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绅权的扩张对地方治理的影响——以无锡为例

北洋时期无锡的绅权得以扩张,地方精英们借助自治组织与商会等公法团体掌管了地方管理大权,成为社会权力群体.当时中国基层社会的管治模式巳由传统的政府为主、绅士为辅,变为绅商为主、政府为辅.绅权的扩张给了地方精英们更大的施政平台,但也给全国政权的稳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北洋时期始终未能解决政权、绅权与民权的平衡发展问题.     

北洋政府时期湖南自然灾害与社会变迁

北洋政府时期，湖南每年都有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发生，尤以水旱灾害为最。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既造成湖南社会动荡、经济衰颓的恶果，同时又对湖南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北洋政府时期湖南自然灾害与社会变迁

北洋政府时期,湖南每年都有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发生,尤以水旱灾害为最.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既造成湖南社会动荡、经济衰颓的恶果,同时又对湖南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龙济光政权时期的广东地方精英

始于清末的广东地方自治政策,在辛亥革命后,以沿袭清末自治的形式继续实行.即便处于以“独裁”、“专制”著称的龙济光政权时期,其仍能在当时就任民政长的李开侁的指导下得以规划和实施.1914年2月,袁世凯发出了停止自治的命令.此举使得地方自治政策逐浙向恢复乡绅制度和保甲制度的方向发展.自清末延续下来的地方自治政策因此一度中止.各级议会组织亦因自治制度的停止而被废除.这使得在清末时期形成的以省会广州为据点的广东地方精英领导人——传统广东士绅(遗民),和致力于乡村教育、慈善事业的广东地方精英之间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     

地方自治与统一国家的建构——北洋时期“联省自治”运动再研究

北洋时期中央权力式微,地方势力崛起,这一过程与西方自治思潮及联邦制主张在中国的传播相伴始终。"联治"含有多元合一的因素,并非"统一"的对立物。虽然"联治"有对抗北洋军人操控的中央之含义,但"统一"却始终是多数国人的政治诉求。由于北洋军政体系在"分"与"合"的争斗中趋向瓦解,推动统一的力量就只能在北洋体制之外去寻找。而以"分"为特征的北洋时期的"联省自治",也就悖论式地成了解构北洋军政体系、为形成中的国民党集权体制提供支撑的建设性因素。不过新的政治统一体却否定了自治及联邦,厉行党治,这又是多数客观上促成了这一体制的人始料未及的。     

转型时期地方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从地方政府管理转向地方治理＂改革浪潮的兴起,意味着地方政府理念的重塑、角色的转变和权责的重构。转型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理念的缺失、治理目标的偏差、治理体制的弊端和治理力量的不足等因素阻碍了我国地方治理实现进程。地方政府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科学治理的主体观、价值观、权力观和体系观来实现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实现区域善治与和谐发展。     

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内在联系

宏观的全球治理与微观的地方治理，在治理过程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全球治理和地方治理，还是从现实的发展角度考察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两者都处于动态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关系之中。     

北洋政府“联美制日”外交及其困境(1920—1924)

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形成美、英在太平洋地区共同对付日本的局面。这对中国抵制已成国家命运重大威胁的日本侵略,是有利的国际条件。以此为依托,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改此前皖段政府所为,宣布实施与美国及协约各国一致行动的外交政策,得到美方积极回应。联美制日外交取得重要成果:通过联络美国及与之结盟的英国,中国成功参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一国际安全机制,开始受到《国联盟约》及《九国公约》为核心的国际公约保障,外交上不再孤立,并因此赢得一段应对日本大规模侵略的准备时间。北京政变后,直系失去对中央政权的控制,联美制日外交受挫,这为日本扩大侵华目标提供了方便。直到济南事变发生,中国才重新回到联络美国抵制日本侵略的外交轨道。     

中美两国地方治理权力比较

美国地方治理权力具有分权化理念、边界自然性模糊、优先划分给下级、层级扁平式、运行方向双向化、中心多元化等特征;中国地方治理权力具有集权化理念、边界非自然性模糊、优先划分给上级、层级金字塔化、运行方向单向化、中心单一化等特征.因此,中国地方治理权力可以辨证地借鉴学习美国地方治理权力的某些特征,以提升中国地方治理权力运行效果.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府行为与工业发展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工业的发展与北洋政府的政策倾向有关 ,其具体内容有 :一、解除了对民间兴办工业企业的限制 ;二、对工矿业者采取保护和奖励政策 ;三、对新办企业实行保息和补助政策 ;四、对民族工业产品及所有原料实行减免捐税政策 ;五、劝导创办实业 ,鼓励利用外资     

辛亥革命前后的北洋军集团嬗变研究

在辛亥革命前后,北洋军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在政治态度上,由效忠君主政体转向承认共和政体;在社会角色上,由君主专制的军事工具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集中代表,由局部影响转向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在集团形态上,由一个单纯的军事集团转变为一个复杂的政治军事势力,由相对统一的整体逐渐分化为矛盾重重的派系或集团.北洋军的变化,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反映和缩影.     

北洋政府经济立法及其实效分析

北洋政府时期的经济政策对中国经济和法制的现代化转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北洋政府的经济立法虽有很多缺陷,但在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其在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历史进步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可以说,北洋政府的经济立法在当时多种历史作用的共同张力下,直接促进了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     

1921年北洋政府整理公债述评

在银行界的提议与积极参与下,北洋政府于1921 年进行公债整理。整理之后,公债价格上涨,金融市场活跃,政府债信得到挽救,达到了预期目的,但财政收支不抵这一锢疾仍无法解决。1921 年之后,北洋政府对内筹款的主要方式由发行公债转为发行库券,银行界主动疏离政府的倾向则日益明显。整理公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洋政府财政筹款的方式以及银行界与政府的关系。     

北洋政府时期的贵州民族研究

1911年,随着辛亥革命取得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统治。在划时代的剧变中,中国进入北洋政府时期。本文从该时期边疆民族研究的必然性、可能性、可行性等视角出发,剖析了贵州民族研究的社会条件。在此基础上,着重对具有代表性的有关贵州民族研究著述进行介绍、归纳、总结。认为：北洋政府时期,贵州民族研究作为中国边疆研究的组成部分,不仅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且具有其特殊性。     

论国民党北伐军事战略

从1917年到1928年,国民党相继发动了六次北伐战争。孙中山领导的前三次北伐因条件欠缺而未能成功,但他的作战经验和奋斗精神为后来的北伐奠定了坚实基础。蒋介石领导的后三次北伐因条件成熟,指挥得当,逐步取得了胜利,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他是称职的。经过十几年的北伐军事实践,国民党人在军事战略方面创造了诸多成功的经验,包括注重组织力量,实行正确的作战方针,选定正确的作战方向等。     

北洋政府时期的地方公债探析

北洋政府时期,大小军阀各霸一方,连年混战,财源枯竭,地方财政陷于困境。为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各地方政府除截留国税、增加苛捐杂税外,还募债以资挹注。这一时期江西、浙江等17省（区、市）发行的14 579.96万元地方公债中超过66%被用于军政费用,弥补财政不敷;其余债款则用于兴办实业、筑路修桥、赈灾善后和整理金融,对发展地方事业、稳定地方金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十六国北朝碑刻的破体现象及其成因

十六国北朝碑刻的破体现象十分突出,具体表现在融合多种书体特征的"破体书"和大量俗体字上。本文由分析"破体"概念的内涵入手,试从书法和文字两个方面分析十六国北朝碑刻的破体现象及其成因。     

清季新政时期外官监察制度的变革

清朝特别重视对官员的监督,有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企图确保皇权的至尊、官员的清廉和吏治清明.文章重点对清季新政时期外官监察制度几个方面的变革做阐述和分析.清朝廷不仅对原有的监察制度进行了修正,而且还创设了新的监察制度.由此,清朝的监察制度朝着专业性和近代性方向发展,其监察制度具有了新旧杂糅的特征,开启了近代监察制度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