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原因补论

向南迁徙是拓跋鲜卑的历史传统。孝文帝舍平城而选洛阳作为都城,乃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孝文帝的正统思想和大一统理想体现了迁都洛阳的必然性,其后进行的风俗改革则彰显了迁都洛阳的必要性。从东晋迁都洛阳之争来看,洛阳是统一帝国的都城首选。孝文帝迁都洛阳正是看中了洛阳的政治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     

论北朝社会上层的妾

北朝时期,在异民族和异文化碰撞交融的过程中,妾的地位与命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孝文帝迁都前,妾似婢妓,地位卑贱;孝文帝迁都后,妾的地位复常,并能够与夫、妻抗礼。出现如此反差的主要原因在于妻妾之礼在北朝的废阙与恢复。孝文帝迁都前,妻妾之礼废阙,庶子类于佣奴,使妾扩增子嗣的功能变得微乎其微,遂沦落到几乎与婢妓无异的境地;孝文帝迁都后,推行礼制改革,太和十九年(495)重新确立聘娶为妻,否则为妾的原则,这使传统的妻妾礼制得以重新确立,但传统的妻妾礼俗却一时难以回归。     

北魏孝文帝之南征战略及其相关争议考论

北魏孝文帝当政之前,北魏在军事实力上已超过了南朝,南北对抗的军事均势已被打破.孝文帝前期,其朝政决策人为冯太后,其时已有人提出灭亡南朝以统一全国的战略,颇合冯太后之心意.孝文帝亲政后,一再表达其南征与统一的愿望,并付诸实施,以致其排除各种阻力,迅速迁都洛阳,并在南迁草创之际,连续率师亲征,急于征服南朝.对于孝文帝急切的南征举措,朝臣中存在分歧与争议,其中一些鲜卑保守人物反对迁洛与南征,这与他们抵制汉化是一致的.河北与河西人士的态度有相似之处,对迁都与统一并不反对,而对进度和具体战术布局有看法,主张缓征.而南来人士和青齐人士则多积极支持,以争取功业.在强烈的统一愿望驱使下,孝文帝对反对意见简单压制.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及汉化心理剖析

冯太后对孝文帝近乎虐待式的教育,拓跋家族皇权至尊的尴尬,以及冯太后耀眼的政治光环,给孝文帝童少年心灵带来巨大心理创伤和压力。作为帝王的孝文帝,在冯太后生前有如傀儡,冯太后死后,由于鲜卑元老旧势力的掣肘,孝文帝在平城仍很难施展抱负。因此,迁都与汉化是使他的压抑与焦虑获得的释放,完全外化为其思想主流,并在亲政后一直支配着他的行动。     

北魏孝文帝对保守势力的斗争和笼络

改革作为一场艰巨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若要想其顺利进行,必须得到统治集团的大力支持,而化解保守势力的反对显得尤为重要.以对改革的立场而论,北魏孝文帝时期的统治集团可划分为三个派别:以汉族官吏和宗室贵族为主体的改革派,主要由宗室疏属和代姓贵族构成的中间派和保守派.孝文帝改革遭到以宗室疏属元丕和代姓贵族穆泰、陆叡为首的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集中体现在迁都之初太子元恂的谋反和恒代贵族的叛乱.孝文帝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废黜元恂太子之位,派遣改革派中坚大臣任城王澄平定恒代叛乱.在严惩首恶的同时,孝文帝又尽量缩小打击面,以免株连无辜.孝文帝从改革大局出发确定其对统治集团各派别的政策,支持、赞同改革者加以褒奖重用,反对改革者予以严惩,对部分保守势力还采取了一定的笼络措施,从而在整体上协调了统治集团意志,稳定了迁都之初的政局,巩固了改革成果     

中原与江南——论南北朝文化竞争中的地理话语

南北朝在分裂对峙中存在着正统争夺和文化争胜的情况,多认为北朝因占据中原而具有地理上的正统优势,而南朝处于下风。北朝通过孝文帝迁都改制、军国文书的措施,逐渐建立起中原地理正统论,并在南北外交场合中多次使用。南朝则利用种族上的正统优势,将北方的地理元素与胡族相联系,并用江南的自然环境和物产与胡族色彩浓厚的风土物产拉开距离。     

论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失误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太和十八年(494)由平城迁都洛阳.对这次著名的迁都之举,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我们认为迁都洛阳是导致拓跋鲜卑王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治决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迁都之前的北魏王朝,自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398)七月以来,一直定都于平城,历6帝7世凡97年;而迁都之后的北魏王朝,连孝文帝计算在内,也只传了三代,政权就易手于宗族他人了,正如《魏书》所说:“魏自宣武以后,政纲不张,肃宗冲龄统业,灵后妇人专制,委用非人,赏罚乖舛.于     

北魏太和之初的双簧专制

北魏太和之初,文明太后冯氏临朝听政,政坛的表象呈现为文明太后与孝文帝"二圣钦明"的格局。然而,在表象的掩盖之下,文明太后与宠臣王叡勾结成双簧专制。位于前台的王叡,成为文明太后控制朝廷的代理人。王叡因此暴发,"势倾都鄙"为时六年。双簧专制是当时政坛的真相,它体现了文明太后一圣统治的实质。     

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时期洛阳的经济发展状况

《洛阳伽蓝记》是北魏时期的一部重要历史著作 ,书中全面反映了北魏都城洛阳的基本面貌。本文即以《洛阳伽蓝记》为视角 ,对当时洛阳城中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论述 ,进而阐释出洛阳在孝文帝迁都后从永嘉之乱后的衰败中迅速恢复发展 ,并重新成为北方经济中心的深刻历史动因     

简论鲜卑汉化与北朝兴衰

鲜卑兴衰与北朝兴衰同步,走着鲜卑汉化、统一北方,北方统一、鲜卑消失的历史道路。公元439年,鲜卑拓跋部所建北魏翦灭鲜卑慕容部、乞伏部、秃发部,统一北方。孝文帝改革是鲜卑拓跋部汉化成功的范例,但迁都洛阳后的一些改革不彻底,给北魏带来严重恶果,导致分裂。鲜卑宇文部为求生存、求发展,实行改革以自强,最大限度地实现民族融和,灭掉北齐,融入先进的、更大的民族大家庭。     

李太后与张居正改革

在明朝万历时期的张居正改革中,神宗之母李太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万历初年“主少国疑”,内阁又与司礼监发生权力之争的动荡局势下,李太后提拔、倚重冯保和张居正,罢黜高拱,建立起由她主政的内阁与司礼监协调一致的体制,稳定了政局,为张居正改革提供了组织保证。其二,信赖、支持张居正,全力进行改革朝政的事业。李太后不仅赋予张居正处理军政事务的大权,使其拥有推行改革的权威,而且在改革遭到守旧派反对和攻击时,也态度鲜明地支持张居正,粉碎一次又一次阻挠改革的逆流。此外,她在教育、管束万历小皇帝,使其保持对改革的热情和支持方面,也下了不小的功夫。不过,张居正病逝后,明神宗掀起“黜张”活动,否定改革时,李太后却表现出缄默、纵容甚或支持的态度。这是由封建统治者只重权位,不顾信义,以及无法长期忍受改革所带给她们的种种限制所造成的。     

论北魏宗室阶层对政局的影响

北魏宗室阶层专指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身为天潢贵胄,他们是北魏政权的坚强柱石和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宗室是皇权主义的附庸,其对政局的影响取决于二者的具体关系。北魏前期,宗室残存"直勤"对等的君位继承资格,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皇帝对宗室,特别是皇子皇孙,保持既任用又防范的矛盾心态。孝文帝改革宗室家族制度,根据服纪远近配署统治权益,势力膨胀的有服宗亲成为皇权的牢固支撑。宣武帝反其道而行,利用出服疏宗制衡近属。孝明帝兼用近属与疏族,却无法调解双方的纠葛,激烈纷争导致帝国的崩溃。宗室徘徊于亲族与权力之间,是王朝政治生态的特殊产物。     

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特征与影响

北朝时期,以荥阳郑氏为代表的汉族士族与宗室统治集团结成了巩固的婚姻联盟。郑氏的宗室婚姻主要发生在孝文帝定姓族之后,且不同房支在宗室婚姻中的地位亦不同,另外还有嫁多娶少、不计行辈等特征。郑氏的宗室婚姻对该家族的政治成败、礼法门风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士族社会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     

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简释

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不仅记述了其家族世系、婚姻状况、历任职官等情况,还详细记载了崇、彝、辟、偁及勖五人墓葬的准确位置,为研究姚崇家族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同时为考古工作者寻找一代名相姚崇及其子孙墓葬提供了重要线索。     

论《元声韵学大成》浊声母清化问题

在明代韵书里,《元声韵学大成》浊声母清化的诸种现象表现非常突出,匣母字清化作晓母;见、溪与群相混;端、透与定相混;非、敷、奉相混;邪母与心母、邪母与从母相混;从母清化混入精母。种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明代江淮官话里浊声母清化的演进过程。     

程敏政《新安程氏统宗世谱》谱学问题初探

明代著名学者程敏政所修统宗谱具有开创性,对本族与徽州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认为,程敏政所修统宗谱的十条“凡例”主要表达了别宗姓、严谱系、明教化、新体例等四个方面的主张,进一步明确了徽州望族的条件,强调族谱编纂的宗法精神与严谨的学术性,使统宗谱成为学术考证后的规范性族谱。程敏政“谱辨”建立在考证的基础之上,由考而辨,提出宋以前的世系因太详细而不可信,一般人奉为姓氏学指南的《元和姓纂》不尽可靠,应该根据具有可靠史料价值的金石碑刻、古谱考证世系,建立信而有征的谱系。通过考证,程敏政否定了流传已久的祁谱。“谱辨”的看法始为新安程氏采纳,后来基本上被作为一说而已。程敏政对于族谱世系的等证与宗族文化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尽管新安程氏尊重作为著名士大夫的程敏政,佩服他的学问与考证功力,但是不愿接受其考证结果。这不能不说是学者修谱的悲哀。     

朱熹理气动静说探析

朱熹吸收二程、张载和周敦颐的思想资源,在将本体论意义的＂理＂、＂道＂与含具宇宙生成论意义的＂太极＂融合而纳入自己的体系时,对太极之理究竟能否活动的问题表现出一定的曲折。从理本论思想的演变和理学家所关注的问题考虑,朱熹在理气动静问题上的＂曲折＂是不可避免的。牟宗三对朱熹太极之理＂只存有不活动＂的批评揭示了朱熹理气关系解释的思想特点,但同时这种批评也偏于一隅,与朱熹思想的实际是不相符的。     

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洛阳汉文化的复兴——以陈庆之、杨元慎正统之争为例

《洛阳伽蓝记》为北朝重要著作,该书对北魏都城洛阳进行了生动、全面的描述。本文即以《洛阳伽蓝记》为视角,从梁朝名将陈庆之与北魏士人杨元慎关于正统问题的争论出发,对北魏后期都城洛阳的文化状况加以探讨。并分析从西晋灭亡到北魏后期中原汉族士人在对待夷夏问题上观念的转变,从而揭示出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对洛阳汉文化复兴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试论拓跋魏的皇族政治--以宗室相国、丞相为例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摹仿汉晋制度,根据政治形势偶设的相国和丞相,多选皇帝的同族宗室成员担任。宗室就任相国或丞相的背景大相径庭,授予相国可视为立储的先兆和准备,旨在提升皇太子的声威和权势,削减游牧行国时代兄终弟及制的影响。丞相的选任则根据政局需要进行。北魏多以宗室担任相国和丞相,与拓跋的传统习俗和特殊统治结构有关,透射出北魏皇族政治之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