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力士与唐玄宗关系探微

唐代宦官政策从抑制到扶持的改变为唐朝宦官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宦官高力士因多次协助李隆基政变而以功臣的身份登上唐代的政治舞台,并以自己的忠诚不渝、办事谨密、善理朝政而成为唐玄宗的代言人。唐玄宗因功用奴、因势信奴、因情宠奴,视高力士为心腹总管,从而成就了大唐历史上君臣和睦相处、患难与共的一段佳话。     

论高力士在盛唐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高力士是唐玄宗时期的著名宦官 ,是坚定的皇权维护者 ,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杰出的时代弄潮儿 ,对于开元、天宝盛世的形成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因而受到玄宗以及姚崇、张说等同时代人的敬重。可是 ,由于他是宦官 ,因而死后受到历代史家们的非议。今天 ,我们应该站在历史辩证法的客观立场 ,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一生的功过是非 ,还其本来面目     

唐宦官集团与大中政局

会昌末宣宗之立,并非如史籍所言系宦官贪其易制之"误立",而是双方互为援引之结果.宣宗大中年间,宦官集团凭借拥立之功,广泛参与甚至主导相关事务,攫取大量政治、经济权益,对大中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唐玄宗开元年间进士科状元考辨

现存史料中关于唐代进士科状元的记载颇不一致 ,文章对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争议的六位进士科状元进行了考辨 ,澄清了《唐才子传》、《玉芝堂谈荟》以及《登科记考》等书的一些错误记载     

唐末政局及士人之遭际

唐末的混乱政局较其前更恶性发展,并有异同之处.唐末牛李党争已经结束,但朝官间矛盾更突显,而宦官和藩镇问题仍然存在,且更恶化严重.此时宦官更为专权跋扈,不仅主宰朝官的命运,甚至握有废置皇帝之权.而其时南司则反击更烈,且宰相崔胤又密结强藩朱全忠大肆捕杀韩全诲等大批中人,杀戮宦官几尽.藩镇问题也更复杂而矛盾纠结,强藩多挟天子以自重,勾结个别权臣,贬诛朝士.在此政局下,战乱频仍,灾荒连年,士人们处境更为艰难险恶,运途多乖,遂有漂流奔避、艰于一第,遭贬杀、退隐、入道、远避他方等不同命运.     

论唐玄宗的宗教政策

唐玄宗在位时 ,推行了大力扶植道教的政策 ,如提高老子李耳及道教有关人物的地位 ,尊崇道教经典 ,优待道士、女冠等。对佛教则采取了“抑而不毁”的政策 ,既限制其过度发展 ,又对其加以利用。本文还分析总结了玄宗宗教政策的三个特点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唐玄宗与“霓裳羽衣曲”

文中论述了唐玄宗的音乐才能，以及对盛唐音乐发展所作的贡献，并阐述唐玄宗创作《霓裳羽衣曲》的过程、内容和意图，同时也将该曲的曲律结构作以介绍。     

李商隐眼中的唐玄宗

本文以独特的视野，透过李商隐诗看出其对唐玄宗的历史功过的非同一般的评价，以及对杨玉环的新的认识。     

财政危机与晚宋政局

晚宋时期财政危机不仅是长期存在的,而且是全局的、带根本性的统治危机。晚宋政府为了扭转这种危险局面,不能不讲求理财的良方,采取措施来挽救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本文探讨了晚宋朝廷采取的一系列财政措施,即经界一推排一自实法,公田法,打算法,节用,称提,集中财权等六项,讨论了上述措施实行的原因、过程及效果。笔者进而就财政危机与南宋灭亡的关系提出个人看法,不同意学界关于财政到南宋末年已彻底崩溃的观点,认为南宋灭亡主要是输在政治上,而不是财力上。     

略论顾佐与宣德朝都察院改革

顾佐是明代鼎盛时期仁宗、宣宗两朝的名臣，他多年执掌司法监察机关——都察院，为人刚正廉洁。面对永乐末年以来官场腐败的局面，他坚持不懈地对都察院属下的御史系统进行整肃，进而澄清其时官僚系统，使吏治为之一新。他的改革活动使宣德朝的都察院充分发挥职能，有效地抑制了官场贪污腐败现象，顾佐本人则为封建社会晚期盛世“仁宣之治”局面的出现做出了重大贡献。     

论唐太宗与盛唐气象

唐太宗作为出色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极盛的局面;在文学上,他又以特有的个人风度,从治国思想、文化视野和诗歌创作等方面对唐初诗歌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距盛唐还有一百多年,但唐太宗依然拥有着盛唐开创者和盛唐气象开拓人的双重身份,一手酝酿出有唐一代蓬勃自信的昂扬心态。     

唐代德宪两朝翰林学士探略

翰林学士始设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 (738) ,掌重要诏令的起草并参内议。这一重要职官历经玄、肃、代宗三朝发展 ,至德、宪宗时 ,因集中皇权和动荡的局势的需要以及朝中权势斗争的影响 ,翰林学士的职权得到显著发展 ,导致其政治影响在唐后期日渐提高     

唐太宗的军事艺术

唐太宗尚未成年即开始了戎马生涯 ,多次平定地方割据叛乱 ,抵抗突厥入侵 ,每每大获全胜 ,为唐朝的缔造、巩固和国威远扬奠定下坚实的基础。他的军事艺术十分高超 ,诸如知彼知己、兵不厌诈、欲取故纵、骄寇夺志、虚实相兼等 ,都运用得相当纯熟     

汉武帝时期骑兵的兴起与军制改革

马克思曾经说过骑兵是中世纪最重要的兵种,中土骑兵全面兴起于汉武帝时期,是与当时周边的民族环境及军事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的。骑兵的出现不仅使战争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革,也使当时的军事制度发生了改变。本文从当时的军事形势、军事技术等许多方面来分析探讨骑兵出现的原因,并进一步认识军事制度所发生的变化。     

明嘉靖《全唐诗选》的诗学理念

明嘉靖年间,李默、邹守愚所编《全唐诗选》以儒家传统诗教为宗旨,强调诗歌的教化功用,倡导温柔敦厚、雍睦和平之风,重视诗歌对人性情的归正与涵养作用.其选诗以高棅《唐诗正声》为主要底本而参之以高棅《唐诗品汇》和杨士弘《唐音》,具体选诗体现出以李白五古为正宗,重视李商隐、张籍、王建等中晚唐诗人的鲜明特色.此选给予盛唐以下诗人,特别是晚唐诗人以高度关注,在明中期的诗歌复古思潮中弹出异响,客观上为中晚唐诗的传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唐玄宗诗歌思想研究

唐玄宗是继唐太宗之后唐代帝王诗歌成就最高、存诗最多的诗人。唐玄宗诗歌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表达他的治国思想;其二,抒发安定边陲、开创天下大治局面的勃勃雄心;其三,表达他对道友的情谊以及对自然景物的喜爱之情。     

王褒《洞箫赋》与汉宣帝时期的礼乐建设

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执政的霍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礼制建设停滞,同时霍光致力于与民休息,而礼乐之兴为耗资不菲的不急之务,自然不为其所重。于礼乐衰微相应,汉昭帝时期诗赋创作也同步衰落。与昭帝时期不同,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礼乐之盛远胜昭帝时期。汉宣帝兴礼乐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识地反拨霍光所行政策,以凸显皇权存在,重建旁落二十年的皇帝权威。为推动沉寂多时的辞赋创作,宣帝划分出辞赋大小之别,肯定形式“辩丽可喜”而融入仁义风谕的赋作。在宣帝兴礼乐的历史背景下,王褒《洞箫赋》最初命名为《洞箫颂》,努力发掘洞箫礼乐之器具的内涵,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寓仁义风谕之旨,赋作本身也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洞箫赋》注重阐发儒家雅乐内涵,与《礼记·乐记》音乐思想相通,强调竹材之德化、制箫以合礼、瞽朦奏乐、箫音的道德属性、箫乐的教化效果,乱辞部分表达了儒家对雅乐的“德音”定性,强调“从容中道,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     

唐太宗的治道与实践——以《贞观政要》为中心

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是封建时代太平盛世的典范。唐太宗以其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治道资源,包括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以史为鉴的反思精神、静抚天下的治国方针、民为邦本的民本情结、选贤与能的人才战略、从善如流的为政风格以及先正其身的安天下之道等等。深入挖掘和批判吸收这些思想资源不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性的启迪。     

唐代皇帝诞节的贺寿礼制

从唐玄宗朝皇帝生日定为全国性节日开始,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宋代皇帝圣节礼制最终成熟定型。唐代诞节礼制作为圣节贺寿的形成阶段,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就贺寿对象而言,从玄宗千秋节的突出皇权中心,到逐渐接纳民间的生日祝贺父母习俗,并最终形成了圣节为皇帝、皇太后同时贺寿的圣节礼制。就皇帝对百官群臣的诞节赏赐而言,从玄宗朝的重物质、尚豪奢向中晚唐五代的重精神、尚荣誉转变,同时又接纳了民俗节日进衣的传统,至宋代则以赏赐衣物为主。就百官臣子的进献内容而言,从千秋节设计的甘露、醇酎、金镜、绶带等贺寿礼物,很快演变成豪华进献,并变相成为赋税之一种——诞节银。圣节礼制在宋元明清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影响。其节日之设计与演变,对当代节日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教训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