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模式的现代置换——从两种叙事模式看古典文学对赵树理小说的影响

赵树理因其文学创作的平民化和大众化而成为解放区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纵观其创作就会发现,这主要是继承和革新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传统文学的结果。文章结合他叙述故事时采用的"才子佳人"和"清官除暴安良"的结构模式论述了古典文学对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影响。     

赵树理的创作生涯与社会政治学模式

历来的赵树理研究,均未能从一个时代文艺模式的兴起与衰落上,来说明赵树理的创作生涯。赵树理的作品和他本人的经历,对于社会政治学模式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赵树理本与民间文艺有深厚的联系,有长期运用民间形式写作的经历。赵树理的小说确实可以看作是雅俗交汇的产物。赵树理是当时新文艺方向的代表。当他上升为整个文艺界学习的榜样时,并且要求他的创作符合于某种文艺理论的全面要求时,赵树理就难以适应新形势对他的要求了。一方面赵树理确应提高一步,提高其作品的概括性,但另一方面社会政治学模式所要求的典型形象中有着一种观念化的设定,这同赵树理向着实际的、易于吸纳事物复杂性的眼光,又难以协调。还有一个矛盾,即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赵树理主要是在一种民间大众文艺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他所熟悉的是如何适合群众的阅读欣赏习惯来写作的。赵树理遇到此种历史的尴尬,就其实质而言,反映了大众化文艺运动在走向全国后所面临的发展困难。社会政治学模式的观念设定,连像赵树理这样曾在为政治作宣传上获得一片喝彩的作家都难以适应了。与农民自在的文艺有着血缘联系的赵树理,要成为一个大作家,他应在思想的深刻性及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丰富性上,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并愈益具有世界性的艺术眼光才行。赵树理虽集雅俗于一身,却是俗多于雅,因而他应向着雅的方向有一个更大的提升。他的创作存在三个缺点:一是"重事轻人",二是"旧的多新的少",即"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但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三是"在一个作品中按常规应出现的人和事,本该是应有尽有",但因求速效,而将作品中应该有脑子里却没有的人和事省略了,"结果成了有多少写多少"。对这三个缺点的认识,表明赵树理对于他50年代初强调的"赶任务"写作的主张有了理性上的否定。赵树理的颓势是显然的:一是他的写实作风难以适应社会政治学模式,二是他的艺术上的危机也日益严重。赵树理经历了从社会政治学模式确立到衰亡的全过程。     

解读赵树理的小说观念

赵树理虽然在许多方面继承了传统小说观念,但他的小说创作的目的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社会启蒙。和"五四"小说观念比较,赵树理超越了"五四"小说观念欧化风影响下的不注重读者接受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他更关心自己的小说是"为什么人"的。与建国初期"颂歌"式小说观念比较,赵树理执著地坚持为农民而歌的小说创作,坚持创作源自真实农村生活体验的"问题"小说。赵树理非常重视民间文学,他剔除了其中封建落后的思想倾向,吸收了其中明快幽默的叙事艺术技巧。所以,赵树理的小说观念是一种本着通俗化、大众化目的的兼容并蓄的小说观念。     

论鲁迅的再创作

论鲁迅的再创作宋德胤再创作是属于作家文学的范围的，但是，再创作却是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交融结合的结晶。我们知道，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关系是至为密切的，马克思在论及希腊神话时说：＂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幻想的基...     

悲剧的误读 无形的阻隔——对柳青及《创业史》的再认识之三

我们对柳青和《创业史》误读了50年。其问题出在，我们混淆了做人与创作的界限；混淆了政治与文学的界限；混淆了表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的界限。当代小说家，尤其是陕西小说家，至今都没有对柳青的创作进行过理性的思考；柳青既是引领他们走进文学殿堂的老师，也是妨碍他们创作升华的无形阻隔。超越柳青，跨过无形的阻隔，是一代小说作家必须做的功课。     

赵树理、高晓声农村题材小说之异趣

因创作立场、创作目的、时代环境、个性才情等因素之差异,赵树理、高晓声之农村题材小说呈现出一系列不同的创作风格,具体表现为:赵树理的小说采用的是散点透视的方法,对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予以诗意的言说,写的是凡人大事,文笔简约,风格明丽欢快;高晓声则以追踪反映的方式,致力于对农民心灵世界的探索,多为奇人奇事,善于细节描绘,风格幽默,喜中有泪.     

从《"锻炼锻炼"》中的干部群体看赵树理的反封建意识

《“锻炼锻炼”》是赵树理的一篇曾引起激烈争论的短篇小说 ,自发表之日起各界对它是毁誉参半。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小说中以村干部群体为主的诸人物形象 ,揭示作家流露出的反封建思想残余的潜在意识 ,从而发掘赵树理发现问题和体恤农民的复杂创作情感     

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英文)

以西方启蒙话语为标志的文学史观念,基本否定了"十七年"文学,赵树理小说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这种元叙述并非始于八十年代,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学内部就表现出知识等级化倾向。赵树理坚持传统的文艺形式,以顽强的艺术个性开拓了传播五四新文化的文学途径。从抗日战争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的小说既表现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同时也在时代与社会的总体结构中被结构化地建立起来,由此突显出文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边缘性体验及其特点。重新阐释大众化时代所产生的这种文学形态,解释它对接受的传统定位,以及在尊重本土接受基础上多元的艺术取向,对认识当今大众文化市场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的。     

论赵树理的创作在市场经济中的借鉴价值

满足农民迫切的精神需要、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拥有最广大的读者市场这三大特性使赵树理的创作活动顺利实现了由私人劳动到社会劳动的转化。赵树理创作的成功经验为身处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当代文坛提供了三方面启示:一要科学定位,锁定目标顾客。二要创造适合目标顾客的使用价值。三要创造适合社会正效益的使用价值。以优秀的文学作品弘扬先进文化、言说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时代赋予当今作家的神圣使命。     

赵树理:来到北京市的解放区作家

农民出身的赵树理 ,是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转型”意义的作家 ,也是当代北京文学的开拓者。他的成功主要在于他自觉的通俗化追求顺应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的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随着社会的转型 ,原来的时代特点也会成为当今的时代局限。客观估量时代意识形态的制约作用 ,用美学的和历史的特点评价当代文学史上的赵树理 ,他无疑仍是最重要的农村题材作家之一     

论钱谦益对明代文学的评价和总结

作为明末清初文坛领袖，钱谦益诗文成就甚大。在理论方面，他对整个明代文学的总结和评价，全面、系统，多有卓见。虽不免苛刻，但当时及以后均无能比者。本文列述钱氏对明代文学的总结、评价，认为这对于清初以至整个清代文学（主要指诗文创作）都具有一定的影响，是钱谦益在文学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     

北京文学的多民族性

北京文学的多民族性王光对于居京的作家来说，北京为他们提供了生活与创作的特定文化环境氛围；对于北京来说，居京作家则以他们的创作，参与了北京文化特别是北京文学的创造。北京作家不仅仅在文学观念、创作风格等方面有所不同，而且在民族背景方面也有很大区别。北京自...     

试论乔伊斯《尤利西斯》的文化起因及现代主题

一伊阿努斯文化古罗马神话中有—个双面神伊阿努斯,他以前后的两副面孔。终结了过去而又启示了未来,成为划分两段漫长时限的界标。所以,当我们在谈论伊阿努斯精神的时候,我们就站在了历史的分界限上,乔伊斯作为“标志着人类意识新阶段的伟大诗人”,他宣告了19世纪末日的到来和20世纪欧洲意识流小说文学的诞生,从而成为欧洲现代文学史上划分两个时代的里程碑和艺术中的“伊阿努斯之神”。乔伊斯植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土壤,早年深受易卜生和契诃夫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影响,后来经过刻意开拓创新,汲取了当时的心理学、美学和哲学的思想成果,在英国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基础上,完成了他由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创作风格的过渡。他通过《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尤利西斯》这样一个创作系列形成了由写实小说家向意识流小说家转变的创作轨迹。并以辉煌的创作成就和登峰造极的意义,划分和联系了英国传统文学和意识流文学这两个创作时代。正如庞德和艾略特认为的那样,《尤利西斯》是《荒     

浅析赵树理作品人物形象

赵树理的作品,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和中国农民生存状态的一面镜子。他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以农民为对象,替农民说话。一个个性格丰富鲜明,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的成功塑造,如＂三仙姑＂＂、二诸葛＂＂、小芹＂、＂艾艾＂＂、孟祥英＂等,通过这些典型形象再现了当时的环境下农民的思想意识和生存状态,这一系列经典的塑造,常常被作为与其有相似特征的人们的代名词。赵树理用自己的创作理念,初步实现了现代文学＂民间化＂＂大众化＂的话语转型。     

日本战后文学转换的代表——论日本战后文学中的“第三新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社会经历了一个由战时状态向日常状态的转换。这种转换深刻地体现在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在文学领域中，这种转换表现为各种流派不断涌现，其中，“第三新人”派的创作颇具代表性。一“第三新人”派是日本战后文学中的一...     

文学陌生化浅论

文学陌生化浅论雷素娟当我们阅读现代派作品时，我们似乎再也享受不到象巴尔扎克那样的旧小说提供给我们的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了，我们不得不放弃传统的阅读习惯；时空转换，游移主题的视点分散增加了阅读的“艰涩感”。形成这种“艰涩感”的原因，是作家在创作中自...     

西部的“空间”与东部的“时间”——关于西部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

“全球化”是新世纪中国学术的一个重大课题 ,“中国西部文学”虽然已经阐述了多年 ,但在今天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之中 ,无疑也产生了特殊的意义。但将这两个“重大”置放在一起 ,其意义的连接却变得曲曲折折了。从表面上看 ,“全球化”与“中国西部” ,这是一个普遍性的时间和一个特殊空间的问题。我们常常在说“全球化时代”如何如何 ,这也就是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正在怎么“化”的过程 ,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西部文学” ,似乎应当考虑的是一个局部空间的文学现象如何适应更有普遍意义的时代发展的要求。当然…     

柔石小说:革命时代的启蒙

柔石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一位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但他的小说创作却处于五四文学向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转型阶段,从作品主题、题材、人物形象到创作视角,柔石的小说都与五四启蒙文学有着明显的精神联系.我们在解读左翼作家柔石时,不应该忽略他与五四启蒙文学特别是鲁迅的精神联系.     

论我们时代的杂文同鲁迅式杂文的基本区别——兼论准确掌握我们时代的杂文的基调

在我国,杂文的传统源远流长,特别是“五四”以后,杂文经过鲁迅的倡导和身体力行,被公认是一种克敌制胜的有力武器,许多进步作家都曾运用这一武器进行战斗,从而使它深入人心,登上文学殿堂。鲁迅曾说:“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我还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烂。”当年鲁迅的预言,在今天已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可是,与杂文创作相比,对杂文的研究就显得非常不够,有关杂文创作的许多关键性问题,都缺乏应有的探讨;建国以来杂文的几起几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浙江是鲁迅的故乡,我们有责任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更好地运用杂文这一武器来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此,本刊开辟“杂文研究”专栏,登载关于杂文的研究论文。我们希望国内杂文家和广大读者多多赐稿,结合现代特别是当代杂文创作的实际,就有关杂文创作的各种现实问题,如什么是杂文、杂文的功能、杂文创作的规律、现代和当代的杂文史等等,进行深入的探讨,其中也包括对现代、当代有影响的杂文家和杂文集的研究和评论。     

鲁迅与意识流文学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现代意识流文学之父。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既是意识流理论的最早介绍者和传播者，也是现代杂文、小说创作中运用意识流手法进行创作的最早实践者。鲁迅的文学作品形成了中国现代意识流文学的第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