斯民族的宿疾,19世纪俄罗斯主流社会思潮曾强烈地表现出这一特征。毫无疑问,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摆脱这一历史局限性。     

19世纪俄国工业革命的发端──俄国工业化道路研究之二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俄国纺织工业大规模采用机器生产，率先冲破封建农奴制的经济藩篱，成为工业革命的先导。重工业的技术改造初见端倪，逐渐摆脱了配角地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登上历史舞台，逐渐改变了社会力量的配置，左右着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工业资产阶级成为革新工业生产的旗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农奴制度的冲突加剧。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反农奴制和反封建斗争，迫使专制制度放弃阻碍社会经济进步的农奴制，成为俄国历史的转折点，使工业革命得以纳入较健康的发展轨道。     

19世纪俄国工业革命的前提──俄国工业化道路研究之一

１９世纪上半期，俄国封建社会内部新的资本主义关系成熟和过时的农奴制瓦解，构成这一时期历史发展进程的主线。社会劳动分工深化和国内市场发展推动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工商业城市和乡镇工业活动领域的拓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和技术进步的强有力的载体。早期资不原始积累一方面促使雇佣劳动力市场形成，另一方面推动货币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机器取代手工劳动标志着手工工场向工厂过渡。俄国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终于使俄国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徐徐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