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信赖原则及其在我国刑法中的适用

伴随着新过失犯罪理论产生的信赖原则已成为当今社会限制甚至是阻断过失犯罪的重要原则，其理论根据是“被允许的危险”、“危险分配”和社会相当性理论。根据其理论基础、适用的范围和主客观条件，我们认为它不仅仅局限于交通领域的适用。在我国科技发展的今天，过失犯罪的激增，如交通肇事罪、医疗事故罪等，使得我们在理论上系统地构建信赖原则及其相关的基本观念，实践中有意识地注重信赖原则及其相关理论的具体运用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论刑法中的信赖原则

信赖原则作为过失犯罪概念中注意义务的认定基准,是资产主义的发展在刑法理论上的必然结果。其立论根基是刑法的“谦抑性”与“人道性”,因为信赖原则强调在过失危害发生的情况下,应充分考虑个人行为的可非难性,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从理论意义上看,社会相当性理论、被容许危险理论以及危险分配理论是信赖原则的理论根基,而危险分配理论又是产生信赖原则的直接原因。     

论刑法信赖原则在我国交通运输领域中的适用

信赖原则是指当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时,如果可以信赖被害人或者第三人能够采取相应的适当行为的场合,由于被害人或者第三人不适当的行为而导致结果发生的,行为人对此不承担责任的原则.关于我国能否适用信赖原则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之争.我们认为,信赖原则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已有所体现,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正确适用.正确适用信赖原则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如交通双方条件、事故发生的具体环境、行人一方的具体情况、机动车一方能否预见和避免等.现行信赖原则的有关法律规定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信赖原则在监督过失中的运用——以日本的理论为线索

围绕信赖原则能否适用于监督过失领域,日本理论界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的激烈争论。对立的根源在于对信赖原则的体系定位的认识分歧。如果将信赖原则视为有无预见可能性的一种判断工具,由于信赖对方会采取适当措施回避结果发生,这种信赖的存在影响了行为人对结果发生的预见可能性,令其无法唤起结果回避动机,就应当肯定信赖原则在监督过失中的运用。信赖原则在监督过失领域的适用,以分工的确立为前提条件,以存在实质的信赖关系为根本条件。     

信赖原则于中国语境下的展开

信赖原则用于行为人具有过失,他人的不当行为介入造成结果发生的场合。不同于故意作为犯中的回溯禁止原则,信赖原则的出罪标准更为宽缓。信赖原则在传统理论中具有消解注意义务、预见义务的机能,但其本身只是作为一个结论呈现,并不能作为规则加以适用。因此,可以将结果回避与义务违反、对结果的认识盖然性、与有过失的判断作为判断是否适用信赖原则的依据。     

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许可法中的体现与运用

信赖保护原则适用于撤销、撤回或变更授益行政行为的情形中,以解决依法行政原则与行政行为效力安定性之间存在的冲突。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在具体个案中衡量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并以维持原授益行政行为为原则,以撤回补偿、变更补偿或撤销赔偿为例外;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强权下的弱者,维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对于推进诚信政府建设、依法规范行政许可行为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正当信赖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信赖原则及其在交通事故中的适用

信赖原则是德国、日本等国家刑法学上的一个重要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社会交通事故处理。我国随着经济发展,汽车在社会逐步普及,交通设施日益完善,遵守交通规则的社会观念正在深入人心,应当在交通事故处理中借鉴和适用信赖原则,准确判断和确定事故责任,维护交通畅通和社会和谐发展。     

航空责任事故与刑法上的信赖原则法理——以日航123航班空难事故为例的分析

在以不同主体间的分工合作为重要特征的航空领域中,行为人如果能合理地信赖其他分工合作者会在职责范围内采取防范危险的适当措置,基于刑法上信赖原则法理的适用,就不应承担对其他分工者职责范围内之事项的监督、检查义务,在后者违反信赖造成安全隐患,并引发航空责任事故时,行为人不能仅因没有发现、消除该安全隐患而承担过失刑事责任,即使该事故发生在行为人分担的业务过程中。信赖原则法理在航空责任事故中的适用,实质上是将防范航空安全风险的负担在相关业务主体间作了均衡的分配,有利于航空业效率的提高和航空安全水平的提升。在航空责任事故中信赖原则法理的适用,应当符合三个条件:业务分工体制的确立、其他分工者具备相应的资质和能力、不存在动摇信赖的特殊事由。     

论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指导中的适用

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中的运用相对来说还比较落后。笔者认为 ,该原则对行政指导“合法性危机”之解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应在行政法上予以明确。本文进而探讨了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指导中具体适用情况 ,并提出允许以之为由提起行政指导司法审查的理论主张     

论环境行政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关停排污企业是国家节能减排和环境行政执法的重要手段。但被关停排污企业中有一些是获得政府行政许可的,根据信赖保护原则,这些企业的信赖利益应当得到保护。国家环境行政机关应采取程序性保护、实体性保护和财产性保护三种方式,把信赖保护原则贯彻到立法、执法和司法之中,切实保护排污企业的信赖利益。     

飙车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以杭州胡斌案为切入点

在定罪中,应根据飙车行为是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人在主观上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还是间接故意来决定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在量刑中,对以间接故意实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飙车犯罪被告人,即使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极坏,一般也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应认定为自首;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属于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应结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从轻以及从轻的幅度;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同样需要结合案件情况慎重把握。     

危险驾驶罪的教唆犯研究

教唆他人危险驾驶却产生交通肇事罪结果的情形,理论上有四种处理方式：一是根据行为共同说,在否定共 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的基础上,肯定对过失犯的教唆来处理;二是根据法益保护前置化原理,将危险驾驶所致的交通 肇事罪认定为故意犯罪,对致人伤亡的结果按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来处理;三是修正我国刑法以结果为本位来界定犯 罪的责任形式,改之以行为为本位来界定犯罪的责任形式,将交通肇事罪认定为故意犯罪进行处理;四是认为交通肇 事罪与危险驾驶罪具有行为和罪质上的结果加重关系,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进行处理。第一种处理方式无论从我国 的立法技术还是从实质解释上来说都难以成立;第二种处理方式难以说明超过要素是否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素,更 难以说明行为人对致人死亡结果的认识或认识可能性属于什么性质;第三种处理方式可能导致现有刑法体系解体,刑 法的安定性将失去保障。只有第四种处理方式符合现有刑法理论体系,实践上可行。     

对交通肇事罪中指使人构成共犯问题的新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这是在正确解读《刑法》第133条规定下作出的。在现行《刑法》中,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是立法者以法律拟制的方式规定的犯罪行为,该条司法解释对司法人员来说是个注意规定。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定罪与量刑——以实现刑罚目的为视角

近年来,由醉酒驾驶机动车引起的系列恶性交通事故,引发了人们对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是否"入罪"以及如何定罪与量刑的激烈争论。结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在规制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方面的不足,借鉴国外其他地区在这方面的经验及法律规定,探讨应该如何对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进行定罪与量刑,以真正做到罚当其罪,遏制和预防醉驾行为的发生,实现我国刑罚报应与预防辩证统一的目的。     

也论刑法规范的概念

刑法规范是刑法制度的“基本粒子”。其概念的理解是刑法学一般理论的关键。理论上对刑法规范的概念有行为规范论、社会规范论、罪刑规范论、刑罚规范包含论、二重规范论、三重规范论、多层次定义论诸多定义，应该说罪刑规范论比较科学合理。所谓刑法规范．是由立法机关制定，为人们在面对某些重大事项时应如何行动提供准则，为司法人员认定犯罪和追究刑事责任提供指南的一种法律规范。     

论计算机犯罪的刑法规制及其完善

计算机及其网络的普及大大提高了社会的文明程度，但与之相伴随的计算机犯罪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稳定的社会秩序。如何有效地规制计算机犯罪，已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文章从计算机犯罪的概念着手，重点分析了计算机犯罪的特点，进而在剖析计算机犯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评述了我国刑法中关于计算机犯罪的立法．并提出了部分建议。     

风险刑法及其适用领域研究

风险刑法成立的正当性在于公正的风险分配只有通过刑法才能实现。需要通过刑法分配的风险类型,即"风险犯"的存在范围是相当有限的,风险刑法理论的应用应当是限缩的。扩张风险刑法理论源于忽略了刑法语境下,风险社会理论与刑法理论的融合性对接。考察风险类型化分布领域,风险刑法的适用限于公共安全领域比较恰当。     

论严格责任在环境刑法中的适用

环境犯罪是现代社会的新问题.环境犯罪应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辅之以严格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并非无过失责任,其本质是推定过错,并不违背"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严格责任原则在对环境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时具有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