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国学”之性格——以日中“国学”之比较为中心

日中两国都先后出现过国学思潮,同为"国学"二字,虽看似相同,内涵却迥异.日本的"国学"是日本众多学问中的一个学术流派,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反思、批判基础上的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代表了日本的民族自觉与民族精神,具有力量、扩张、侵略的性格.而中国的"国学"则自日本引进之日起,内涵就没有得到确切的界定,所指宽泛含混,因而没能形成一个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力量薄弱,故于中国文化之近代反思及复兴方面收效甚微,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之有效继承及发展方面亦显得不足.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新的时代,对国学进行若干反思,使之真正成为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之精神的集中代表与典范,是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濡化”与“涵化”:中国教育学内涵更新的机制探寻

借用濡化和涵化这一对文化学概念,分析了中国教育学的内涵更新机制:中国教育学系统内的传承与更新的主要方式是在遗传中变异,与他学科、别国教育学之间的播化与互动则主要是有选择地滋养。然而,我们需要超越这种纵横二分模式,探索学科传承与播化相互作用的复杂机制,走出一条中国教育学发展的独特道路。     

“以学入诗”与“切实而化”——翁方纲对清诗出路的忧虑和探寻

翁方纲作为清代乾嘉诗坛领袖之一,很注重示人以作诗途径.他在细致梳理文学史之时,对清诗的出路表示忧虑,并以修正王渔洋诗学理念和接力其诗坛地位的气魄,为清诗找到了一条出路：内容上“以学入诗”,切合清人学问背景和生活实际;方法上主张“切实而作”,以结束“神韵”末流空虚之弊.     

杂志内外的“国学”研究——以19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国学丛刊》为入口

新文化运动后，所谓“国学”的语义转换，考虑“国学”的价值偏移，谈论“国学”的言路变化，以及科学话语、现代大学体制与学术范式更替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值得认真辨析。1920年代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入口。《国学季刊》的总体面貌，与主编胡适的倾向密不可分。《国学丛刊》则展现了东南大学学人的思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国学”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创制过程，受到了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化逻辑和合理化设计的塑形。     

董仲舒“更化”改制的政治经济思想探析

董仲舒作为汉代大儒,建构了一套取众家之长的以大一统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新儒学体系。本文试图以他的“万世亡弊”的一般之道与可变的特殊之道的辩证天道观和新王必“改制作科”的历史发展观作为形而上依据,阐述董仲舒“更化”改制的政治经济思想提出的现实背景和主要内容。他的这一思想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天下观”:中国单一制选择的历史基因

一国拓展和确定其疆域边界的依据深刻影响着一国宪法体制对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当代中国根据历史传承天下观,形成了统一中华民族认同,并以此人群范围划定了国家的地理疆域。中国历史上,天下和国家常在同一意义上被混同使用;但天下并不以既定地理疆域为界,它随儒家文化的辐射范围扩展,并随之将国家权力贯彻到所辐射的范围之内。这种国家权力结构形式的构建逻辑是教化。故此,天下在疆域边界的扩展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授权模式,这是我国当代选择单一制的历史基因。     

中美国有化的历史比较分析——对危机下“国进民退”的思考

金融危机下,各国(包括美国)都举起干预主义的大旗,并且在一些领域采用了国有化的手段.中国自危机爆发以来,从4万亿的资金流向到产业振兴政策,以及2009年以来的国企多个兼并民企,涉足竞争性领域都引起了"国进民退"的讨论.同样是经济干预政策下的国有化,在一个发达的经济体和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中有何不同?经济影响一样么?对此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比较分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文学·国学·旧学: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为中心

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史学术界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新"、"旧"为重要分野。从南高师一直到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时期,该校中文系独树一帜,形成独特的治学和教学风格,在当时被视为一个坚守"旧学"的"学派"。一方面,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中文系内部标榜"国学",体现出较强的旧学认同;而另一方面,现代的"学派"建构不仅出于学术认同之别,现实权力之争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老子》“为而不争”官德论——以司马迁的“循吏”为例

《老子》从天人合一的哲学高度,把化生万物的宇宙本体"道"的"自然"、"柔弱"、"无为"的本性推广到人类社会,化作"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为而不争"的为官之德,而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中的"循吏",则可以说是具有《老子》"为而不争"的官德的典范。"道"是万物生发之本,而"为而不争"的道德则是官之所以为官的内在根据。离开了"道"万物会失去生发之活力,而离开了"为而不争"的官德,官员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而走上邪路,社会则陷于不治。《老子》"为而不争"的官德论与司马迁的"循吏"都具有超时空的价值。     

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源泉的历史比较分析——对“国进民退”下“调结构”的思考

这轮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发生后,各国纷纷出台各种刺激性的经济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本轮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反周期的经济政策能带来新一轮经济增长么？我国经济回暖后应如何持续推动经济增长呢？文章借助熊彼特理论,从历史比较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显而即刻的威胁”原则的历史演变

美国的公民自由传统与两次世界大战紧密相关。在公民自由中,最主要的当属言论自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的判决,一方面揭示了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也发展出一种重要的判决标准———“明显而即刻的威胁”原则。     

浪漫的变形——创造社与“为艺术的(而)艺术”文学观念之关系的再探讨

本文认为前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虽然深受西方“为艺术的 (而 )艺术”这一文学观念的影响 ,但他们并未全盘接受这一观念 ,而只是与其产生了局部的共鸣 ,即在艺术发生学上坚持“为艺术而艺术” ,但对艺术产生后所具有的社会功利作用却积极认同。这就使前期创造社与西方唯美主义有了根本的区别 ,创造社是对“为艺术的 (而 )艺术”观念进行浪漫的变形后 ,借以表达对艺术特性的重视 ,要求艺术表现的自由     

学术刊物研究传统文化的大胆尝试——评《理论界》开辟的“国学随笔”专栏

从2007年第十期开始,《理论界》开设了“国学随笔”栏目,发表王恩来先生撰写的研究孔子思想的系列专题论文。截至2008年第四期,连续刊登论文7篇,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孔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创始性人物,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鼻祖。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中华文化2000多年的发展演进,     

经史分途的“文化层级”和“身份选择”意识——以司马迁及《史记》为中心

司马迁之《史记》开＂正史＂之先河,在这关键的转折之中,文化背景与民族心理因素至关重要：中国经史子集＂四部＂之分,实为一种＂文化层级＂意识,与＂三不朽＂的人生＂价值层级＂相对应,二者皆中国特有;再者,由于世易时移,进入＂经＂书行列的时代契机不复存在,加之司马迁个人身份特征与孔子式＂圣人＂形象不合,没能如愿进入＂圣人＂行列...     

传统社会核心价值的形上化及其启示——以“三纲五常”的阴阳五行化论证为例

"三纲五常"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有一个长期酝酿与论证的过程。"三纲五常"从提出到确立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其中的关键环节是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对其进行形上论证。因为这种形上论证不仅赋予了"三纲五常"以新特质,也为"三纲五常"最终被确立为核心价值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阴阳五行对"三纲五常"的论证可知,核心价值之为核心价值的理论基础,是经过来自天道和人性的本源性论证,赋予它神圣性、恒常性、普适性、整体性和可行性等新特质。这种形上论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启示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形上论证需要思想家与政治家的通力协作,需要将论证基于社会现实又能上达于信仰,需要在理论阐释中涵括践行说明。     

记忆、历史与“向死而生”——论《终结的感觉》的死亡叙事

朱利安·巴恩斯的近作《终结的感觉》讲述了主人公托尼围绕好友艾德里安的自杀对人生展开的回顾,借“死”来审视“生”.这部作品是一部通过还原个人记忆和修正私人历史而建构出的死亡叙事,凸显了死亡对个体生命的积极意义,透射出巴恩斯“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哲思.     

“毫无英雄的姿态,接受为真理而死”——解读阿尔贝·加缪《局外人》中的默而索

默而索是阿尔贝·加缪代表作《局外人》的主人公,他平静冷漠,行事违背伦理常规,“局外人”般游离于社会道德藩篱之外,最终因杀人而被判处死刑.这个世俗眼中的离经叛道者只是个被误读的正常人,有着健全的心智和人性;他是加缪“荒诞”思想的最佳诠释,在深刻认识到现实的荒诞后决意听从内心的指引,将生活绝对真实化,冷漠而又蕴涵深刻激情,义无反顾地执著于自己的选择;较之“多余人”,他超越了形而上的精神困境,在被社会抛离的同时也将整个荒诞世界抛了出去;他比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利要清醒超脱,以对生存自由毫不妥协的选择获得了作为“人”的尊严和胜利.     

从需求层次理论谈共产主义的合理性——以“劳而不获,获而不劳”与“懒惰”的关系问题为中心

"劳而不获,获而不劳"会不会导致"懒惰"?一般人都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也正是如此回答的,甚至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实践也告诉我们同样的经验。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无论在资产阶级社会还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劳而不获,获而不劳"都可能不会导致"懒惰"。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的确如此。但是,不同的社会却有着不同的原因。前者是由于劳动者别无选择,后者却不是。这涉及到关于共产主义合理性的诠释。借助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我们可以这样诠释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是在比生理需求更高级的终极需求的驱动下投入劳动的,劳动本身就是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所以,即使社会是按需分配的,人们依然会积极投入劳动,而不是懒于劳动。     

北朝州佐的“品阶化”进程——以北齐《河清令》为中心

北朝时期州佐因州军府的强势地位而日渐式微,有渐被取代之势。不过,它在制度构建上的发展仍值得瞩目。这一时期得益于官品制度向地方职官系统的扩展,各类州佐迅速走向"品阶化"。北朝各政权通过对州佐制度的设计与不断调适,最终在北齐《河清令》中形成高阶州佐与低阶州佐分别定品的制度规则。它在满足中央集权与确保地方利益之间找到较好的平衡点,并从制度层面实现了中央对于州佐的有效控制,亦为隋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文化变迁视角下陪审员“陪而不审”的问题探析——以案件事实认定为例

信息文化变迁向陪审员提出了新的思维素质要求,凸显了陪而不审的问题,其实质是制度文化的发展滞后于文化整体发展的需要。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系统的关于思维方式的理论探索,求同思维长期主宰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选择,造成民族文化思维方式意识的缺失。解答陪而不审问题进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需要遵守历史主义的原则,着力发掘传统文化所暗含逻辑思想的规范性,并从立法的角度对如何规范自媒体信息传播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