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义和团的起源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应该是两个问题,尽管有联系。"义和团,起山东",而义和团运动起川东,是余栋臣第二次起义,而非赵三多起义或朱红灯起义拉开义和团运动序幕。因为义和团运动与教案并无实质区别,组织与仪式只是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外在特征,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在一些主要方面相同或相近,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直接推动半个河山的义和团运动,并与义和团运动爆发有内在联系。突破"山东说"、"北方说",可能会看到一个更为完整的义和团运动。     

庚子战前裕禄与袁世凯对反教会斗争的不同对策

1899年秋朱红灯起义前后,山东是义和团最活跃的地区。是年底以后,山东义和团渐趋沉寂,而直隶义和团却迅速发展起来。对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人们作出了种种解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袁世凯到山东接替毓贤后,对义和团进行了“疯狂屠杀”,使之遭到严重摧残,而裕禄在镇压义和团方面则不如袁世凯严厉。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裕禄对义和团反洋教斗争表现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评1900年长江中游地区自立军起义

1900年8月,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自立军起义,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期间,发生在南部中国的一次震惊中外的事变。自立军的英雄们,同义和团的勇士们一样,用自己的鲜血,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张年历,涂上了一层殷红的色彩。然而,关于这次起义的性质,长期以来却众说纷纭。誉之者或称为“辛亥革命的先声或序幕”;贬之者或斥为“反动的勤王运动”;调和者则说成是从维新向革命转化的“中间环节”。一个历史事件,引起如此的歧议,一方面说明它     

关于《庚子国变记》的作者李希圣——读义和团运动史札记

《庚子国变记》,排日记义和团运动始末。翦伯赞等同志曾当作一篇纲要性的资料,编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义和团》中。但《义和团书目解题》对作者李希圣的介绍不详。是书全文约万八千言,从义和团进入畿辅说起,叙至那拉氏母子由西安启程回京为止,惜自开封以后原文缺失。作者在叙事中夹以评论,对义和团肆意污蔑,对那拉氏亦多有讥讽。书中虽充满偏见,但仍不失为研究义和团之较好资料。这里,对李希圣的生平无一字叙述。《义和团书目解题》在《庚子国变记》的节本《庚子传信录》的两种版本下提到关于李希圣的点滴。     

黄花岗起义以阳历三月二十九日为纪念日的由来

1911年4月27日(旧历辛亥年3月29日),同盟会在广州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是一次影响深远的重要起义。孙中山先生在评价这次起义时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悲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这次起义死难的革命先烈们,一直受到人们的怀念;烈士们为     

《清史稿·章庆传》史实考补——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有不少关于剑州知州、南部知县章仪庆的原始档案,足以证明因在辛亥西昌起义中身亡而被列入《清史稿·忠义传》的“章庆”实际名为“章仪庆”,在南部县筑堤御河完城一事中仅有首倡之功。而档案中披露的诸如章仪庆生年为公元1862年、以监生报捐出仕、曾剿办资州拳匪、解饷京师等早期履历,以及在剑州任上镇压南部何如道起义、振兴学务、在南部县抗洪赈灾、查拿奸伪等的大量珍贵史实,是对《清史稿》的有力补充,对近代史尤其是辛亥革命人物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江油关不在江油县

《江油关》这出戏是以《三国演义》中马邈投降邓艾的情节为基础编写的,是谴责投降分子马邈的一本好戏。观众和读者常常感到江油县并没有险关,对故事发生地点不免感到怀疑。 其实,马邈失守的江油关,并不在现今的江油县,而在阴平道下面的平武县。 《三国志》卷二八《邓艾传》记载: 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 濒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由,蜀守将马邈 降。可见“江由”在阴平道的山下,不在现今的江油县。《嘉庆一统志》说:“蜀汉置江油(由)戌,为邓艾伐蜀路,在今江油县东。”可见所谓“江油关”,原来就叫做“江由戌”。为什么叫做“江由戍”呢?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引《方舆胜览》说:“古江油郡及县,今平武之江油铺是,以江水所由矣。”     

一个知县眼中的义和团——以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为中心的探析

义和团从其出现至今,众说纷纭。首先探讨义和团起源的是清末直隶吴桥县知县劳乃宣。他在《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中提出义和团源于白莲教的支流离卦教的观点。同时,劳乃宣还提出了应对义和拳的六条建议。通过对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的剖析,将有助于加深对义和团和劳乃宣的研究。     

李申夫事传评略

李申夫(1819—1889)名榕,号六容。清·四川剑州(今四川省剑阁县下寺乡河马沟)人。道光丙午(1846)举人,咸丰壬子(1852)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转礼部主事。咸丰己未(1859),曾国藩奏调湘军营务,因军功,授浙江盐运使、湖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同治己巳(1869),坐事罢归,主剑州兼山书院和江油(今四川省江油市)登龙书院、匡山书院讲席以终。有《十三峰书屋全集》留传于世,《清史馆稿》有列传。     

义和团运动期间浙江宁海王锡桐起义

王锡桐起义(一九○○年六月——一九○三年十月),是义和团运动期间,在浙江爆发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反帝斗争.王锡桐起义虽局限在宁海一隅,但其意义和影响则远远超过了起义波及的范围.这次起义是在义和团运动的鼓舞下展开的,它与北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相呼应,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诗经之役车》一文的商榷

翟相君同志所作《诗经之役车》一文(以下简称翟文),对于拙著《毛诗车乘考》,有所议论,重承见知、微言清酬,用共商榷.一、关于“役车”在诗经中仅出现一次,不得称通名,以及不应作为甲项诸问题.按《毛诗·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役车其休”.郑笺:“庶人乘役车;役车休,农功毕,无事也”.     

论秦徭役制中的几个法定概念

秦的"更"役与"正"役,其内容、性质与起役之龄皆有别。凡单言"更"或"更"卒者,尽皆指为月更之役卒。一年一度的月更之役,称为"更"役,应"更"役者,在习惯上可以称为"更"卒。"正"与"正"卒之称既有别而又相一。凡按律应从事军戍之役者,则通称之为"正",此为着重就其在役之龄方面而言之;凡正在从事军戍之现役者,则可通称之为"正卒"。此二义又实相联为一事,只是其中言各有所侧重而已。然"更"卒与"正"卒,并非两类人之别,而是同一个人应为国家所尽的两类不同性质的徭役义务之不同。"更"、"正"起役年龄先后稍有所差。先为"更",待稍壮之后,即按法定年龄"移为正",并按编次从事正役。每一个男子一生,在法定役龄期限内,既须为"更",又须为"正"。"更"的役期以月计。"一更"就是一月的时间。正役役期以岁计,所谓"一岁屯戍,一岁力役"即是也。时间总为二年。     

刘家福起义与衢州城乡的反教会斗争

义和团运动期间,浙江衢州府境内接连爆发了刘家福起义、衢州城乡反教会斗争.这是性质不同的两场斗争.但是,由于它们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区,人们往往中将其混而为一,误认为是一次反教会斗争.直到最近胡绳同志在《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一文中仍说:“浙江西部江山、常山的群众反洋教的斗争发展为武装起义;群众占领了江     

从宋朝集权政治看厢军制度的形成背景——宋代冗兵成因研究之二

(一)厢军制度形成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在以禁、厢两军为基本构成的宋朝军制中,占兵员总额将近一半的厢军只是一支役作部队,类似于今天的工程兵性质。厢军之不预战事而专供役作,这是宋朝兵制的一大特点。《玉海》卷319引《神宗史志》说:“材不中禁卫,而力足以充役,为厢军。”可以视为厢军的扼要定义。宋人叶适说:“厢军供杂役,禁军教战守。”(《水心别集》卷12《厢禁军弓手土兵》)章如愚说:“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41)马端临说,“宋朝凡众役多以厢军给之,罕调丁男。”(《文献通考·职役一》)在将厢军定义为     

义和团运动与义和团战争学术论证会综述

为推动义和团运动研究,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与上海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义和团运动与义和团战争学术论证会".与会学者就"义和团与中西文化"、"义和团战争还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义和团运动与社会转型"、"义和团运动与民族主义"及2010年学术会议主题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从扩展义和团研究的视野、运用社会科学新方法研究义和团和开发新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和海外史料等方面为2010年在山东大学和上海大学举行"两地会"形式的义和团国际学术会议提出了许多设想.     

东晋随军文人行役记:割据状态下中原文化的生存状态——以魏晋旧都洛阳为考察中心

郑樵《通志·艺文略》最早提出"行役记"一名,是指以行程为线索撰写成的著作。东晋末年屡次北伐,诞生了诸多行役记,主要包括伏滔《北征记》,郭缘生《述征记》《续述征记》,戴延之《西征记》,以及裴松之、徐齐民、孟奥的《北征记》等。这些行役记猎内容驳杂广泛,对洛阳城中的宫殿苑囿、王侯宅第、名士风流、工艺技术、民俗风情都有着详尽而细致的描述。本文以东晋末年随军文人行役记笔下所记汉魏旧都洛阳城为考察中心,从政治、文学、生活三个层面观察处于割据状态之下、历史兴亡之际的洛阳城的文化生存状态。     

“当”字补证

《扬州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曾刊拙文《〈史记·项羽木纪〉中的两个“当”字》,现再补两证: 一《管子·小问》记齐桓公与管仲密谋伐莒,而为齐之役人东郭邮察知一事,亦见于《吕氏春秋》、《说苑》等书。役人或作东郭牙、东郭垂等等,但事迹相同,记述文字相似。役人是从两人谋划时的神色、口的形状、手指向莒国的态势,并结合“小国诸侯之不服者唯莒”的实际而判断出来的。役人回答两人诘问时,关于手势的陈述,各书所记如次: “兴手而指,势当莒也。”(《小问》) “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吕     

“梵宇之栋梁”“法门之龙象”

《开元释教录》指出：义净三藏受帝王之命译出《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和《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之后，“帝御洛城西门，宣示群辟净（义净）所新翻并令标引。二年，丙午随驾归京。敕于大荐福寺别置翻译院处之。”在“御制”《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中无不明确指出：“大福先寺翻经三藏法师义净”华梵俱精，     

《诗经》行役诗的情感结构及抒情策略

《诗经》行役诗具有两层情感结构.行役之苦,家国责任感的认同,个体生命无法掌控的哀伤幽怨,对行役和统治阶层的怨恨,畏惧蜷伏的生命情绪,这些情感因素共同作用,组成了《诗经》行役诗第一层情感结构.在此基础上,第二层结构寻求情感的寄托和出口,表现为双重的选择.行役者将其生命情感寄托于家园,或者回过头来,再次在现实中寄托生命的社会价值.《诗经》行役诗采用特殊的抒情策略,其抒情往往缘事而发,或直白,或委曲,以叙事为抒情基点.叙事主体的选择和时空转换的思维拼接方式,形或了不同的抒情效果.     

“斜趋汉津”与赤壁大战

不朽巨著《三国演义》,叙述历史百余年,描写战争百余次.著名的赤壁大战,是《演义》中描写最宏伟、铺排最阔、冲突最烈、撼人最深的一次战役.此次大战开役之时,魏、蜀、吴三国虽未正式形成,但鼎足之势已现端倪.尤其是,后来治理魏、蜀、吴的主帅都参与了战事,三方的主要军力都投入了战争.可以说,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三国"大战的典型战例.其三方之斗智斗谋、斗力斗勇等等,都毫无愧色地堪称是真正"三国演义"的一个大高潮.赤壁大战,若以火烧赤壁划个中界,战役越过的大致跨度,从总体上看,当从长阪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