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兵工厂:人民兵工的始祖与国防工业的摇篮——纪念人民军工创建八十周年

它是我党最早独立创办的第一家大型综合性兵工厂,被后世人誉为人民兵工的始祖、国防工业的摇篮,并早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由开始时的两个人,只有一把斧头、一把铁锤的修械小组,发展到修械所,又由修械所发展到修械处,最后发展成兵工厂;它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由修理到制造的发展过程。     

孔祥熙和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

抗日战争时期,孔祥熙处理通货膨胀的立场、观点和方式充满了矛盾性:一方面,他迫于某些客观原因不得不采用通货膨胀政策来支持国民政府的抗战需要,但又出于某种考虑竭力否认通货膨胀的存在;另一方面,他有时又承认通货膨胀的存在,并尽力抑制其发展.这种矛盾性归根结底是由通货膨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所以,它不仅不会成为我们简单批评和否定孔祥熙的理由,相反,它倒提醒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孔祥熙其人以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只有这样,才能纠正某些传统学术观点和舆论认识的误区.     

论抗战时期的中国中等教育

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奴化中国,恣意破坏中国的文教机关。一时间,中国的中等教育蒙受重创。为保存教育实力,增进抗战力量,国民党政府勉力应变,建立国立中校制度,督行分区设校,力推职业师范教育,并积极救助由战区退出之教育员生。中国的教育基础不但没有因战事而动摇,反而在某些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抗战时期中国工业的西迁与西部的开发

出于抗战和生存的需要 ,国民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内迁 ,从而对西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内容最典型的工业化空间传动运动。这种非经济性动力引发的工业化空间传动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抗战时期北京上海的中国现代文学

本文是作者的专著《<不受欢迎的缪斯>—(1937—1945)北京上海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书的“结论”。文中论述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在其占领区内,实验把文学作为一种政治宣传的手段,为其统治服务。但是,沦陷区的中国文学并没有产生变。而是向着抗战爆发前的文学潮流发展,仍然保持了民族的传统和特色。     

抗战时期日本对中国社会的毒化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出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原因,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对中国社会实行了惨无人道的鸦片毒化政策,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张群与抗战时期的川政

抗战时期,张群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利用各种政治手腕夺取川政。张群主川期间,一方面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分化川康军阀,使川康实力派基本上被消灭。另一方面发展经济,稳定后方,调动川省人力物力为抗战服务,因而对于抗战功不可没。     

中国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人口变迁的缘由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很多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西南大后方的人口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其变迁缘由包括战争、灾荒、经济、政策法规导向、婚姻、家庭、谋生、求学、国际迁移等等,其中战争是中国西南大后方人口变迁的最根本原因,灾荒、经济、政策法规导向、婚姻等原因也不可忽视。     

抗战时期作家与正面战场的关系

由于时代的急切召唤、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报效国家民族的使命感,作家对正面战场予以明确的认同,但由于文艺创作的个性化特征、作家的自由性格、在野身份,同制度化的政府、整体文化素质较低的军队及残酷的战场环境,有着诸多复杂的矛盾,所以,感情的贴近、理性的认同与切实的行动之间有时会产生一些距离。作家走进正面战场的形式多种多样,如作为战地记者采访、慰劳与访问、文艺宣传、入伍、动员参军、培训译员与文学创作等。当局政策的左右摇摆及日本宣传的无孔不入,给作家与正面战场的关系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小学教育的特点和意义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心。在这里,为了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带领边区人民进行了经济文化建设,并创立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其中中小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促进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建设,改变了陕甘宁边区落后的文化面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战时期中国科学技术的一次盛会——中国工程师学会第12届年会在桂林

中国工程师学会第12届年会是抗战时期中国科技界的一次盛会。桂林当时所具有的独特的科技文化氛围以及交通条件和战略地位,使之成为本次会议的召开地。会议的内容十分丰富,程序十分严谨,成果十分显著。注重孙中山实业计划的贯彻及工业标准化的推行,注重国营事业发展、战后经济建设和广西建设的研讨,是本次会议的主要特色。会议显示了中国科技界坚持抗战和坚持实业救国的信念及决心,促进了先进工程技术的推广和科学管理方法的运用,为国家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它实际上是抗战胜利前夕中国科技力量的检阅与动员。     

西北联大与抗战时期的西北战略

对于西安临时大学南迁及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组建后,从母体中分离出国立5院校,且独立设置,在当时及现在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与认识.本文认为西北联大的组建及分置国立五校是国民政府改善与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战略举措.     

抗战时期的"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抗战时期形成的“中国化”思潮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表现为三民主义儒学化、新儒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不同的发展路向。不同的路向,有着不同的归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路向,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正确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找到自己的表现形式。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重构了中国文化结构,重塑了中国文化精神,成为中国新文化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     

抗战时期徐特立的科技理论与实践——以延安自然科学院为中心

毛泽东主席的恩师徐特立先生是人们熟知的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在科技理论与实践方面也有卓越的贡献。以徐特立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创办和建设延安自然科学院为中心,探讨他在科技方面的理论主张和实践成就,对于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增强科技竞争力,仍有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国人对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评议——以抗战时期卫生期刊上的言论为例

抗战时期,中国医政界和医学界对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其将享受医疗保健视作国民天然的权利,并把政府界定为国民医疗保健责任的承担者。对于战时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质量和体制问题,医学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医政界也作出了自觉的检讨。两者都将建立公医制度作为战后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方向。     

论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振奋精神,团结抗战,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民主主义精神文化体系,构筑起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为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精神文化基础.分析了抗战时期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价值内核、土壤根基、团结纽带及政体目标,论述了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伟大历史意义.     

抗战时期皖江根据地的社会变迁与历史镜鉴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皖江根据地领导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完成了根据地社会变迁的基础性工程,推动了根据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变迁.皖江根据地的社会变迁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其推动社会变迁的实践经验对当前中国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镜鉴.     

试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语言变革——从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中的批评文章说起

抗战前期,国统区语言变革集中在对于世界语和民间语言的讨论上,流露出一种工具性语言观。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政治意识形态强势渗入文艺的发展当中,知识分子的亭子式语言向大众的民间语言转向,语言变革的背后还包含着语言观念的改变,也影响了文学形式的变化。     

林继庸与抗战时期的工厂内迁运动

在抗战时期 ,当日本对中国进行全面进攻 ,中国沿海即将沦陷时 ,林继庸首倡将上海工厂内迁 ,并积极推动工厂的迁移 ,督导工厂重建、复工、生产 ,为抗战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启示：深化爱国主义理论阐释,夯实爱国主义教育的学理基础;通过先进政党引领,坚定爱国主义教育的政治信仰;激发全民族爱国热情,奠定爱国主义教育的群众基础;发挥文化的价值引领功能,厚植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底蕴;区别对象分类指导,遵循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以知促行、知行统一,强化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效果;结合形势与时俱进,凸显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