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区主义在东亚合作中的作用探究

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需求的加深,东亚各国掀起了加快区域合作的步伐.20世纪80年代东盟的建立、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了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兴起.以地区主义为依托参与东亚合作已是东亚各国的共识,但目前东亚合作存在许多制约因素.新地区主义的兴起,对推进东亚地区全方位,多角度的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阐述了新地区主义产生的背景,通过分析目前东亚合作中存在的局限,试图探讨新地区主义在推进东亚合作过程中的作用.     

东亚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合作

当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主要还是以现实主义的权力和利益为基础的竞争性地区主义,这也是东亚地区主义制度化发展的重要障碍.以平等协商、互利合作为价值观的东亚新地区主义为东亚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东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也要求东亚各国打破传统现实主义权力制衡的牢笼,共同构建符合各方利益的"东亚共同体".     

从外交话语看中国外交中和平观念的演进

60多年来,中国外交话语从改革开放前的主权独立话语与国际斗争话语,到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话语与国际合作话语的变迁,反映中国对“主权独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负责任大国”多重身份变化的动态认知,体现了中国外交中“共处和平观”、“革命和平观”、“发展和平观”、“合作和平观”在不同时代主题与国际格局下的总体概况。     

“10+3”机制下中国、日本、东盟的关系与地位

以“10 1”模式为具体内容的“10 3”机制虽然不是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但其运行方式对东亚的未来合作将产生重要影响。而“10十3”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必须依赖于中日、日本及东盟问和谐的关系，特别是中国与日本的关系。“10 3”框架为中国与日本提供了相互学习和适应的环境，为中日间的进一步合作创造了条件，东盟在区域合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将使以东盟为核心的“10 3”机制在中日合作的基础上全面向前发展。     

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

新区域主义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一种重要的理论与社会建构。新区域主义的开放性等特点适应东亚地区的安全现状，同时东亚的安全形势也为新区域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新区域主义理念的指导下，有助于将带有冲突性质的国家间关系的“安全复合体”转变为具有合作性质的“安全共同体”。本文试图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探讨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     

我国新外交的为民意识初探

自21世纪以来，我国新一届政府采用了更加务实、自信、灵活与成熟的外交政策，不仅在国际上积极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且在国内积极树立“外交为民”的新形象。自本世纪初，我国外交理念的为民意识日渐增强，政府在不断推出新举措使外交工作走进人民大众、贴近平民百姓的同时，尤其建立起了有效机制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利益，从而使我国“外交为民”这一宗旨得到更为具体的体现和进一步加强。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战略选择的动因分析——“新地区主义”思潮的兴起

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出现,一方面是世界政治和经济多极化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出现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地区主义在东亚迅速膨胀,并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水资源外交：中国周边安全构建新议题

因稀缺性引发的水资源危机使水资源问题“安全化”,国际社会对“水战争”或“水冲突”的担忧和恐惧正随之日益加深。近些年,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水纷争事件,水资源安全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构建的重要因素,随着亚洲水资源危机的显现和中国实力的崛起,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在地区层面提供更多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中国在周边地区逐步开展了多层面的带有战略伙伴建设和公共外交性质的“水资源外交”,使之发挥着冲突预防,危机管理与促进区域合作的职能,凸显了中国在和平与稳定的周边地区构建中的负责任大国风范和角色定位。     

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提出“和平崛起”理论 ,确定了在“和平崛起”中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发展战略 ,丰富和发展了国家形象学说。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 ,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和平崛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论中国在中非关系发展中的大国责任——中国知识话语权的建构

随着全球体系的变革与中国的不懈努力,中国在逐步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随着外交实践的不断扩展,中国逐步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的同时,也促使中国在理论界不断发展并进行理论创新,用于指导中国不断变化中的外交实践,为之提供解释性和前瞻性的知识和智慧指导。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大陆,拥有和中国同样的巨大而持久的发展需求。中非交往和合作历史悠久,进入新世纪以来,中非关系发展迅速,建立了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非外交实践的逐渐成熟和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为中国大国责任的拓展提供了广阔的国际舞台,为中国负责任大国理念的发展提供了理论素材。非洲研究正逐渐成为中国学术拓展的新领域,成为理论创新的新天地。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