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驱者“复古”现象考——以严复为例

研究者大多认为20世纪初叶的文化先行者如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在青年时代锐意于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的“疑古”探索后,至晚年却“信古”进而“复古”起来。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严复终生主张“全盘西化”①。两种观点中,前者没有解答“复古”的原因,后者则略显牵强。笔者在研读严复论著时发现:严复思想前后是一致的,表现为:一方面,以“救亡”图存思想为经线,其爱国初衷不渝,“救国”方略则相时而变,并随着对国情理解的深入而渐趋深化,从“政治救国”寻求富强的一揽子计划,到“科教救国”再到“道德救国”,变化的只是救国方略;另一方面,以自由…     

“变乃能复，复乃能变”——吴乔对“变古”与“复古”的创新重构

吴乔对“古”赋予全新定义,重构了与众不同的“变复”论。他指出“变”的是“古”之外貌,“复”的是“古”之神理,变复乃相互有机的共存关系,这是吴乔别出心裁的见解。而且,他根据对“古”的崭新见解,切中前后七子“复古”之谬误,从而纠正前后七子摹拟弊病。吴乔“变复”论是重“意”诗学观的贯彻,他的这套创新的“变复”论突破了既往议论范畴,开拓了“古”的全新境界,因此在诗歌史论中具有极高的价值。     

对圣化钱钟书的“钱学”学者的质疑

发轫于20世纪末的“钱钟书热”构成中国文化界一大奇观。有些“钱学”学者将钱钟书圣化为“文化昆仑”、“大天才”、“大思想家”、“一代鸿儒”,又将其著作推至具有国际影响的巨著之峰尖。本人向来钦佩钱钟书先生,但对前述“钱学”学者的立论不敢苟同,认为诸类圣化行为一是违拗钱钟书先生本人意愿,二是对钱钟书的定位超过了他对文化作出的实际贡献。从而认定当今对被圣化的钱钟书理应卸装。     

“金陵四家”与明中叶南京文坛的复兴

“金陵四家”对明中叶南京文坛复兴的贡献可从两个时期进行分析.在弘正时期的南京文坛上,“金陵四家”掀起了唱和集会的热潮.同时,他们积极倡导复古,与北京文坛上的复古运动遥相呼应,扩大了南京文坛在全国范围的影响.在正嘉时期,他们既影响了南京文坛的发展方向,还着意培养南京的后辈文人.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澄清”之思

随着我国思想解放和哲学改革的深入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之哲学基本问题的几十年的牢固地位已经开始动摇 ,日渐增多的论者对这一问题持否定的态度 ,于是在这一问题上就形成了两种观点 ,即“维持”说和“变易”说。“维持”说坚持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 ,“变易”说则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只是哲学发展一定时期(比如哲学认识论时期 )的基本问题。“维持”说中似又可分作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无论在任何哲学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哲学基本问题 ,这可称之为强的“维持”说 ;另一种认为一般地可以说思维与存在的…     

说“至”

甲骨卜辞的“”字，学者们对它的释义有些是正确的，但对字本身的解释却有问题。本文认为“”字应当是“至”的古写法，青铜器铭文可以证明。卜辞两个干支中有“”，表明两日是前后相连接的。     

试论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争对立中的同一

试论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争对立中的同一范耀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人们一般是将它作为绝对对立的状态论述的。挑起论争的胡适更是被认为“思想荒谬,态度横蛮,理由薄弱,逻辑不通”;甚或认为他“流毒最广”,是“最狡猾的敌人”;“投入到...     

论现代汉语中的“通感”

“通感”是一种很有用的修辞手法。但是,以往的汉语修辞学著作却没有提到过它。 钱钟书先生在一九六二年第一期的《文学评论》上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     

韩愈重“文”尚“奇”的“古文”论

韩愈写作“古文”,倡导“古文运动”,在理论上有高度的自觉性。他的“古文”论,总结了自三代、秦、汉以来散文长期发展的历史经验,又包含着自己创作实践的亲切体会,其中不少内容反映了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以明“圣人之道”为创作的基本纲领,但并不主张以儒学代替或包括文学;他在创作上标榜“复古”,却没有流于师古守旧的教条主义和模拟主义。他的创作富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艺术上的独创性;而这种独创性又与他的重“文”尚“奇”的“古文”理论密切相关。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意见。     

钱学研究门外谈

简述近年的“钱学”研究情况 ,提出批评 ;认为 :钱钟书论学的重点在于诗学 ,研究钱钟书的诗学及其诗作 ,需要具备创作四体诗的经验 ;钱钟书用文言著述和创作四体诗 ,宗旨在于维护、延续传统优秀文化的生命 ,与世同新 ;研究“钱学” ,宜多读中外原著 ;对钱钟书的肆意讥弹和盲目吹捧都是错误的 ,“钱学”研究应该实事求是 ,以钱钟书同辈学人的著作互为比较 ,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     

从“新乐府”辨析看所谓“新乐府运动”说

“新乐府运动”是在我们建国后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中提出来的,并给予以很高的评价。近年来裴斐同志对此提出怀疑,并认为在我国文学史上并不存在一个甚么新乐府运动。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很值得我们研究。我认为“史”的任务,首先是真实,既不要任意的贬低,也不要有意的拔高。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提倡“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所谓“新乐府运动”,在文学史上是找不出来。     

“五四”前和文化大革命中封建主义的泛滥及其历史教训

“五四”前的复古——复辟逆流和文化大革命中封建主义的泛滥,是六十多年中两次重大的倒退现象。尽管时代不同,两次事件表现的形式不一,但其复辟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却是完全一致的。六十多年中,封建主义的这两次大泛滥,一次发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这是不难理解的;另一次却发生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就向人们提出了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剖析这两次复古逆流,总结必要的经验教训,对于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铲除封建主义的祸根,防止林彪、“四人帮”之流复辟丑剧的重演,也许是有所裨益的。     

文学复古与儒学复兴──中国文学复古现象论略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复古运动是极其频繁的。这种以“复古为革新”的新生思想对古老风尚的眷恋和回顾,曾被称为一种纯粹的“中国现象”。①为什么中国文学极易产生复古现象？中国文学复古运动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深入思考此类问题的结果使我们的目光最终停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扮演“亚宗教”角色的儒学上。我们认为,中国文学复古现象不只是文学自身的调整与变革,它与儒学复兴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不仅是文学复古现象赖以产生的基础,而且也是中国文学复古运动的终极目标。一、儒家学说对文学的影响及文学与儒学关…     

是所当是 非所当非——怎样看待苏轼词中时有流露的“人生如梦”思想

收入《东坡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近三百首苏词,常常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思想。怎样看待苏轼词中时有流露的“人生如梦”思想,长期以来,似乎无甚分歧,那就是一概认为是“应该批判”的“消极思想”。近些年来,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有改变的趋势:游国恩等人的《中国文学史》在谈到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念奴娇·赤壁怀古》时,这样写道:“作者写这些词时正在政治上受到挫折,因而流露了沉重的苦闷和‘人间如梦’的消极思想;然而依然掩盖不住他热爱生活的乐观态度     

乾嘉诗歌批评“厚今”现象成因探

乾嘉时期的诗学理论与清初一样是在辩驳明代文学中建立起来的,他们批评明代文学的盲目复古和低俗,认为有明一代是衰落的一代,自信能够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诗歌批评出现了"厚今"。受统治阶级和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乾嘉学人对明代的复古思潮和门户持批判的态度,他们的文学观更具历史辩证性,认为当代也能创造出经典。乾嘉文学创作繁荣,在盛世情怀下,他们认为自身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寄“性灵”于“新声”：袁宏道的赏曲经验与诗学转向

袁宏道“性灵”诗学的核心是对“新声”的标举，前后经历了由魏晋“新声”向时兴“新曲”的转变。袁宏道早期作品《敝箧集》接武魏晋“新声”，反映出以折衷、调和的方式改良复古派流弊的积极尝试。其取径虽不出复古派畛域，却力图弥补其取“格调”不取“声情”之失，以及由此造成的诗歌“性灵”不足之弊。入吴后，袁宏道对“新声”的关注由魏晋转向今人时曲，选择以《劈破玉》《打枣竿》等闾巷新声作为取法对象，以“今”驳“古”，却不可避免地出现“泥今之过”。袁宏道诗学策略的前后调整，与其吴中经历的赏曲经验密切相关，既是应对复古诗学话语权力的求变之策，也是晚明宗尚“新声”文人趣味的典型体现。     

古罗马史诗“经典化”之路

古罗马文学起源于对古希腊经典的翻译与改写,但两者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本文选取史诗这一体裁,从诗格、神名以及“糅合法”三个方面对古罗马文学“经典化”之路进行描述,剖析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阐述其“经典化”之由.研究表明,在古罗马文学逐渐成为“经典”的道路上,翻译子系统与文学母系统、古罗马文学系统与古希腊文学系统以及文学系统与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影响,共同推进了它的发展与演进.     

袁枚的诗才论——“性灵说”内涵新探之一

清代乾、嘉时代的诗论大家袁枚(1716—1797)以倡导“性灵说”诗论著称于世,并与当时诗坛盛行的复古格调说及以考据为诗等诗风相对立。性灵说阐述了诗歌创作的某些艺术规律,于促进古典诗歌的发展不无意义,对针砭今日诗歌创作的一些弊端亦有可资借鉴的美学价值。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评:“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     

“则天稽古”与汉新禅代

"则天稽古"是王莽受命改制的核心思想。在此思想的指导下,王莽一方面以天道为法则,另一方面细致考察古代事迹,并积极进行复古改制的实践。在中国文化里,"则天"与"稽古"在一定程度上相通,且都将古代经典奉为圭臬。王莽的复古措施是要将汉新禅代纳入历史语境之中,从而为新朝政权合法性之建构增加砝码。     

试论史学界的“炒古”现象——从《华夏探源》说起

史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究历史的真面目,而不是为了世俗名利。近年来,中华民族的源头问题是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许多学者进行了艰苦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果。然而,有人盲目信古、复古,发表没有科学根据的言论,再加上媒体盲目的炒作,使史学研究走入歧途。《华夏探源》一书提出了许多令人费解的所谓“新观点”,出现了很多常识性的错误,但还能顺利出版,并得到媒体的大力推荐,这是作为“史学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缺乏史德、盲目“炒古”的表现。为了制止“炒古”现象,使史学研究走向正轨,需要国家、史学研究者和新闻工作者共同努力承担起各自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