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碳减排责任分摊研究——基于共同环境责任视角

区域间碳减排责任分摊,是制定节能减排政策的一大关键难题。为合理确定各区域碳减排责任,基于投入产出方法对中国区域间产品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测算,进而按照共同环境责任原则确定各区域碳减排责任比重。在此基础上,将中国2020年减排目标逐年进行区域分摊。研究发现:中国碳排放存在由资源富裕区域向沿海发达地区转移、由沿海向中部区域转移的基本特征;2006—2020年中国累计应减少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而增加;中部地区分摊的减排任务最重,京津区域减排任务最轻。为实现总体减排目标,国家应对中部、西北等区域进行财政补贴,鼓励其调整产业和贸易结构,淘汰落后产能,降低碳排放强度;同时,应激励东部沿海区域对能源富裕区域进行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     

基于EIO-LCA模型的陕西省产业碳减排效应

为了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对陕西省碳减排政策设计提供决策依据,选择能源消费、生产链、消费需求视角,基于2007和2012年投入产出表,采用IPCC碳排放核算方法和EIO LCA模型分别测算陕西省2007和2012年30个细分部门的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构建碳减排效应模型分析各细分部门的2007和2012年的碳减排变化。结果表明,直接碳排放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基础性能源部门的碳排放量较高;间接碳排放中,建筑业、其他服务业隐含碳排放量较高,而“流出”间接碳排放对最终需求引起的碳排放贡献最大;在碳减排政策设计中,上述部门应该成为碳减排的重点领域。     

中国物流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及产业关联研究

物流业除自身消耗化石能源产生直接碳排放以外,还通过使用来自其他产业的中间品而形成间接碳排放.在从物流业自身角度分析其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增加产业关联维度研究与物流业碳排放关联度较大的具体产业,能够从经济大循环的角度对物流业的低碳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以投入产出模型为理论基础,基于中国2012年和2017年42个部门投入产出表,将产业部门归并为9大类,运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和产业关联效应分析方法,从物流业自身和产业关联两个角度,揭示物流业的碳排放强度变化原因.研究发现:中国物流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可分解为直接碳排放系数效应、增加值系数效应、中间投入技术效应和最终需求效应,且直接碳排放系数效应和增加值系数效应贡献较大;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对物流业间接碳排放量贡献最大的产业为重制造业;物流业与重制造业处于非均衡融合发展阶段,物流业的发展对重制造业的依赖度较高.未来,物流企业需要减少对高污染技术、高碳性中间投入产品的依赖;管理部门需要从经济大循环的角度提高对产业部门间碳排放关联的重视程度,并制定促进物流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和搭建平台.     

基于泰尔熵指数的区域碳排放差异研究

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研究,对各地区碳减排任务的合理分配及碳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泰尔熵指数系统分析了中国碳排放的区域分布特征及差异化程度,探索了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区域碳排放效率的差异及成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整体呈现出人均碳排放量增加、碳排放强度降低的走向;碳排放效率总体呈现出东高西低,中部改善迅速的态势;中国各区域碳排放效率长期存在差距,西部地区的减排行为对中国整体的碳减排目标实现举足轻重.为中国碳减排任务的合理分解提供了经济及政策建议.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我国政府激励企业碳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环境规制工具。本文基于2008—2021年中国沪深两市Ａ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从企业视角研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碳减排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1）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机制检验层面,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碳信息披露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政府的参与加强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的促进作用;（3）异质性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实施对非国有企业的碳减排效果强于国有企业,相比于非高耗能行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实施对促进高耗能行业碳减排效果更加明显。本文不仅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也为促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政策智力支撑。     

近二十年低碳经济研究进展及未来趋势

气候变暖的核心在于碳排放,人类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高碳经济。而低碳经济则是以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形态,主要表现为经济低碳化和低碳经济化。碳排放和碳减排是国际外部性和代际外部性并存的环境问题,由此出现'吉登斯悖论'。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是碳减排,促进碳减排的政策手段主要是基于庇古税理论的财税手段和基于科斯定理的碳交易手段。而碳税的'双重红利'假说有待进一步检验,全球和中国的碳交易机制设计也有待进一步改进。初始碳排放权的分配、碳减排的政策手段选择、碳减排的成本收益比较、区域碳减排的政策设计、碳减排与能源定价机制的关联等均可能是低碳经济研究的重点领域。     

基准线法下企业最优碳减排和产品定价决策

基准线法是碳限额与交易制度中免费碳配额分配的常用方法之一,其实施关键是确定碳排放基准值,即企业所处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量的平均值。假定有政府和企业两个决策体,政府作为领导者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生产企业作为跟随者以利润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企业碳减排水平和产品定价。通过构建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斯坦伯格博弈模型,探讨基准线法下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设定、企业最优碳减排决策和产品定价策略。研究表明: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的设定与政府碳减排目标、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碳排放量和环境影响正相关,与消费者低碳意识负相关。企业的最优碳减排水平决策和最优定价决策,主要受政府碳排放基准值、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环境影响成本和消费者低碳意识等因素影响。     

LMDI方法分析结构效应对天津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对策

文章对1995—2010年天津市能源消费碳排放进行分析,基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 LMDI）,对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实证研究,并进行情景分析,寻求天津市碳减排对策。研究发现,虽然人均GDP效应、人口效应以及能源强度效应贡献量相对较大,但结构效应对于天津碳排放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其对于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拉动或减缓作用与低碳能源比重、第三产业比重的大小有很强的关联性。情景分析进一步表明优化产业及能源结构对碳减排的积极作用。     

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准确把握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对于科学构建碳减排政策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运用协整、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检验,采用武汉市1994-2009年经济增长数据与碳排放量数据,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长期来看,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GDP增加1%,碳排放增加0.407%;在短期内,二者存在着动态调整机制,当碳排放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52.93%的力度调整至均衡状态;总体而言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     

碳减排问题研究综述与展望

回顾了全球碳减排方案和中国碳减排相关研究的代表性文献,并进行了简要的评述。结论：（1）基于考虑历史责任的人均累积排放相等原则确立的全球碳减排方案,具有公平性和合理性;（2）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很多,减排对策的制定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     

公平和效率双重视角下中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研究

本文以粮食总产量占我国70%以上的13个粮食主产区为研究对象,在测度2002—2020年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碳排放量、碳汇量、净碳汇量的基础上,构建农业碳排放公平与效率评价模型,综合考察了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的公平与效率情况,并基于改进的Kaya恒等式,利用LMDI模型测度了影响农业碳排放公平与效率的驱动因素及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公平与效率协调视域下农业碳减排路径：制定公平有效的碳排放责任分摊机制,积极推进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采取因地制宜的农业碳减排政策,加大农业科技水平创新及推广力度。     

基于能源碳排放投入产出视角的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气候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受到广泛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是平衡经济发展与减排的重要手段。文章以经济增长和碳减排为目标,编制了含30种能源的“碳排放”投入产出表,构建了碳减排约束的线性优化模型,揭示了在经济优先型、均衡型和减排优先型三种情景下三次产业的最优结构,并进一步揭示了30个产业部门的最优结构。研究发现:在三种情景下,优化后的产业结构都能实现经济增长和减排目标,但在经济优先型情景下的GDP增长率最高,达到8.10%；减排优先型情景下碳减排率最高,达到8.00%。从优化后的三次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对GDP占比和碳排放量对总碳排放量占比均有所下降,而第三产业的占比显著上升。从优化后的各个部门结构来看,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3个部门是30“其他”、6“食品和烟草”和20“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减排潜力最大的3个部门是14“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1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2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适当的经济发展和减排约束,不仅有利于减排也有利于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基于223个地级市的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经济是有效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重要抓手。利用2016—2020年中国22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减排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能源环境效率和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等渠道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加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在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进程中存在双重门槛,只有在数字经济发展超过特定门槛值时,碳减排效应才会显著,且其效应呈现出递减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降低非中心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但对降低中心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政府应积极抓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基建”的发展机遇,夯实数字经济基础底座,实现城市碳减排。     

中国区域碳排放驱动因素、减排贡献及潜力探究

运用拓展的STIRPAT模型对1995-2016年中国四大地区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实证探究,同时基于脱钩分析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以揭示各地区历史碳减排贡献、潜力及其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等对全国及各地区碳排放而言均为稳定且重要的影响力量,且对不同碳排放水平地区这些作用力表现差异明显;（2）外贸仅为驱动东北与东部地区碳排放增长的显著力量;（3）表征技术效应的能源消费结构,仅对东部地区发挥了符合理论预期的抑制力作用,而碳强度则没有发挥出理想的技术溢出效应;（4）样本期间,各地区平均碳减排贡献及平均碳减排潜力大小均依次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     

碳减排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检验

为了深入探究我国省际碳减排活动对周边省份碳排放的影响作用,本文以溢出效应为切入点,首先考察了我国省际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检验了碳减排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然后提出碳减排空间溢出效应的若干理论假设,最后从空间维度出发,分别针对我国整体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研究了2006—2012年省际碳减排活动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际碳排放总体呈现空间正相关关系,但其空间异质性趋势明显;碳减排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碳强度对中国主要产业部门产值变动敏感性的动态估计

测算产业产值变动对碳强度的作用,可以为碳减排目标下产业结构调整方案的制定提供指导。基于投入产出理论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中国主要产业部门产值变动对碳强度的动态作用过程,并从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两个方面探讨实现中国主要产业部门碳减排目标的有效途径。研究结果表明:从即期效应来看,制造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其产值增加会使碳强度提高;从动态变化过程来看,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产值增加1%后碳强度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从碳强度的变化趋势来看,各产业部门产值增加对碳强度的作用力逐渐趋于稳定;产业产值变动碳减排效力的提高要依靠投资政策。     

中国碳排放区域划分与减排路径——基于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

碳减排路径是指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碳排放。在进行碳排放区域划分时,要综合考虑碳排放、能源、人口、经济等因素。本文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碳排放特点,区分生产和生活两大部门,选取与碳排放量直接相关的四大相对指标,基于1995—2010年省级数据,构建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将30个省市划分为能源重型化、能源较重型化、高能源强度和较高能源强度四个碳排放区域。结果表明,为了实现区域碳减排,各地区应制定"共同但有区别"的碳减排政策。     

广东农业碳排放:时空比较及驱动因素实证分析

根据农地利用、水稻生长和动物养殖3大类13小类碳源,测算广东1992—2013年农业碳排放,发现1992年以来广东农业碳排放总量及强度总体上均呈下降态势,其中:农地利用碳排放持续上升,水稻生长碳排放持续下降,动物养殖碳排放年际间变化不大。进一步运用LMDI模型对广东农业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广东农业碳排放主要驱动因素是农业经济发展,其次是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碳减排效应明显,自2009年以来农业产业结构碳减排效应逐渐凸显,农业人口规模对农业碳排放累计产生负影响。     

中国内资和外资企业隐含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OECD-AMNE数据的MRIO-SDA分解

【目的/意义】“双碳”目标下准确测算我国内资和外资企业的碳排放及其驱动因素，有助于合理界定我国的碳排放责任和实现外资与环境的共赢发展。【设计/方法】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跨国企业活动数据库，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及结构分解法对中国内资与外资企业碳排放进行了测算和分解。【结论/发现】研究期间我国10%～15%碳排放来源于外资企业，生产责任原则高估了中国的碳排放责任；外资进入对我国内资企业碳排放的拉动效应不显著；高碳行业煤炭消耗碳排系数下降显著抑制了内外资企业碳排放的增加；国内内资最终品需求和外资最终品出口显著促进了内外资企业碳排放的上升。总之，清晰界定我国的碳排放责任，促进内资与外资企业碳减排合作和降低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消耗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     

低碳经济背景下黑龙江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研究

在总结黑龙江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面临问题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黑龙江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因素分解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和科学技术创新不仅有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有利于实现碳减排。因此,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科学技术创新,是实现碳减排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