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何以称司马相如为“辞宗”？

班固在《汉书.序传》中最先用“辞宗”来称呼司马相如,但其对相如及其赋作的评价,却是主要基于以“讽谕”论赋的传统观念。刘勰亦称司马相如为“辞宗”,此称谓盖沿自班固,但其立足点与孟坚已有了很大的区别:他从赋体的文学特征出发,来审视司马相如的作品,故而是从文学意义上对相如作出“辞宗”的评价。     

试论张衡赋的双重性

<正> 张衡在科学与文学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在科学上,他以制造了候风仪和地动仪闻名于世,当时就享有“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的称誉.在文学上,他的赋与诗,尤其是赋的创作成就使他在汉赋名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相颉颃.     

汉赋闲谈

要给赋这种文体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不很容易的。它象诗,却不是诗;象“骚”,却不是“骚”;象散文,却不是散文。它象诗一样要求押韵,象“骚”一样体制宏大,象散文一样采取长短不齐、富于变化的句式。从本质上看,它最突出的特点是“铺采(扌离)文,体物写志”。赋在有汉一代极盛,体制大备,成为主要的文学样式,然赋之盛非赋之源也。 赋是由诗发展而来的。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自诗出。”他们都指出了赋的渊源所自,为我们考察赋的由来     

司马相如赋论发微

司马相如不仅是汉代伟大的赋作家 ,而且在赋体文学创作理论方面 ,也有独到的见解。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 ,他第一个强调文学语言的音乐美和色彩美 ,第一个从艺术角度阐述文学想象问题 ,第一个以自身的创作行动展示了文学创作的特殊的精神状态 ,第一个强调艺术天才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他的这些观点 ,不仅远远超过汉人的功利主义文学观 ,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都产生过十分深入的影响。     

“缘情”说及其它

《文赋》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以赋体论文的创作论．它针对儒家传统的诗教理论，首次提出了“话缘情”的观点，明确肯定了诗歌抒情化的本质特征．揭示了文艺创作中的某些艺术规律．“诗缘情”不同于“诗言志”．《文赋》不是一将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文章．其独到之处在于刻意追求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合谐统一．     

扬雄赋风的思想性

《汉书·扬雄传》说扬雄认为作赋“颇似俳优淳于髸、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掇不复为。”这意味着扬雄曾以司马相如为楷模促进自我创作的激情已不复存在。他的主观意愿既与赋的客观社会效果相违背,又与赋的文学效应相悖离。但这并未影响他成为和司马相如并肩颉顽的汉赋大家。扬雄自述在创作上深受司马相如的影响,作赋弘丽温雅,又对前人的成就和艺术表现方式兼包并     

论汉代辞赋"诗源观"的形成及其原因

汉代辞赋“诗源观”的确立经历了在“讽谏”功能上比附于《诗》到用论《诗》的标准评论辞赋,再到“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提出这样一个历程。究其原因,首先是汉代从帝王到士人的好赋风气需要寻求一个舍符儒家思想的理由;其次,汉代政治思想的大一统,儒家正统思想的确立为辞赋提供了《诗》之“讽谏”论;最后,作赋者身份由言语侍从向儒家学者的转变也使辞赋“诗源观”的确立具有一种自觉性。在“诗源观”确立的同时,更符合辞赋自身特点的娱情说也依然存在。然而从辞赋发展史来看,“诗源观”并非客观之论。     

扬雄的著述活动与著作

西汉著名学者扬雄一生的著述活动可分为前期与后期两个不同的阶段,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扬雄从开始著述生涯起,到入京后几年的时间止,内容多以文学为主。扬雄早年敬慕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是成都人,写赋极尽夸张富丽,《汉书·司马相如传》载:相如进《大人赋》,武帝“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扬雄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全汉文》卷52)早年的扬雄刻意模仿司马相如,写下了《县邸铭》、《玉佴颂》、《阶闼铭》     

块视三山 杯观五湖——略论李白的古赋

李白古赋不多却成就不可无视,他以诗鸣于世,赋名为诗名所掩是其必然。李白古赋对前人尤其是司马相如、扬雄、江淹的规步与仿效是毋庸讳饰的。然而李白古赋出入于传统却不乏创新,除赋体曲终奏雅、劝讽之外,于赋体中注入言志、抒情、怀古、思乡情感是其艺术魅力所在。李白古赋无论其文学意义、审美价值和社会功效都是值得肯定和深入挖掘与进一步研究的,也是全面、系统研究李白不可或缺的环节。     

汉赋浅谈

赋是我国古人经常运用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它源远流长,作家众多,祖《离骚》而宗两汉,中经魏、晋,下讫唐、宋,繁而不衰。直至今天,人们仍嗜其名篇。但对赋这种文学样式的评价,历来就有争论,尤其建国后,对赋持否定态度的人并不少。例如目前我国高校通行的几部《中国文学史》谈到赋时,或只泛泛介绍,或只略置微词。总之赋是特定历史时期产物,况已近湮灭,无复取之必要,意义不大,致使今日学文学者对赋茫然。试举几例:“汉赋自司马相如始以歌颂王朝声威和气魄为其主要内容,后世作家相沿不改,遂形成一个赋颂传统”。(引自游国恩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123页)“汉赋过去受到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它的     

从曹植的诗歌创作看曹氏父子对古体诗的贡献

建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然而却也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这一时期,不仅在政治上群雄并起,天下纷争,而且在文学上俊才云蒸,作家辈出。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建安诗坛的士子们一反儒家规定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所谓“诗教”传统,以明朗、刚健、慷慨、悲壮的风格在文学上树起了一面全新的诗歌的旗帜。他们不仅以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作用于诗坛,而且将关注的笔触伸     

简评《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

正赋是一代之文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特体式。与诗、文相比,其研究相对冷落。文学史著作中除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大家的赋作外,对其他赋家少有提及,关于赋体文学的专著也相对较少。关于赋体文学通史,较早的有铃木虎雄《赋史大要》(1942)、马积高《赋史》(1987)、郭维森、许洁《中国辞赋发展史》(1996)等,采取赋文体史的编著方法,但在赋体创作的复杂性等方面研究得并不充分;此外,龚克昌《汉赋研究》(1984)、姜书阁《汉赋通义》(1989)等著作则从汉赋入手,基本完成了汉代赋学体系的构建。在各类赋作研究中,赋学批评研究起步更     

试论赋的名称来源及其属性

近几年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讨论赋这一文体的名称来源、发展渊源及其属性的文章,读后很受启发,但也有些不同意见。兹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师友。本文的基本观点是:(1)赋是在“诗”的特指《诗三百》的意义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出现的文体名称,当时被用于指称多种新形式的诗歌作品。(2)这一文体名称来源于赋诗言志之义,与《诗》的“六义”无关,与“不歌而诵”也不相干。(3)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抒情的赋作与楚辞一样属于诗歌,所谓“介于诗文之间”的散体大赋也更接近于诗歌,赋应列为中国诗歌史的研究对象。下面试分别加以论述。一、赋这一文体名称产生的背景     

块视三山杯观五湖——略论李白的古赋

李白古赋不多却成就不可无视,他以诗鸣于世,赋名为诗名所掩是其必然.李白古赋对前人尤其是司马相如、扬雄、江淹的规步与仿效是毋庸讳饰的.然而李白古赋出入于传统却不乏创新,除赋体曲终奏雅、劝讽之外,于赋体中注入言志、抒情、怀古、思乡情感是其艺术魅力所在.李白古赋无论其文学意义、审美价值和社会功效都是值得肯定和深入挖掘与进一步研究的,也是全面、系统研究李白不可或缺的环节.     

一部用诗写成的中国诗史 评黄葆年手抄本《书古诗存后》

年来研究“太谷学派”,发现在“太谷学派”遗著中有一部用二百多首七言绝句诗(其中有一首五言诗)写成的中国诗史。这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仅见的。作者是“太谷学派”的著名传人黄葆年(1845—1924)。“太谷学派”由周太谷(1762?—1832)所创立。自清嘉庆、道光年间开始活动,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该学派解体,前后绵延达一百四十年。这一学派可以说是封建时代儒家的最后一个学派,它以弘扬儒家学说为主,又吸收了道、佛两家的一些思想并受到近代某些新思想的影响。它的出现和结束,标志着传统的儒家学派的终结和现代新儒学的开端。但由于这一学派于1866年遭到清王朝的残酷镇压,在山东“黄崖教匪”     

“诗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诗源说"即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诗经》,这是汉魏六朝时期最有权威也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则有左思、皇甫谧、挚虞、刘勰等。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体文学创作的主题表达、表现手法等问题。因此,所谓"诗源说"则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揭示出诗赋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对赋体文学的主题和艺术表现手法作了进一步的规范,从而使赋这种文体进一步明确了自身承担的责任,并使赋之所以为赋的文体性质更加突出。     

儒家诗教是“政教工具论”吗?——与王启兴同志商榷

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儒家诗教在我国传统诗歌理论中也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弄清儒家诗教的实质及其作用,是关系到如何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大问题。一近阅王启兴同志《论儒家诗教及其影响》(载《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一文,觉得该文对儒家诗教的评论不够公允,而且是浮光掠影式的评论,并没有全面把握儒家诗教的实     

也谈《洛神赋》和《神女赋》

郭沫若的《论曹植》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曹植的诗和文“总也呈示着一个未成品的面貌。他的作品形式多出于摹仿,而且痕迹异常显露。”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洛神赋》摹仿宋玉的《神女赋》”。我认为这是无视文学史事实的武断。汉魏时代的情类小赋,如司马相如的《美人赋》、蔡邕的《青衣赋》、曹植的《洛神赋》,乃至陈琳、杨修的《神女赋》,其情节骨架,都没有完全跳出宋玉的牢笼,这是事实。但这些作品在艺术表现上各具特色,这也是事实,而且是更重要的事实。     

形成中国古典诗歌含蓄美的文化机制

中国古典诗歌,向以含蓄为尚。这自有其审美心理之必然,亦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本文试图从儒家诗教、道家哲学、史学传统等三方面,探讨形成中国古典诗歌含蓄美的文化机制。先看儒家诗教的影响《礼记经解》、引孔子的话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这就是被几千年来的文人所遵奉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简简单单四个字,凝聚着极为丰寓的内涵。所谓“温柔”,前人训为“颜色温润”(孔颖达),“宽缓和柔”(《尔雅释诂疏》);所谓“柔”,前人训为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汉代人的文学批评思想

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反映了汉人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人品定文品,肯定屈原及其作品者目之为“忠贞之臣”,而贬之者则说他是“狂狷之士;司马迁透过屈原的作品发现了一个“怨”字,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创作动因论;以儒家诗教原则和儒家经典为标准对屈原作品进行评判,反映出汉代以政教为中心的实用批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