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30年代江南地区农民银行述论

为挽救江南农村经济,在国民党政府的倡导下,江南地区农民银行逐渐建立并发展起来.江苏、浙江两省农民银行在组织、经营上各有特点,它们对江南农村经济的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江南农村经济.     

民国时期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述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为挽救江南农村经济 ,在国民党政府的倡导下 ,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兴起并发展起来。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在组织、经营和监督上有自身的特点 ,它对江南农村经济的复苏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江南农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研究综述

近年来,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的研究,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突破,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详细综述。最后认为,乡村危机的内容极其丰富,研究空间极其广阔,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有利于我们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了解,有助于深入对民国史的研究。     

试论1920-30年代的江苏省农业仓库建设

1920年代,江苏仓储废弛,谷贱伤农,农民苦于高利贷的盘剥,农业危机日趋严重。为了救济农村,江苏省政府大力推行农业仓库建设,抗战前基本完成了全省的农业仓库网络建设。农业仓库办理农产储押、加工、运销等业务。江苏省农业仓库建设既有利于备荒自救,平抑粮价,具有传统的仓储意义,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救济农村金融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由于在制度设计、经营管理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大大制约了农业仓库的成效,出现了"农民不相信农业仓库,中小农民受益较少,利益被地主豪绅窃取"的现象,与"政府调剂农村金融、发展农业生产从而复兴农村"的目的尚有一定距离。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韩国农业农村立法初探

韩国立法体制大致分为由国会制定的法律、根据法律经总统颁布的法令与由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和法令制定的施行规则等三级体制。韩国的农业农村立法有6大特征:一是法律法规体系比较健全;二是配套法规建设自成体系;三是适时修改法律法规及规则;四是重视农村建设立法;五是重视农民教育立法;六是重视农业组织立法。经过30多年的发展,韩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农业农村法律体系。     

蒋杰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调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和研究蔚然成风,蒋杰是这次农村调查运动的典范。他身体力行,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显示了“用脚做研究“的实证研究的作风。其调查内容广博而丰富,涵盖人口、自然环境、教育等各个方面,并意图以精确的调查分析中国农村的症结,以求达到改良农村的目的。这些调查推动了中国农村调查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使我们对民国乡村社会及其诸多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对现阶段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作用。     

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组织述论

农村金融组织是以信用为手段,主要为农业以及农村居民提供金融服务的经济机构。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组织为江南农村农民提供了一定资金,为恢复和发展江南农村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民国时期江南农村传统金融组织与现代金融组织并存的特征,对当今农村金融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仍有其宝贵的启示。     

20世纪60年代农村大调查与“农业六十条”的制定

20世纪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的几年,在我党和国家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我党先是发动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而后由此引发了国民经济的严重下滑,在农村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严重的饥荒。面对严峻的形势,我党在1961年发动农村大调查,为着手调整由“大跃进”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种种问题做准备。“农业六十条”即是农村大调查的最重要的成果。它自1961年3月制定到最终通过,几经修改与反复。这修改与反复的过程也就是党对人民公社认识逐步加深的过程。最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比较成熟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为农村的稳定、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职业女性与妇女解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限制妇女职业权的传统法律被打破，中国职业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由于社会经济、文化观念以及妇女自身的因素，使其时职业女性的状况发生变化的范围极其狭窄。某种意义上说，职业女性的发展与“妇女解放”只是大都市以及少数发达开明地方少数女子的“特权”，绝大多数的中国女性仍然生活在远离“解放”的处境之中。即使接受教育并走上职业岗位、在某种程度上获得“解放”的妇女，也没有在事实上特别是精神上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禁烟讨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鸦片泛滥,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各界围绕着禁烟问题开展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禁烟主张反映了不同的阶层、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禁烟人士通过报刊、媒体揭露外国非法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品的大量事实,军阀、官吏、奸商等纵容包庇贩运和制售鸦片毒品的罪恶,抨击政府当局腐败,无能政治,唤起国人对鸦片严重危害性的认识,推动了群众拒毒运动空前开展起来,制约了政府当局的禁烟态度。在讨论中一些论者宣传“渐禁主义”理论和主张也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场禁烟讨论结果说明,在旧中国社会制度之下烟毒泛滥的社会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华洋义赈会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信用合作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陷入空前危机,华洋义赈会在合作思潮的影响下应运而生。他们通过与银行联合提供贷款,部分满足了小农对资金的渴求,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高利贷的盘剥。但是,从这些农村合作社借贷资金的来源和构成状况上,我们可以看到合作社的社内资金极其微小,转而不得不依赖于社外资金,而社外资金对于农村合作社的支撑又极不稳定,从而限制了合作社对农村社会变革所发挥的作用。     

20世纪20-30年代上海职员阶层的日常生活——以《生活》周刊广告为中心的考察

创办于上海的《生活》周刊（1925．10—1933．12）是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其内容丰富、涉及居家日用方方面面的广告，直观而具体地展现了20世纪20-30年代上海职员阶层的衣食住用，从中我们可以领略与想见那时职员阶层小康体面、趋向现代的日常生活。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大学图书馆功能的认识及现代启示

二十世纪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特别是二三十年代,西方图书馆理论被系统介绍、引入甚至移植过来,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图书馆以搜集、保存文献为主的传统图书馆业态,开始步入现代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在此过程中,对发展迅猛而类型独特的大学图书馆功能的讨论,既对处理好大学与图书馆的关系,更好发挥大学图书馆的功能有重要意义,也对图书馆事业的整体提升有推动作用,对今天如何办好高质量的大学也有非常大的启示。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失业生成的内因——以民族工商业为考察对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工商业没有雄厚的资本作为支撑,其规模、机器设备、运营模式等方面,远不如在华的外国企业,因而不具备较强的经济竞争力.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尤其是在势如潮涌的"洋货"冲击下,缺乏强有力的根基的各类产业纷纷停业破产,于是大批工人陷入失业.其中,传统工业的失业人数多于现代工业.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女性意识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为首的乡土小说作家,高举“妇女解放”的大旗,关注妇女命运,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以往的研究成果多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形象,重视她们所受的阶级压迫,很少关注这些女性内心自主反抗意识的萌动.其实这些女性形象不仅仅是被动的受压迫者,她们也有一些主动的反抗意识和行为.文章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这些意识和行为进行剖析     

论20年代小说在30年代的“范本”地位

20世纪20年代小说作为中国新小说的开山之作,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促进了新小说风气的形成与规范的确立,成为新作家步入文坛创作必然要阅读的“范本”。尽管30年代的时代风气发生了转变,20年代小说在30年代仍保持着范本的地位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这一结论对更深入地研究30年代小说的发展和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经》研究新方法论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异质文化体系间深层次的碰撞、融合给学术研究方法带来丰富、创新的机会。此时的《诗经》研究作为现代《诗》学的创建期,其研究方法在方法的三个层次——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具体学科方法上的突破无不受益于此。新《诗》学方法为《诗经》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它的总结亦可为今天的研究提供积极的借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群体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近代科学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第一次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科学家群体。本文对该时期科学家群体的一些基本问题———年龄结构、学科分布、区域分布以及留学经历、精神特质等———进行了分析,并揭示它在多个层面上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