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谶,有意味的诗学批评样式

诗谶作为一种隐秘的诗歌类型,贯穿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始终。在诡异奇幻的形式下,它反映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学批评观念,它的存在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因素,是作家生命形态与艺术风格紧密联系的结果。     

朝鲜诗家申钦对古典诗歌的审美批评

朝鲜诗家申钦的诗学批评理论,在继承前人诗学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他对古典诗歌的审美批评,内容涉及唐诗、宋诗、明诗以及朝鲜本国诗,审美眼光独到,体现出朝鲜诗家对中国古代诗歌、朝鲜古代诗歌的鉴赏、品析能力,为我们提供了域外的诗评视角,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诗法源流》与元人诗法

诗学著作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元代诗学领域以诗法著作为主体．形成了不容忽视的诗学现象。《诗法源流》在宗宋、尊唐和复古、尚今等诗歌主张方面中允、辩证．可以视为元人诗法洪流中既有总结意味、又具创新精神的代表性作品。《诗法源流》在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论巴蜀学者刘咸的诗学思想

刘咸是清末民初重要巴蜀学者之一,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经学、文学、史学、子学等方面.其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诗系》一文中.《诗系》梳理了诗歌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论述了清代诗歌批评家的利弊以及唐以后诗歌衰败的缘由.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阐述,刘咸提出了自己的诗歌批评理论,即通过推源溯流法来探讨诗人风格的渊源和流派.从中可以看出刘咸的诗学思想是在"诗言志"的传统诗学基础上,倡导学习《风》系诗歌的创作手法,重视诗歌词、义、情三者的统一.     

清代赵翼与朝鲜李瀷对韩愈诗歌的批评——以《瓯北诗话》与《星湖僿说》为据

清代赵翼的《瓯北诗话》和朝鲜李瀷的《星湖僿说》都对韩愈的诗歌进行了批评,批评的内容包括韩愈以李白、杜甫为宗的诗学观,韩愈奇崛的诗歌风格,韩愈以赋为诗的创作手法和韩愈的《南山》诗,在对韩愈诗歌的研究上,提供了域内、域外两个诗评视角。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胡仔与严羽诗学观之比较——以《苕溪渔隐丛话》与《沧浪诗话》为视角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三大诗话总集之一,《沧浪诗话》是宋代三大诗话别集之一。胡、严二人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他们的诗学观既有相合处:如推崇诗骚、汉魏、晋、盛唐,追求诗歌的整体美与含蓄美,注重创新等;也有差异处:对宋诗的批评态度不同,二人提出的师法对象有别,以体派论诗的精深度有别等。他们促进了宋代诗学批评理论体系自身的建构。     

玄学与陆机《文赋》“感物缘情论”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后代很多诗论家认为这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言志”观的突破,因此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这一诗学观念进行了诸多批评.这种批评的实质是将“诗缘情”作为与“诗言志”相对立的诗歌本源论.但是从《文赋》与陆机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感物”才是陆机的诗歌本源观,而“缘情”乃是一种艺术论,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构成了“感物缘情”的诗学理论.这一诗学理论既是陆机对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又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在玄学影响下,“感物”既是情感活动又是理性的思考,情感、理思和辞藻构成了“感物缘情”的基本内涵,对西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以道论诗与以诗言道:宋代理学家诗学观原论——兼论“洛学兴而文字坏”

宋代理学家以道论诗,曾用“自成文”、“人心感物”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等说法,建构起一套诗学观,包括诗歌生成论、诗歌价值观及诗无工拙论等,认为最好的诗是圣贤摅发胸中所蕴,自然而然,非人力所可为.他们又以诗言道,诗就是道,不能载道的诗应当删去.总之,理学家所论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诗.这些论调对传统诗学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并导致宋诗的急遽衰落.     

论巴蜀学者刘咸炘的诗学思想

刘咸炘是清末民初重要巴蜀学者之一,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经学、文学、史学、子学等方面。其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诗系》一文中。《诗系》梳理了诗歌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论述了清代诗歌批评家的利弊以及唐以后诗歌衰败的缘由。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阐述,刘咸炘提出了自己的诗歌批评理论,即通过推源溯流法来探讨诗人风格的渊源和流派。从中可以看出刘咸炘的诗学思想是在"诗言志"的传统诗学基础上,倡导学习《风》系诗歌的创作手法,重视诗歌词、义、情三者的统一。     

汉赋中的“谶纬”考述

汉代谶纬的形成和流行，同汉赋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受谶纬的影响，汉赋创作中有专门谶纬题材的作品，如封禅、郊祀和天象等。汉赋中又有表现谶纬思想的，如受命而兴、符瑞祥兆和灾异遣告等。此外，在汉赋作品中，还有引用和化用纬书的词语，以加强作品的典雅蕴藉。从题材内容、思想意识和语言表达，汉赋都有谶纬的深刻影响。     

威廉·布莱克诗歌的泛神主义倾向

威廉·布莱克接受了多神论向一神论过渡的观点,同时倡导从一神论向泛神论的回归,并在这种逃逸中寻找诗歌的灵感,通过大量含混的诗歌修辞构建出复杂的多重意义体系,并在深层结构中将二元对立中的主从关系进行了颠覆与解构,颂扬有差别的具体神性,属于后一神时代的泛神论,体现出谨慎的建构特征。布莱克诗歌中动植物意象的泛神主义解读,暗示并激发了诗歌中具有前瞻与预言性质的独特诗性逻辑,对于现代主义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代边塞诗的广角透视

对于唐代边塞诗这一诗史奇观,学界多从相关战争性质进行研究.其实,只要超越这一局限,以美为中心对之进行广角透视,就可看出唐边塞诗的基本审美特征是阳刚美.它客观上反映了宏壮奋发的民族精神,创作主体上则源于迅猛崛起的寒士阶层.诗中真情的主要基础是大批文士的厕身行伍,亦与政治比较清明密切相关.研究界广泛存在的褊狭道义论应予批评,诗中的从军报国、向往和平、颂扬民族团结、揭露官场腐败等积极内容应予高度评价.唐边塞诗的艺术魅力是永恒的.它属于民族,也属于世界.     

诗的本性与人的居住--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基于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海德格尔揭示了在贫乏时代,荷尔德林诗在克服语言的技术化,把语言保存在其纯粹性之中,实现诗与思的合一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意义.诗作为接受的尺度,意味着思想对语言的倾听.诗人是存在之家的守护人,只有在语言家园中,才能实现诗意的居住.     

论刘长卿悲剧性格铸成的原因

刘长卿的诗歌具有大历衰世的色彩,其诗歌风格倾向哀伤、悲观、凄清、孤寂。刘长卿诗歌创作风格与悲剧性格有着密切关系,除了天赋性格,贫困家境生活、十年科举不第的命运、政治局面与贬谪遭遇皆是铸成悲剧性格的原因。为了更好的解读刘长卿诗歌的内涵,我们有必要对刘长卿悲剧性格铸成的原因加以探讨。     

论打油诗最重要的文体特征平民性

平民不仅可以是没有受到多少教育的普通百姓,也可以是过着现实世俗生活的并非贵族的文人。平民文学是比通俗文学雅一些,比贵族文学俗一些的文学。打油诗是汉语诗歌中长期流行的特殊文体,是中国正统诗歌的俗化形式和非正统诗歌的雅化形式,平民性是其最重要的文体特征。平民性主要分为写什么和怎么写两个方面,它采用雅俗共赏的语言和文体,直接关注现实世俗生活,抒写平民性情感,揭示平民的生存境遇。打油诗不是大众的通俗诗歌,也不是贵族的高雅诗歌,而是平民的诗歌。打油诗体是汉语诗歌中正统诗体和民间诗体必要的补充形式,是汉语诗歌中最常见的讽刺幽默诗体,诗体具有稳定性,不随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它不但受到喜欢附庸风雅的普通百姓喜爱,还受到生活在民间崇尚世俗生活的文人的格外青睐。     

韵律与中国诗歌繁荣的相关度分析

考察韵律的发展和中国诗歌在不同时代的繁荣情况,比较可以发现,中国诗歌的繁荣与韵律的发达程度是同步的,诗韵越发达、越精致,甚至越严格,中国诗歌越繁盛,表明韵律对中国诗歌有着非常积极的推动和贡献。3000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在无韵或韵律水平极低的情况下,中国诗歌获得过引人注目的繁盛,也没有一首无韵诗成为经典诗篇。因而,韵律虽然不是诗歌繁荣的充分条件,因为诗歌繁荣还与时代环境、内涵等要素密切相关,但由于韵律是诗歌外在形式的本质特性,显然是诗歌繁荣的必要条件。如果作一个延伸,可以认为,韵律也是诗之为诗的必要条件,任何完全不具备诗律的文字,不管如何排列,作为诗歌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尽管仅仅有诗韵是不够的。     

论《左传》中的预言

《左传》一书中有相当多的预言内容,过去学者对它虽曾有研究,但多有笼统化的倾向。只是大致地把它当成《左传》作者的迷信思想的反映,没有看到这其中其实有着史笔春秋,它反映出当时人的一种生活观念和处世原则。具体说来,《左传》中的预言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可以分成君子预言和谶谣两类,它们对后人的思想与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后,从文学的角度讲,预言增加了《左传》的趣味性与可读性。     

格律诗是古代汉诗主导诗体的原因——兼论词与曲在古代汉诗中的文体调和作用

格律诗能够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定型诗体,其诗体的主导地位维持了千余年.既是因为格律诗本身具有齐言体、音乐美等格律上的诗体优势,也是受到了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官方保护的结果,更是因为有词和曲这样的准型诗体作为格律诗最重要的辅助诗体,减轻了定型诗体对诗人的文体自由的抑制。词和曲加速了古代汉诗诗体由定型诗体到非定型诗体的诗体解放进程,促进了汉诗诗体在诗体规范与诗体自由之间的和解,避免了汉诗诗体走上极度律化或极度散文化的极端。由于词与曲的文体调和作用,古代汉诗形成了长期以格律诗为主导诗体,词、曲为辅助诗体的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并存的诗体多元格局。在形式和内容上,词和曲与格律诗相比,更具有灵活性和通俗性,有效地纠正了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正统诗歌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严肃性。不仅有利于格律诗的存在,也极大地从诗的体裁和风格上拓展了古代汉诗的生存空间。     

柏拉图禁诗令今读

在诗艺价值和诗人地位被普遍怀疑的今天,重读柏拉图的禁诗令有特殊意义。柏拉图禁诗的主要理由是诗艺远离真理。柏拉图的“递相摹仿论”,割断诗艺与理式的“质素性”联系,把诗艺的内容设定成不具有超越性的纯粹具体的表象。后世反柏拉图禁诗令的诗学理论家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立场出发建构了诗艺内容和超越性存在的关联,从而赋予了诗艺以极为崇高的地位。诗艺的当代危机在于:后现代对柏拉图形而上学的彻底颠覆意味着把诗艺重新带入无超越性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