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隐逸思想述论

葛洪认为隐逸对激励个人品节、纯净社会风俗有积极作用。葛洪隐逸思想的出发点在于沟通隐逸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从而为隐逸的合理发展打下更加广阔的空间。葛洪的隐逸思想既是对两晋时期此种思潮的回应,又在一定程度上为隐逸思想的发展指出了有效的路径。     

葛洪思想的儒道互补特征

葛洪思想典型地表现了儒道互补的特征,而且他是自觉地主张"尚博",自觉地做到儒道兼采。他认为儒道两家是各有分工,各有利弊的,两家必须互相补充。把儒家思想运用于社会领域,才能使社会安定。国泰民安,正是葛洪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葛洪《抱朴子》“古诗不如今诗”说考辨

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提到“古诗”与“今诗”,分别指《诗经》与汉晋诗赋,对于二者孰优,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若从文本出发,可知葛洪对古诗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对今诗的态度亦然。这种看待古诗与今诗的视角实与葛洪的崇古观一致,体现为既不能完全崇古,也不能完全否定崇古。葛洪主张事物的变化应当因时制宜,这又与东晋时期的崇古观完全吻合。     

葛洪神仙道教思想与黄老学的关系

葛洪从道论、兼综百家之学和治国与治身三个方面援用了黄老学的思想和方法,他的神仙学中所以具有自然论和理性主义的色彩,可从其转承了黄老学的若干积极成分而得到解释。但若对葛洪的这种援用进行宗教追问,黄老学的思想和方法经过他的裁剪、改铸和整合,适成其神仙道教思想形成的一剂酵母,并在某些环节上为其道教思想体系的建构作了理论铺垫。     

葛洪的圣人观

在葛洪眼中,治世是圣人所具备的最根本特征。葛洪心目中的圣人形象集中反映了他金丹道教信仰与世俗社会调和的价值旨趣。他认为,圣人远不及神仙高明。葛洪的圣人观从本质上讲,体现了他作为道教教徒出世而不离世的宗教情怀。     

葛洪对玄学的反思

葛洪对于晋室南渡之际士大夫所好尚的玄学,站在江东旧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批评与反思,以清除对神仙道教不利的理论障碍,他以儒家汲汲用世的态度,对两晋之际飏自京洛的颓放玄风,给出了本土思想者的抗拒与回应.     

“德”的镜像：老子思想解读

在道家代表性人物老子思想中,“德”被赋予了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从哲学层面解读老子之“德”,如同打开了一幅层次分明且内涵丰富的“镜像”。首先,本体论意义上的“玄德”是万物得道以生成的内在基础,于人即得于道的“性”;其次,方法论意义上的“修德”,圣人体道修“德”的目的是“修身”乃至“修天下”;最后,伦理学意义上的“上德”,“上德不德”,在社会中具体展开为仁、义、忠、信等德目,这些德目均具有复归“上德”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透过老子之“德”的镜像,既能深化对道家思想的认识,也有助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葛洪及其人生哲学

葛洪的人生哲学与其人生际遇有关。葛洪人生观的形成是由儒而入道,最终立足于道,其人生哲学总的表征是《庄子·天下篇》所谓“内圣外王之道”。行善升仙、得道匡世是葛洪超越人生困境的理想生活方式,是其所认为的人生意义之所在,是其人生哲学的基本内核。     

论葛洪的学术思想

葛洪是东晋前期著名学者 ,他在其著作《抱朴子》一书中 ,提出了“道本儒末”的学术思想 ,认真总结历史经验 ,主张治理国家应以史为鉴 ,君主治国兴邦应举贤任能 ,提出历史是自然的发展过程 ,后代必然超越前代。     

论葛洪的生卒年及相关问题

由于文献不足及史料真伪莫辨、表述不清等种种原因,有关葛洪生卒年的问题一直是葛洪研究中的难点。本文主要对葛洪的生卒年重新进行了考辨,认为葛洪生于283年,卒于343年,享年61岁;进而对涉及到的作品《神仙传》作了检讨。     

葛洪与魏晋玄学

玄学是一种崇尚老庄的哲学思潮,其中包含着浓厚的生命哲学和养生思想.玄学家在魏晋时期政治动荡的社会中,通过对虚伪名教的批评和对生命本真的关注,使养生之风盛行一时,也影响到道教的发展.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对神仙存在的论说,对得道成仙途径与方法的介绍,充满着玄学的清谈思辨和养生追求.本文将葛洪的道教思想放到与魏晋玄学的相互关系中来加以考察,以期展示葛洪通过借鉴魏晋玄学的养生思想推动了道教仙学的发展.     

葛洪言行观综论

近百年来,国际学术界在历史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走向是语言(学)转向,即转向语言(分析)的时代,这也成为新历史主义的核心关注。同时,有学者认为,语言文字具有行为特征。在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中,具体的思想内涵是其思想体系的实体;其构思的哲理基础是思想家对于知识论和真理观的体认;而其思想的形态和特色则受到其所运用的语言文字的规范。这在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突出表现在对言行观的关注上。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对言行观作了深入的讨论,秦汉魏晋士人继承了这一关注,这在葛洪的《抱朴子》中有所展现。在言行观方面,葛洪提出了重言、慎言以及言重于行等主张。     

郭璞葛洪散文学合论

郭璞与葛洪是两晋时期的重要散文学家.郭璞的主要贡献是在<山海经叙>中提出了"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的观点,以为不能因为自己未曾亲眼目睹某个对象就断定它是虚妄的.这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之作的重要理论基础.葛洪在散文学上,重子书轻诗赋,重实用轻文采,在表与里、美与善、体与用两端,非常明显地站在里、善、用一端.然而,在通变的维度上,他又持"文胜于质,今胜于古"的观念.总体而言,他的散文学思想多元而有矛盾.这种矛盾与他强烈的批判性与包容性有一定的关联.葛洪的散文学与王充的散文学一脉相承,在理论的体系性与深刻性方面有所不如,但在丰富与多元方面则有超越之势.     

论葛洪的生态美学

葛洪的生态美学思想是在其道教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葛洪的生态美学充分反映在其神仙美学和生态伦理美学上。它们所展现的和谐共融的思想在当代构建和谐社会之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葛洪儒家伦理观与道教理论的建构

葛洪是中国道教史上以儒家学说构道教理论的知名高道.他有着丰富的儒家伦理思想,如维护君尊臣卑等儒家礼制,提倡用儒家道德教育士族子弟、官僚贵族;主张德主刑辅、知止乐道等.葛洪在建构道教理论时,积极援儒入道,提出了道教秩序、道本儒末、忠孝成仙、戒律护道等道教思想,对中古道教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论葛洪《抱朴子·外篇》的社会风俗批判思想

葛洪《抱朴子·外篇》不仅对汉晋“风俗凋敝”的情形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归纳，也对当时“道微俗弊”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移风易俗的设计。葛洪《抱朴子·外篇》的社会风俗批判思想揭示了汉晋风俗的发展态势及基本原因，具有特殊的思想和认识价值。     

葛洪形象接受述略

葛洪在我国文化史尤其是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著作丰赡,思想博杂,其本人期望能以文儒的形象为后世铭记,但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世人多将其作为道士接受,唐代及宋元时期开始有了文儒、非儒、道士的不同接受态度,明清承前之绪形成了多样化的接受格局并有交叉融合的趋势。对葛洪形象的接受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反映不同时期不同群体对葛洪的接受态度,另一方面,葛洪形象接受史其实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缩影,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王船山“四德”思想研究

船山继承了宋明儒学统一宇宙论与道德论的思想脉络,对“四德”这一重要论题给予了创造性诠释.他首先用“天德”、“人德”两范畴指称道学体系内天道之元亨利贞与人道之仁义礼智;其次提出了天德体用相涵、人德以诚、智、仁为统的理论特征;最终创造性地提出以“性德”这一形上范畴来贯通天德与人德.而且船山将天德性德人德的统一视为君子身心修炼的最高标准,使“四德”成为他重建儒学正统的核心理论之一.现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吸收了船山的天德、人德范畴,并将“天德流行境”视为心灵九境之最高境界,使“四德”成为现当代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颇具独立性的命题.     

“道—德”生态及其现实意义

对道德概念的理解必须对“道”与“德”进行生态式诠释.“道”是“德”的前提,“德”是“道”的分享,个体必须既有“道”又有“德”才具有道德.道德感的式微与道德践履的日渐缺失已成为当下社会遭遇的普遍困境.这既是传统思想对现代个体道德感的消解,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追名逐利对“道”的僭越,更是现时代多种思潮相互激荡的结果.个体道德的重塑与道德社会的重构必须基于“道—德”的生态理论范式.一是要完善道德教育,积极培育现代人的道德感;二是要建立奖惩机制,形成“德—得”生态的良性循环;三是要净化社会环境,形成“遵道贵德”的良好社会风尚.从而,在“道—德”的生态互动中达到个体与社会至善.     

葛洪对辞赋的贡献——以《抱朴子外篇》论葛洪的辞赋观

东晋时期的葛洪,虽然首先是一位学者、哲学家,但他对文学也有着多方面的贡献.葛洪对辞赋再度繁荣起到关键性作用.通过其子书《抱朴子外篇》,可以考察他对辞赋的贡献是,理论上,提出了"古质今妍"、今赋远胜于古诗以及"宏邈淫艳"的辞赋观,在陆机和刘勰这两个大理论家中间架上了一座重要的桥梁;创作上,他发展了汉魏以来以赋作论(子书)的艺术手法,使得子书和辞赋的结合更为细密浑圆,而且加快了辞赋的骈文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