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琦及其散文创作研究

“桐城派”一直占据着清代散文的盟主地位。正如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所说的那样 :“有清一代的古文 ,前前后后无不与桐城生关系。”这段话从时间上精辟地指出了“桐城派”的文运几乎是与有清一代相始终的。如果从空间上看 ,“桐城派”的传播、流衍的范围之广也是不容忽视的。自康熙朝方苞高举“古文义法” ,经过刘大木魁、姚鼐的递相传衍 ,道咸时文人学文 ,“江淮以北 ,五岭以南 ,咸取径桐城矣。”① 名噪一时的“岭西五大家” ,即是“桐城派”在广西生根、发展并达到古文创作高潮的最好明证。“岭西五大家”是以永福的吕璜为首 ,加…     

桐城学派在广西

一、桐城学派的文学主张桐城学派是清代散文中的一个中心派别。其创始人方苞,刘大櫆步其后尘,到姚鼐时,桐城学派的文学理论才日臻完善、成熟。他们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之为桐城学派。桐城学派产生的原因是鉴于明代文人强学秦汉古文,因袭其格式,形式主义之风日甚。他们反对秦汉派,崇奉唐宋派。于是,桐城派提倡“义法说”,“义”是指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法”是指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所谓“义法合一”,也就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与     

清代散文选本视野下的桐城三祖

桐城派选本对桐城三祖推崇备至,以为清代文章正宗之所在.而在非桐城派选本中,桐城三祖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比较而言,方苞地位仍然较高,而刘大櫆、姚鼐则多遣贬抑.这种选本差异是桐城派与非桐城派论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深入认识桐城派乃至整个清代散文的发展态势具有重要意义.     

方东树《昭昧詹言》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清一代的桐城派,不仅是文派,也是诗派。钱钟书在其《谈艺录》中,曾专列“桐城诗派”一条,并对该派的重要作家以及流派嬗变,做了简明扼要的价值评述。郭绍虞也指出：“古文义法之谈原是桐城始补祖方望溪的主张,此谈初立,本极简单;其后经刘海峰为之推阐而使之具体化,再经姚惜抱为之补充而使之抽象化,于是到方东树再加以综合而集其大成！”由此可知方东树在桐城派中的地位,而其”综合而集大成”的业绩,就具体体现在其桐城派诗话代表作《昭昧詹言》上。方东树在论述桐城三祖鼎足而立之态势时云：“愚尝论方、…     

再谈“桐城派”三个问题

一、“桐城派”与桐城 “桐城派”之出现于桐城,原因何在? 姚鼐的解释是“舒黄之间,天下之奇山水也。”简言之,即由“地灵人杰”。那末,何以不出于黄冈、黄梅,而出于桐城,且作者多居于桐城东乡(即今枞阳)呢?看来不象是那么简单。     

桐城派与文学语言的发展

桐城派作为散文正宗,曾经主执清代文坛牛耳达二百多年之久。他们的文学主张的核心是“义法”。但一般的讨论与研究都偏在“义”——即思想内容方面。其实,从文学的发展观点上看,桐城派的主要贡献却在“法”——即艺术表现方面。在“法”上,桐城文人尤为自负的还在文学语言方面。散文语言,更是桐城文人所潜心研究的。自古以来,很多人对于散文语言的创造有误解,以为它和诗赋骈文不同,只要拉杂写来,自是一篇文章。一些政治家、学问家,以作文为余事,如宋代的道学领袖程颐明言:“今     

桐城派与程朱理学

桐城派是清代乾隆以来,在中国文坛上出现的一个散文流派。它的形成,曾国藩的《欧阳生文集序》中曾有所论述。文中说: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邓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 ’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所以桐城派,就其发展来说,是创始于方苞,形成于姚鼐,而大盛于曾国藩,直到清廷颠覆,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后而衰。 至于桐城派的散文,就其渊源而论,实上承唐宋以来所谓韩欧八家的古文,其间稍有不同的,是韩欧在创作思想上,标举孔孟,特别是韩愈,在《原道》中提出道统之说,而显然以个人继承文、周、孔、孟以来的道统自任。     

桐城派诗论初探

桐城派作为清代散文的一个主要流派,其历时之久,影响之广,已为人所共知。然桐城派文人对诗歌的看法在清代派别众多的诗论中也不失为一种较为重要的理论,前人曾有“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之说(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桐城派诗论对清代中后期诗坛有着重大影响,故笔者以为在讨论桐城派文论的同时也应对其诗论予以适当重视。本文就试图在这方面作一点初步探讨,以就正于专家及清代文学的研究者。     

建国以来关于桐城派问题研究讨论情况综述

桐城派是清代散文的一个最大流派,先后统治中国文坛二百余年,南北影响十几省,前后作家有六百余人。桐城派自清初产生起,就毁誉繁兴,但自“五四”时新文学运动兴起,被斥为“桐城谬种”以后,除在一些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有专章进行评介外,很少专门研究和讨论。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间,《江海学刊》、《天津日报》、《安徽历史学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一些关于桐城派的研究、讨论文章,大都收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六三年出版的《桐城派研究论文集》中。这以后,很少有关于“桐城派”的文章发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八○年发表了《桐城派     

才雄气肆 笔峻辞丰——论刘大櫆的散文创作

桐城派的散文影响很大.姚鼐在《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此说虽遭“党同乡”之讥,但由此可见桐城散文在清代文坛上的地位.对方苞、刘魁(号海峰)姚鼐三位桐城派的开派人物,人们作过许多研究.但比较起来,学界对方、姚较为重视,评价也较高,而对刘氏则研究不够,评价也偏低.如清代邵懿辰在比较方、刘、姚三家散文成就时便说:“刘居其间,如蜂腰鹤膝”(《答方君书》).平心而论,方、刘、姚三家散文各有特点.通读刘氏散文我们便会看到,他的不少文章不囿于传统,不拘于时俗,大胆地阐发已见,在艺术上表现出才雄气肆,笔峻辞丰的风格,这是方、姚之文多所不及的.郭绍虞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后人之论桐城者,往往称方姚而摒弃海峰,这实在不是公允之论”.本文拟对刘海峰的散文作一概略考察.     

刘蓉对桐城派文论的传承与发展

刘蓉是晚清时期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奉桐城派方苞为“文学正宗”,受桐城文论影响较大。但是他能以包容之势吸取他人之长而为己所用。在文道关系上,不墨守桐城义法,主张用经济之学,充实桐城义理。在创造理论上,注重文艺特性。标举“疏畅”之文。故其文论思想更具有开放性和实用性。但刘蓉因袭传统的包袱太过沉重,使其未能在理论和创作上找到一条完全适应近代社会变革的新路。这是近代桐城派作家在对传统古文作近代转换过程出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变法维新思潮中的吴汝纶与桐城派

甲午战争后 ,在维新变法思潮与新文体的冲击下 ,曾经随洋务思潮而“中兴”的晚清桐城派又陷入困境 ,在此困境中 ,吴汝纶起而改造桐城理论 ,以迎合维新变法思潮 ,使晚清桐城得以延续。他对桐城派理论的具体改造有三 :其一 ,减弱桐城文的政治色彩 ,回避桐城“义理” ,使晚清桐城免于成为新思潮的批判目标 ;其二 ,重新定位桐城文章的艺术形式 ,提倡“醇厚”之文 ,以与维新派的新文体抗衡 ;其三 ,借桐城文章宣传西学。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 ,吴氏在宣传西学、倡导维新上 ,与维新并无多大冲突。吴氏以桐城古文宣传西学、倡导维新的努力 ,在传统知识分子中赢得了一定市场 ,促进了维新思想的传播。     

论清初散文大家侯方域

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为代表的清初散文家以规模宏大、出入唐宋的散文扫清了明末文坛的纤佻。“以小说为古文辞”是侯方域散文的价值所在 ;他的斥责权贵和抒写怀抱之作为其散文精华 ;他主张“讲唐宋以来之矩” ,是唐顺之、归有光唐宋派散文的有力继承者 ,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以方苞、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散文 ,为清代散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论近代文坛的桐城派

桐城派在清代很有声势,正如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先生所说的:“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生关系”。(《中国文学批评史》)可见其影响之深广。 桐城派形成在康、雍时期,至乾、嘉而大盛。它的宗旨是高举程朱孔孟和唐宋八家的旗帜,阐发由此二者结合的“义法”。这样的宗旨是非常适合清王朝的统治需要的。因为继清初的武力镇压之后,到康熙时就想文武并用,以继承中国历代所传的道统和文     

陈独秀的近代“文界革命”实践——以桐城派末流创办《安徽俗话报》为中心

晚清时期,陈独秀等桐城派末流接受近代启蒙运动的感召,同时也受到包括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吴汝纶、严复、林纾等人在内的近代启蒙思潮代表人物的影响,在桐城学堂创办《安徽俗话报》.这是对晚清“文界革命”的呼应,也是他们反叛桐城派的开始.出身于理学世家陈独秀的“文界革命”实践表明:传统处在不断的自我否定的过程当中,这个五四文学革命的“总司令”,出乎“桐城”又反叛“桐城”,最终成为桐城派的掘墓人.     

论刘声木对桐城诗派的接受、提振及其意义

晚近学人刘声木是桐城派研究的先驱,其诗学观步踪桐城诗学,倡导儒者之诗。在晚清诗坛以宗法宋诗为主的背景下,刘声木规模姚鼐诗学,提倡以明七子为学诗对象,推崇唐人诗风,批评以考据入诗,折射出民国宗唐诗论对宗宋诗风的反拨。晚清民国是桐城诗派研究的草创期,桐城诗派之名多为桐城文派的书写与建构所遮蔽,对此,刘声木率先以传统著述方式,梳理桐城诗派发展谱系,意在关照桐城诗派之全壁,提振桐城诗派地位。后继则有钱基博、钱锺书等学者对桐城诗派概念与源流的论断,刘声木的发覆意义可以从桐城诗派学术史、现代学术建构史及地域文学流派研究史三方面予以肯认。     

姚鼐及其桐城诗派非宗宋派

方苞、刘大槐、姚鼐引领的桐城派是清代最有影响的散文流派,其实,桐城派作家中的一部分人也从事诗歌创作,并且形成了一个诗歌流派.这一点,最早由桐城作家姚莹指出,他说:"国朝持论之善足洽天下大公者,前有新城尚书(王士稹),后有吾家惜翁(姚鼐),庶几其允乎.     

方苞的文论思想及其散文创作特色

方苞作为桐城派的创始人,一生注重名节,身怀天下之志,主张经世致用,体察下情,关注民生,这些对桐城派中后期代表作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也是桐城派之所以能绵延几百年而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方苞＂义法＂说的文论思想,为桐城派文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影响久远。方苞的散文创作实践,是以他自己创立的文论思想为指导,体现出文章布局结构严谨,创作内容讲究取材的多样性和典型性。其散文创作特色,主要表现为叙事简洁传神,说理透彻新颖,语言质朴雅洁,写人生动形象。因此,从方苞的创作实践来看,他也堪称为桐城文派之正宗与楷模,为后世桐城派作家树立了典范。     

桐城派“沉郁顿挫”论

桐城派极为重视“沉郁顿挫”之法，将其视为抵制诗文通俗化的有效手段。在桐城派看来，俚俗诗人崇尚性灵，反对闻见道理，故其诗“凡鄙浅近”;而“沉郁顿挫”之文法蕴含着高广的胸襟、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在表述上，俚俗诗风轻利快便，一往无余，失之佻巧；而“沉郁顿挫”则以顿、断之法形成高古厚重的语体。在风格上，俚俗诗风或失之软弱，或失之偾强，不得其中；而“沉郁顿挫”之法则兼容阳刚与阴柔，实现相济之美。在诗文通俗化倾向日益显著之际，桐城派为维护正统士人文言文化的统治地位，赋予“沉郁顿挫”以新的意蕴，雅俗之别被浓缩在这一文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