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现代展开

解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能仅拘泥于“宽”、“严”、“济”等基本含义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科学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分析:一方面,广义刑事政策观念下的宽严相济,就是要建立以刑事法视域为核心的国家—社会双本位的刑事政策体系;另一方面,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是以法治手段实现预防犯罪目的的科学刑事政策,法治原则、人权保障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施展功效的界域.     

美国两极化刑事政策初探

近年来,美国采取了两极化的刑事政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犯罪控制效果。两极化刑事政策针对不同的犯罪类型,以多元化刑罚理念为支撑,促成了一系列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以美国的刑事政策为镜,有助于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自我反思和完善。因此,本文通过分析两极化刑事政策的主要表现,探索美国刑事政策对于我国的借鉴意义。     

网络时代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与犯罪控制协同化的刑事政策

如何因应网络时代的犯罪态势与典型特征对我国宽严相济等刑事政策进行更新和调整,建构与之动态适应的协同化刑事政策,是当下我国刑事治理领域面临的难题。网络时代社会结构升级以技术驱动为推进力量,技术及其风险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协同化刑事政策应遵循相对主义犯罪观,重点关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引入社科法学思维、控制技术创新行为出入罪等议题。刑事政策的协同化不是平行多轨的同步化,而是在消极预防性刑法理念基础上的网络时代的社会治理与刑事政策、适应时代性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融通。网络时代的刑事政策是一种以宽严相济为基础的“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与犯罪控制协同化”的刑事政策,其动态调整过程是“社会治理的演进”与“刑事政策的演进”的双向互动过程,也是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协同演进的过程,协同化方案体现为对刑法理念、立法和司法的全方位调适。     

黑客行为与两极化的刑事政策

两极化的刑事政策 ,是指对不同社会危害的行为及不同人格危险的行为者 ,分别采取“重极”和“轻极”政策。根据黑客文化与心理成因 ,黑客可以分为两大群体 :危险型黑客群和温和型黑客群。对危险型黑客群 ,应采取重极政策 :扩大抽象危险犯、增加单位犯罪、增设禁网资格刑、设立网络累犯 ;对温和型黑客群 ,应采取轻极政策 :谨慎设置犯罪圈、限定责任年龄、推行社区处遇以替代监禁刑。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二重协奏——1949年以来中国刑事政策的演进与刑法的变迁

刑事政策的演进意味着国家通过刑罚权的运用,在配置罪与罚的问题上一直在作选择,而这种选择的结果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刑事立法.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迁,刑事政策亦审时而变,经历了由“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演进历程,相应地,刑法也经历了一个制定后不断修正的完善过程.立足于刑事政策与刑法的互动关系的史实分析可知,刑事政策的理性化有利于指导立法的理性化,立法因时制宜回应政策的变化也有助于刑事政策的作用充分而理性地发挥.     

文化的视角：大陆法系国家刑事政策的历史演进

从大陆法系国家刑事政策历史演进看,刑事政策理论和实践与社会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社会文化构成了刑事政策诞生、选择的重要根据。启蒙运动时期人道主义理念与理性批判精神促成了现代刑事政策学科的诞生;19世纪中期后,实证主义与社会连带思想影响到社会防卫论的产生及发展;二战之后,新人道主义、人权及法治观念促进了新社会防卫运动的兴起。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指导,刑法理论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刑事政策观的确立。本文以刑事法治为视角,对我国的刑事政策进行检讨,并进而探讨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认为在法治社会,刑事政策受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与刑罚谦抑原则的限制。     

中国社会转型与刑事政策调整

在社会的转型中 ,刑事制裁不仅要完成自身的转型 ,而且要在自身转型的同时 ,既保证社会的合理分化 ,又促进社会整合 ,从而控制社会基本秩序。本文认为 ,我国现行的刑事政策 ,如“严打”政策、劳动教养、死刑、非监禁刑等需要调整 ,以适用社会转型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弱势群体刑法保护

弱势群体刑法保护可分为正向保护和反向保护,需要通过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加以实现,应当将其纳入到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加以考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该严则严”是弱势群体刑法正向保护的需要,体现了正义需要、秩序要求、报应观念和预防理念,刑事立法上应通过定罪规范的“犯罪化”和刑罚规范的“严厉化”加以实现,刑事司法上则要求量刑应依法从严.“当宽则宽”是弱势群体刑法反向保护的需要,体现了人本主义、公平理念、刑法谦抑和刑法人道,刑事立法上的实现途径是定罪规范上的“非犯罪化”和刑罚规范上的“轻缓化”,刑事司法上则要求量刑应依法从宽.     

试论民意的刑事政策化——刑事政策的利益与效益双本位

民意的刑事政策化是刑事政策运行的重要范畴,而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又给民意的刑事政策化赋予了新内涵.一般意义而言,民意的刑事政策化遵循以公众利益为本和以预防犯罪为本的利益与效益双本位原则,而该原则的实现则体现在民意刑事政策化的三重作用场域和4*2=1的内部结构与机制之中.在我国现阶段,民意刑事政策化的完善则主要表现为刑事政策的决策、民意监督、民意评估、民意判别与民意引导等五个机制的建设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