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体制下的权力、关系与资源--关于"秘书腐败"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认为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秘书腐败本质上是公共权力寻租,它与我国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转轨体制"是分不开的.由于转轨体制一方面赋予政府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资源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又通过寻租关系网络使这种资源优势为其秘书所分享.因此依托寻租市场,通过"关系优势"获取"资源优势"便成了秘书腐败的内在逻辑和机制.面对这些现象该如何去杜绝,为此我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中国体制转轨进程中政府行为目标的逻辑演进

在我国体制转轨中,政府行为目标的转变控制和影响着转轨的进程和方向。已有的关于政府行为的研究大多是比较典型的民主的市场经济国家,它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这样一个政治和经济都在发生巨大变革的社会。本文基于政府双重利益目标的前提假设,针对我国转轨时期的现实国情和特点,具体分析我国政府面对的约束条件,不同阶段下政府行为目标的选择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试图构造一个转轨时期政府行为目标的演进模型。     

体制转轨期间政府规制失灵的理论分析

体制转轨期间,政府规制失灵主要表现为:由于规制职能缺位、规制能力不足、规制过度或越位等引起的效率低下状态,以及规制虽纠正了市场失灵却付出了降低社会福利水平的高昂代价等现象。转轨期间,规制失灵的产生既有一般性原因,又与转轨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相联系。因此,必须采取针对性的治理措施。     

体制转轨中再就业的经济政策分析

我国的失业不同于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失业 ,它是在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由于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局限性以及劳动仍然是人类谋生的手段 ,促使我们寻求新的政策处方 ,以解决我国当前的失业人口的再就业问题。而政府采取一些直接干预的方法来解决再就业问题 ,将对转轨过程起到积极作用 ,从而避免照搬成熟的市场经济下的一些政策措施所带来的隐患     

政府转型: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从俄罗斯转轨看中国经济增长

文章旨在解读转轨国家政府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对比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分析俄罗斯转轨过程的基础上,认为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经济恶化的原因在于经济转轨过程中没有恰当地完成政府转型,没有在经济改革前预先构建完善的法制基础。对转轨国家而言,在强势政府护航下进行经济转轨才能避免因体制真空所造成的暂时失败,之后的政府转型方能确保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目前,我国在强势政府主导下,实现了转轨初始阶段的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要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则需要进行政府转型——明晰政府职能,实现由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论我国体制转轨时期政府的"经济人"现象

转轨时期政府"经济人"现象的表现有:政府官员及工作人员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政府各级部门及地方对各自利益的追求;政府组织对各自利益的追求。控制政府的自利性关键在于健全行政责任制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试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社区参与

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 ,由于居民缺乏社区参与的热情 ,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单位体制的影响、社区管理体制及管理方式缺陷、经济体制转轨对社会生活的冲击等是社区参与不足的主要原因。要从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社区体制、社区整合、改善社区生存环境、解决居民实际问题等方面着手解决社区参与不足问题     

公务员角色悖论与政府权力的双重性

公务员是政府的人格化代表。目前对公务员的角色认识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公共人”、“理性人”的角色认同,一种是“经济人”、“权利人”的角色认定。这两种角色集中于公务员角色中,发生角色冲突,称之为“角色悖论”。角色悖论其实是对公务员角色期待的应然与实然的冲突,焦点在于对公务员个人权利的不同认识。本文对公务员角色悖论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角色冲突的原因在于不同的背景定位,应该在国家与政府的背景中定位公务员的角色。角色悖论的实质是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根源在于政府权力的双重性。     

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的经济转轨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分权化而非民营化开始的,地方政府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巨大活力,是中国经济转轨与俄罗斯、东欧经济转轨的主要差异,这是中国经济转轨相对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度发育,一度是中国经济发动机的地方政府,在继续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这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深层结构和增长的基本态势,并且还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转轨国家政府规模研究及启示

转轨国家,这里指的是曾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当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轨国家比较重视政府规模问题.根据地域条件,可以将转轨国家分为巴尔干地区、巴尔的摩地区、中亚地区、高加索地区、欧盟接壤国地区和西部联盟地区等等.本文从转轨国家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和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两方面对转轨国家的政府规模进行分析.对比我国的政府规模现实状态,启示在于: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应该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逐步递增;我国政府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但不能超过临界点;公务员总量应适应政府职能的变化,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适度上升;对于政府规划的考察要和绩效评估制度、问责制度的实施和完善结合起来.     

东方式有效政府与中国经济转轨

有效政府是经济制度成功变迁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政府是东方式的有效政府,在中国整个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成就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转轨,创造了人类制度变迁史的奇迹.与此同时,东方政府的特点也带来了许多中国式的深层问题.     

公共管理中的政府俘获与权力资本

在有些经济转轨国家,政府俘获的出现使改革非但未能孕育出繁荣的市场经济和法治与民主,反而导向了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的动荡。政府俘获的产物——权力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已成为阻碍落后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不仅使市场调节失灵而且使政府公共管理失败。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转轨成功的关键是通过法治建构解决公共管理中的政府俘获和权力资本问题,而公民有组织的依法维权运动是走向法治的重要推动力量。     

体制转轨、秩序转换与市场经济新秩序

经济体制转轨必然带来经济秩序的转换。我国在体制转轨中存在的体制漏洞和制度缺陷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三次较大范围经济秩序混乱的最直接原因。但当前的市场经济秩序混乱问题与前两次有所不同 ,它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确立并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其治理需要全面推进新一轮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关于转型社会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几点思考

市场经济是社会转型无可回避的时代背景,也是当下政治价值体系构建所要直面的前提条件。市场经济对政治生活领域提出了权力集中与对集中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双重要求,从而构成一种有关权力的"悖论"。能否在内涵指向与功能上形成对"权力悖论"消解的有效应对,是判断现代政治价值体系优劣与否的根本标准。现代化"先发国家"在它们社会转型期建构自己政治价值体系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都与对这种"权力悖论"消解的成功度有关,因而值得今天"后发国家"在政治价值体系建构过程中积极地去汲取。由此出发,我们对政治价值体系建构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认识,也能得以升华。     

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悖论"

文章提出了我国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悖论"问题的存在,分析了法治建设中"政府悖论"问题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是传统文化、路径依赖和政府失灵等因素,指出了"政府悖论"问题的必然性、复杂性、长期性,认为解决"政府悖论"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法治观念的全面提升.     

转轨经济中的国家干预——回顾与展望

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是转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引起了中外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政府究竟应该在转轨国家经济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经济运行,这些问题在理论与现实中都还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意见.本文试图以转轨国家干预理论的沿革为线索对这些学者的研究加以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对转轨经济中国家干预的特点和发展方向加以评价.     

中国经济转轨实践的理论命题

从计划向市场的体制转轨探索是一个原理一般性与实践特殊性相结合的过程 ,在没有现成理论指导的情况下 ,实践成果对于认识深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本文以中国经济转轨实践为考察对象 ,在对既有研究成果和改革绩效进行比较、探讨、归纳后认为 ,中国案例在转轨经济的研究对象、运行特征、动因与路径、演进进程等基础性课题方面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由于中国实践在这些方面的意义主要是对流行认识的证伪 ,可以说是其独特价值所在 ,本文尝试着进行了命题式的归纳。这些命题基本形成了转轨经济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 ,是进行比较体制研究的基础。本文的探讨表明 ,以中国经济转轨实践为对象创新转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性正在凸显出来     

法治悖论及其消解

法治的目的是要限制国家权力,而为了限制国家权力又需要国家权力,这就形成了法治悖论.法治悖论的解决不能依靠国家权力间的相互制衡,而必须依靠向市场和社会分权,用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来制衡国家权力.     

政府权力主导下的一场复杂制度变迁——基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一个认识角度

中国目前所进行的市场化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就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由于中国的特殊现实国情,政府总体上成为一个主导力量,政府权力因素在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变迁推进的次序与时机的权衡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扮演着“制度决定者”和制度供给者的角色。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与作用的再认识

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离不开政府恰当的行为与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对政府行为与作用进行再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