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官督商办到商办企业经营形式的转换

官督商办企业是洋务运动期间,洋务官僚创办近代民用企业采用的一种主要经营形式。20世纪初,官督商办企业已经逐步转变为商办企业。这种转换可看作是我国近代经济体制的一种变革,是特定社会环境的历史产物。它对于我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对官督商办到商办企业经营形式转换的状况、原因及作用等问题作一探讨。     

不确定性与近代中国家族公司的制度创新

不确定性既是企业组织存在的逻辑前提,又是企业进行自身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近代中国官督商办企业与家族公司在产权安排与政府、权威、企业家的关系及相互推动作用的异同表明,家族公司作为替代官督商办企业的制度模式之一,相对于官督商办公司制度是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企业组织形式,比较有力地克服了后者的不确定性缺陷,从而使近代中国的企业组织演进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逻辑趋势.     

论洋务运动期间的“官督商办”

“官督商办”是洋务运动期间洋务官僚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经营方式。评价“官督商办”企业的历史作用是研究洋务运动的重要课题。 采取“官督商办”形式的历史必然性 洋务企业采用“官督商办”形式,是有它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的。 中国在明清之际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     

比较李鸿章、张之洞“官督商办”之异同

官督商办是清代华资民用企业的一种经营形式 ,系于晚清洋务运动期间由李鸿章倡导和推广 ,及至清末“新政”期间 ,又有张之洞极力推行。尽管同是“官督商办” ,李、张二人对之理解和操作却有明显差异。以往论者多有不分李、张而一并评价的倾向 ;也有一些学者虽意识到二人在“官督商办”方面的差别 ,但不曾有人展开过深入讨论。“官督商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为不致误用清末张之洞的“官督商办”来评价晚清洋务运动时李鸿章的“官督商办” ,很有必要就两者在“官督商办”上的异同进行比较。一、股本构成之异同李鸿章…     

洋务运动时期企业创办方式与企业制度建设

洋务运动时期人们探讨了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中外合办等方式创办新式企业的问题,触及到企业制度建设中如何处理政企关系这一重大课题。     

林则徐最先提出官督商办模式与近半个世纪官方办企业方针的实质

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形式中,官督商办曾一度很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那么,究竟是谁最先提出了官督商办模式,官方为什么始终对它很感兴趣？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官督商办模式是李鸿章创发的,这在目前史学界似已成为定论。是不是李鸿章呢？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件奏折。呈递者是林则徐。但写这件奏折时,林则徐并不是两广总行了,而是流放赦归后在云贵总督任上。奏折叫呕查勘矿厂情形试行开采折严,针对的是云南矿业。“云南矿务,自康熙四十四年归官经理”③,到林氏奏折出现的1848年,官办这种企业经营形式,已经持续了近一个半…     

晚清“官督商办”企业与股份制

晚清“官督商办”企业与股份制李玉股份制是社会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能有效地组织生产的经济形式，曾被马克思比作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近代西方股份制理论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炮火传入中国的，到十九世纪后半期，股份制的社会集资功能...     

论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形式——以轮船招商局及李鸿章为中心

官督商办等企业经营方式,并非洋务派的首创,而是其对清廷原有手工矿厂经营方式驾轻就熟的沿袭.这一企业经营形式的出现,反映出历史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逻辑必然.李鸿章提出的"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并非完全是向官督商办企业争权,而是在适度放权,同时也是其对清廷内部顽固势力指责的一种回应.李鸿章提出的"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并非只要官督,不管企业盈亏,而是强调清政府不对其经营成功与否、盈亏与否承担连带的经济责任.这不仅是李鸿章等洋务派的主张,也是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主张.官督商办的企业经营形式一度受到欢迎,有其进步的意义.当然,清政府对于官督商办企业的盘剥与压抑也是相当严重的.     

试论江南制造局与近代中国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

近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官督商办企业,而应结合历史实际,考虑类似江南制造局等官办军事工业对后世中国企业发展的影响。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虽不完全符合近代企业的运作特点,但相比于西方各国,晚清中国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国家责任。江南制造总局的企业社会责任可归结为:为政府生产合格的军工产品,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培养技术人才,为近代科技储备基本的理论基础。     

郑观应与清季“官督商办”

19世纪80—90年代，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全盛时期。也就在这个时候，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赞扬过“官督商办”，他说：“全恃官力，则巨资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贵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另外诛求；则上下相谁，二弊俱去”①。这似乎成为郑观应竭力主张在中国发展官督商办企业的依据。其实，作为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郑观应在这里主张的“官督商办”，与当时洋务派官僚所主张的“官督商办”并不是一回事，前者的主张只…     

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一个古老的但又能与时更新的话题。最近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 ,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 ,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这一论断对于我国的长治久安有着重要意义。借此笔谈机会 ,笔者提供三点拙见 ,求教于方家。一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 ,一个长期困扰自己的问题便是如何制约权力 ,保障权利。英国学者阿克顿爵士有句名言 :“权力使人腐化 ,绝对的权力 ,绝对的腐化”。制约权力的最好武器不是…     

对分期付款和一次性付款二种付款方式的比较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象购房、买车等一些大宗商品的购买已逐渐进入百姓家庭。消费者根据家庭收入水平、现有存款额、可获得贷款额度及向亲友借款额度等一些资金来源因素应该正确估计自己的实际购买能力及支付方式,鉴于分期付款和一次性付款方式的差异性及给消费者心理带来的不同反应,文章对这两种付款方式进行了充分地比较,意在给消费者正确消费提供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刍议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依法治国需要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     

论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

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是德治的还是法治的,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从早期人类社会的思想遗产来看,德治和法治的思想都被提了出来,但是,在近代社会,人类选择了法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原因在于这一社会发展处在一个必须依赖法律来建立社会秩序的阶段。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的过渡,也就是一个从法治走向德治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提出了法治的要求,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能够满足于法治,它需要在德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中包含着法治的内容。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江泽民同志关于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 ,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治国方略的弘扬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治国学说的丰富与发展。切实实施这一治国方略 ,是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 2 1世纪的新发展时期所制定的重要治国方略。本文旨在剖析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阐述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重要性的基础上 ,探讨我国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在反思中寻找新的联系--康德政治哲学主要特点评析

尽管康德并没有对政治哲学展开完整、系统的思考,但他通过深入反思而在已被前人切断联系的政治与道德、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这些不仅构成了康德政治哲学的主要特点,而且也是他对人类政治哲学史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以就业促进青年的"增权"

青年的"增权"是一个受到很多关注的问题.当前对于该问题的很多研究都集中在社会工作领域,多数学者都从个体因素上来解释并试图解决该问题.青年是人生中一个很特殊的时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个阶段,人们通过获得职业身份而更深入地融入这个社会.因此对于青年而言,"就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目前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几乎都存在很高的失业现象,这无疑影响了他们融入社会生活的能力,也限制了他们规划自己的未来的可能,从而使得许多年轻人陷入一种"无权"状态.因此我们应该从促进就业入手,通过让年轻人顺利获得职业身份,让他们增强决定自身发展的能力.     

虚拟现象的认识论解读

本文从赛博空间、文字本体论的转移所带来的超文本现象以及人机互动界面三个方面对虚拟现象进行了认识论研究。认为由于虚拟现象的出现，人类传统的认识模式出现了重大变化，在赛博空间里人们是以全身心的沉浸方式通过界面去感知对象，从而主客体之间有了新的关系，实践有了新的特点，而这一切是因为人类的认识出现了技术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