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用人思想轨迹探微

德与才孰轻孰重,从古至今争论不休。追溯中国共产党用人思想的历史轨迹,主要经历了解放以前的＂德才兼备＂,解放初期的＂又红又专＂,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能人＂论和新世纪新阶段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思想作为党识人用人的宝贵实践经验总结,不仅是党在新时期激发内在活力的特殊要求,更是党奠定坚实人才基础确保永续执政的必然选择。     

大庆精神的灵魂是自主创新——《话说大庆精神》之二十四

大庆精神的灵魂是自主创新。用＂两论＂指导一切＂,思＂字领先,不断创新思想理念;用实践检验一切＂,敢＂字当头,不断创新工艺技术;以进取面对一切＂,干＂字为本,不断创新工作水平;以科学统领一切＂,学＂字为上,不断拓展新领域。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征论——以“天人合一”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最根本的特征,主要类型有三种：儒家道德意义上的＂天人合德＂,道家自然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汉儒的＂天人感应＂。虚灵感应之＂心＂与有情的宇宙观可以作为＂天人合一＂思想可能的哲学根据。＂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追求、修养境界、审美情趣、政治理念、人格评价、价值判断标准的确立与形成皆产生了深远影响。     

唯物主义的动摇：思想构境论的后马克思主义精神症候——评张一兵教授与王金福教授关于“思想构境论”的争论

张一兵教授与王金福教授围绕＂思想构境论＂展开的争论从微观方面看是围绕文本解释的方法进行的哲学争论,而从宏观上看＂,思想构境论＂折射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后马克思主义精神症候。分析思想构境论的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渊源,可以看出思想构境论中混合着存在论的、拉康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等复杂的哲学成分。从本质上看,它放弃了文本解释中主观—客观辩证法的客观维度,而抽象地发展了在文本解读辩证关系中的主体的维度,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方法。但是,思想构境论也是重申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维度的理论契机,学界亟待破除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过度依赖,要积极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维度来把握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     

试论恩格斯的“真正人的道德”——《反杜林论·哲学篇》中的恩格斯创见

本文通过分析《反杜林论·哲学篇》中恩格斯之创见＂真正人的道德＂,主要批判了杜林在＂道德与法＂问题上所宣扬的＂抽象永恒道德论＂,同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论的基本观点。     

赫拉克利特残篇释读——对其宇宙哲学一种普遍看法的质疑

赫拉克利特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受争议者之一。他著有《论自然》,共有三篇,即＂宇宙论＂、＂政治论＂和＂神学论＂,现保存下来的残篇共有一百三十多条。在学界,部分学者认定其宇宙论中火本原说具有循环论思想。通过对赫拉克利特残篇进行剖析,我们可以发现赫拉克利特宇宙观中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葛洪儒家伦理观与道教理论的建构

葛洪是中国道教史上以儒家学说构道教理论的知名高道.他有着丰富的儒家伦理思想,如维护君尊臣卑等儒家礼制,提倡用儒家道德教育士族子弟、官僚贵族;主张德主刑辅、知止乐道等.葛洪在建构道教理论时,积极援儒入道,提出了道教秩序、道本儒末、忠孝成仙、戒律护道等道教思想,对中古道教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陶弘景的形神论及思想史意义

作为六朝时期的道教理论家,陶弘景对于形神观进行了缜密的理论思考。在对佛、道形神观思想进行深刻辨析的前提下,陶弘景对传统形神观进行了本体层面的理论论证,提升了中国传统形神论思想的理论层次和境界。在此基础上,陶弘景进一步对道教传统的形神合同观和形神可固论进行理论辩护,从而维系和坚持了道教神仙存在论的意义结构,并为延展中国传统的贵生、重生人文精神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近亲繁殖”制约地方高校发展的思考

日趋严峻的高校师资＂近亲繁殖＂现象阻碍了科学研究和学科发展,成为高校发展的桎梏。特别是地方高校,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教育思想落后、硬件设施不完善等限制,教师队伍＂近亲繁殖＂现象较为严重。要防止地方高校＂近亲繁殖＂,笔者认为政府应从政策上要＂扶＂,学校从人事制度上要＂防＂,从人才机制上促＂远＂,从招生就业体制上要＂改＂,从科研团队上鼓励＂杂＂,如此,方能促使地方高校的教师队伍＂远缘杂交＂,使大学回归学术本位。     

孔子为政治国理念探赜

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针对社会的无序和混乱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孔子的为政治国思想以治国以礼、爱利民、选任贤才、为政者修德正己为主要内容,以仁、礼、德为指导思想,仁是孔子为政治国思想的核心,礼、德是实现＂仁＂的方法途径。     

论荀子德性思想的学术渊源

荀子思想刺取诸学而兼融各家,除稷下学宫的治学传统对荀子具有浓厚的熏陶外,稷下学者、先秦儒家、墨家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荀子。荀子吸收了稷下学者＂法＂的思想,也发展了孔子礼的思想,把礼与法紧密结合,寓法于礼,以礼统法,从而走向与稷下学者及孔孟儒家不同的道德教化道路。而墨家以利言德,荀子以情论德,以利言德则重利,以情论德则重义,这才是荀墨之学的真正分野。     

《老子》“三重境界”说

《老子》思想意蕴是对人生终极价值追求的境界问题。＂道＂是最高境界即天地人一体之境,它是自我不断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过程。人突破世俗中有限的＂我＂,复归于人性本然之德,进而入于整体之道即完成自身心灵的复归与超越。首先界定＂道＂与＂德＂的内涵并分析两者何以能成为＂境界＂？而后具体阐述＂三重境界＂的实现问题。     

顾欢道论发微

顾欢的道论亦新亦旧,既具有明显的传统色彩,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佛教中观思想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重玄意趣.在吸收佛教中观思想的同时,顾欢的道论也坚持了道教的宗教本位,为道教义理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顾欢之后的南朝道教学者沿着顾欢的思路,依托《老子》经文做了创造性解释,弥补了道教理论的不足.顾欢适为道教老学由汉魏旧传统向重玄新思潮过渡的中间人物.     

廖纪的学术思想探析

廖纪推崇儒家经典之"古本",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扬弃和批判。他在人性论上,坚持人性源于天命的一元论;在心性论上主张心、性、理合一,并将中庸之道诠释为涵养心性、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德为本,财为末的"明德亲民"思想。廖纪的思想反映出他理性、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批判、创新的精神。     

“尚质轻文”:“他者”视域下的《南华真经》注疏群体文质观探析

成玄英、陈景元、陆西星、程以宁等人注解疏通《南华真经》时,继承了道家《庄子》“尚质轻文”的审美主张,但四人审视文质的立论视角却迥然相别.自西汉以后,儒家既已将论人、论史的文质观延展到了文学领域,并且无论是论人、论史或论文,儒家都主张文质彬彬的审美标准.但成玄英等四人的文质标准主要用于论人或论史,且他们“尚质轻文”的标准与儒家“文质彬彬”的文质审美要求,显然是相对立的.成玄英、陈景元、陆西星、程以宁等人所属的道教文化,虽然一直在借鉴儒家思想文化精华,但道家道教文化一直是儒家文化的“他者”,且成玄英、陈景元、陆西星、程以宁四人之间其实也互为“他者”.在“他者”视域下,四人文质观的内在差异以及儒道两个文化场域在文质思想上的差异性,其内在原因昭然若揭.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发展观的演变及其创新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前后相继、与时俱进的历程,具体体现为：发展的重要性上从＂落后就要挨打＂到＂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的道路上从＂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根本任务上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的目标上从＂四个现代化＂到＂四位一体＂,发展的战略上从＂两步走＂到＂新三步走＂,发展的导向上从＂多快好省＂到＂又好又快＂,发展的核心上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以人为本＂。     

武城弦歌——子游礼乐教化思想阐微

子游在秉承孔子礼乐教化之道的同时有所发展和创新,＂武城弦歌＂便是其礼乐教化思想的积极实践。子游为武城宰时以礼乐治邑、以大治小,提倡＂领恶而全善＂,并能以才取人、选贤任能;教化育民时,又倡导礼乐教化施诸全民的教育观,主张＂先本后末＂。     

从“论情境”到“情味论”——读王文生新作《中国美学史：情味论的历史发展》有感

＂情境＂、＂情味＂观在强调中国最具特色的＂诗言志＂的文学思想源流的基础上,提倡与总结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趣味倾向和普遍的美感经验,强而有力地突显了中国抒情文学思想脉络的精深体系特点。从＂论情境＂到＂情味论＂,正是王文生诠释中国抒情传统文学中＂情＂、＂味＂、＂境＂的写照,更是他揭示潜在的中国文学独特体系中具有高度思辨的美学思想的隐然贡献。     

改革开放与“五四”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比较

从＂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到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从未中断。＂五四＂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主要是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来唤起民众觉悟,挽救民族危亡,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改革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启蒙教育,经历了如何冲破＂左＂的思想禁区到姓＂社＂姓＂资＂争论,＂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三个阶段。＂五四＂运动与改革开放在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中,既存在思想局限性的区别,又存在历史任务的相似性。     

明儒欧阳德的“政学合一”论

欧阳德是明代王门后学的代表人物,比较集中地发挥了王学的＂政学合一＂思想。欧阳德认为,所谓＂学＂,不是读书求仕或者获得见闻知识,而是明确自己的良知和德性。＂学＂是使得良知澄明并在生活中实现进而成就道德理想的成圣道路。而所谓＂政＂,则是希望通过教化让人们都能认清自己的良知和德性,并能在各种环境下坚持＂循其本心＂的生活从而形成一套良好的公共秩序。＂政＂从本源上应该是人的良知本性在社会生活、公共交往事务上的呈现。基于上述对＂学＂与＂政＂的理解,欧阳德坚持＂政学合一＂的论断。欧阳德认为,＂政＂与＂学＂在指向上虽各有侧重,但就其根本而言本是一事。＂学＂意味着成就自我和求真明善,而＂政＂意味着应对世事和良知的落实,因此,强调＂政学合一＂,也就是强调求真、求善与实现自我、应对世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学＂与＂政＂是＂良知＂的两面,＂学＂是良知的昌明,是＂良知＂之＂明＂,而＂政＂则是良知的落实,是＂良知＂之＂致＂。欧阳德的＂政学合一＂论,也是其强调后天功夫与先天本体、功夫践履和体察良知同等重要之思想的鲜明体现,对于王门后学流于空虚的倾向有一定的纠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