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佛教观

作为一种新儒学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最终完成。在这一融和的过程中,作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朱熹对佛教的态度也很具有代表性:一方面,政治上以儒家为正统,排斥佛教;但另一方面,从学术发展的需要出发“援佛入儒”发展新儒学,并将它最终落实到封建伦理道德上,为封建统治服务。     

杜甫与儒、道、释

出自“奉儒守官”之家的杜甫，读书、为官、治国、平天下，是其一生的襟怀和追求；访道求仙，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企图为自己寻一条通往仕途的“终南捷径”；出入佛门，一为口腹之需，二为抑郁情结的驱遣。与释、道二门的交往，不仅与其儒学追求不相抵触，而且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印证了杜甫儒学追求和邦国之思的执着。     

唐代墓志中的纯儒形象与思想研究

在唐代士人“二元世界观”的大环境下，事实上一直存在着服膺儒学、排斥佛道的“纯儒”士人。尽管从已发现的墓志看来，纯儒士人所占比例并不大，但也正因为如此，纯儒的形象与思想才显得更加独特耀眼。而唐代古文运动中的许多思想观念，在这些寂寂无名的纯儒士人中也不乏发端或者回响。如果将唐宋变革看作中国文化史上继东周之后的又一次哲学突破，那么纯儒便是正统儒学的捍卫者和异端佛道的排斥者，在这场突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新儒学的嬗变与明清小说的发展

王显春《新儒学的嬗变与明清小说的发展》(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2期)一文认为:随着宋明以来新儒学弊端的出现,早期新儒学“存理灭欲”的苦行转向儒、道、佛三家互补的清虚质朴适意自然之途。明清小说也就在这块新儒学嬗变的沃土中应运而生,发展壮大。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在1923年的“科学与立学论战”中，张君劢走上建立儒化生命哲学之途。他精心建构了一个以“心为实在”为逻辑起点，以“自由意志”论为核心，以提倡复归宋明理学的“内生活之修养”为归宿的“新玄学”体系，由此而成为与梁漱溟齐名的中国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论创建儒化生命哲学之先后，当推梁漱溟为开山；但论对柏格森生命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之把握，从而更巧妙地使之儒学化方面，则张君励远胜过梁漱溟，因此其思想体系更具有“中西合壁”的特征。时下学术界对梁漱仅、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的思想研究颇多，但对张君励的…     

客家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理学

一、客家文化的思想内核是宋明理学客家文化的思想内核，无疑是儒家思想；但儒家思想既有源远流长的一面，又有博大庞杂的另一面。特别是它代有表征，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派又有代表人物、代表性的思想主张，在陈陈相因中体现出生生不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趋向。宋明理学由传统的儒学发展而来，是儒学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形态，又称“新儒学”。它在继承以往“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学思想基础上，吸取佛、道思想而构成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理学家们通过注释儒学经典，阐述理学思想，提出独特的范畴和命题，赋予了时代的内容和涵义；通…     

儒佛关系及其对现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佛学作为一种异域文化，自传入之日始，即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一种挑战。将儒、佛两学挑战、应战的关系，置于社会历史的座标之上，才能理清其错综复杂的变化过程。佛学在永嘉之乱后，以填补儒学空白、迎合玄学思潮的形式，在传统文化中赢得了与儒、道鼎立的地位。儒家坚持排佛，促使佛学完成了其向儒、道靠近的中国化历程。宋儒调整了儒佛的关系，以“修本”为宗旨，批判继承传统儒学，并融汇佛道两学，建构起天道性命合一的本体论理学体系，终于在学理上超越于佛道之上，完成了儒佛在社会角色、社会功用上的定位。儒佛关系的现代启示在于：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必须先确立自己的文化主体，然后才能达成主客融为新体、中西尽为我用的创造性转化。     

论现代新儒学产生的可能与现实

本文认为,“儒”在先秦不过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到汉代开始演化为一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五四批孔,终于斩断了儒学与古代封建政治自西汉建立已历时二千余年的历史联系,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随皇帝制、复辟梦的覆灭而一去不复返,它被重新恢复了其哲学——文化的本来面目。五四批孔于儒学是一次不可或缺的洗礼,而现代新儒学则是五四批孔的一个产儿。现代新儒学之“新”,首先就“新”在这里,而且,一切“新”意都从此发源也必须从此发源。     

宋明新儒学"儒佛合一"说之检讨--兼论思想的兼容与创新

宋明新儒学实现了“儒佛合一”之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共识”,因为无论是就本体论思维、修养方法,还是心性论方面,都足以说明宋明新儒学没有达到“儒佛合一”;而宋明新儒家对佛教的态度,尤其表明所谓“儒佛合一”只不过是某些不求甚解者编织起来的一个美丽梦幻。这一错误的“共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在思维方法上的混乱和盲从。思想发展一般表现为思想的兼容,思想的兼容有载体兼容、补位兼容及诠释兼容等形式。思想兼容不等于思想合一,更不必然等于思想创新。     

世纪抉择中的文化整合与人文发展

新世纪的文化抉择,是以对20世纪的文明判断为理论前提的。为此,我们在对五四以来的文化反思与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应以世界文明为起点,以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主线,以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为方法,以解决人类前途、命运的学术探索、文化交流为旨归,来完成世纪抉择的学术、文化转型。东方新人文已是世界文明起点上的发展与整合,五四以来的东方文化派、玄学派及新儒学派,与高级现代化的科学、人文、自然之道融合起来,打通“后现代”,终结“新儒学”,进入“后儒时代”。邓小平理论则在改革、开放理论与“一国两制”中打开中西两种制度与文化更高一层的历史对话,它以开放人文构筑发展大道的文明抉择,也是东方走向西方,世界走向中国的历史圆合之道。     

墨学的现代价值

墨学的现代价值贾敏仁墨家学说是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儒、墨、道、法四大家之一，以其中丰富的科学精神、严密的逻辑推理以及高尚的政治理想，在当时传播之广、影响之大，与儒学一起并称为“显学”。秦汉之际墨学因种种原因而衰落，但是墨家所主张的“兼爱”、...     

“言”与“德”:意义世界的建构

“言”与“德”：意义世界的建构张清民一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主义色彩,其特征“与其说‘儒道互补’,不如说‘儒性表里,道一贯之’贴切。‘道’即‘天人合一,天理人伦’的自然之道,道下贯而成人的道德之性,即仁即诚”①。这种伦理性质的文化...     

北宋“党争”与儒学复兴运动的演化

北宋中期， 儒学复兴思潮掀起高潮， 政治革新运动也一浪高似一浪。新儒们在实践“王道”政治理想的同时， 对于如何改造现实社会却发生了严重分歧， 以致政治上的“党争”不断， 儒学复兴运动也随之不断深入和演化。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的天主教儒学化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入我国。为了在中国传播天主教而又避免与儒学的冲突,西方传教士进行了天主教儒学化的尝试。“合儒”和“补儒”是这种尝试的主要内容。“合儒”即从先秦儒家经典中摘出与天主教相似的词句、段落,以证明两者的相互契合。“补儒”即在伸张先儒真谛的旗号下,用天主教神学来驳斥宋明理学,认为宋明理学以理和心为世界的本体,抹杀了造物主上帝的存在。天主教的儒学化是以坚持天主教的出世理想和信仰主义为基础的,这与理性主义的儒学在学理上有着根本的冲突。西方传教士并没有从学理上沟通、调和两者的差异,因此天主教儒学化的尝试是浅层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尝试并不成功。     

创儒道互补 成一家之言─—《史记》导读(中)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的“一家之言”具有非儒非道、亦儒亦道的特征，每每以儒低道，以道普儒，排斥其中不合理的因素，而将儒家的阳刚精神和道家的阴柔性质有机地融为一体、首创“儒道互补”。儒道互补体现于司马迁思想的各个方面，贯穿于整部《史记》。明此一端，关于司马迁及其《史记》思想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体现为儒道互补：赞美儒家的大同小康，维护进步统一；排斥道家的小国寡民，反对分裂倒退；推崇道家的无为而治，摒弃儒家的繁文缩礼，以儒家的…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先秦儒学起源巫史考

本世纪初,章太炎作《原儒》探讨儒的起源。30年代,胡适发表《说儒》。而后,郭沫若作《驳〈说儒〉》,与胡辩论,冯友兰则写了《原儒墨》,就儒、儒学的起源展开讨论,然此一讨论未能深入下去。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对儒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而儒与儒学之起源仍是一个疑案,鉴于当前对儒学再思考的需要,弄清儒学之起源,已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重要课题。本文认为,在中国上古时代,巫史原为一体,其后,“史”从“巫”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史官文化体系。孔子正是在继承与扬弃巫史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了先秦的儒、儒学和儒家学派的。     

心性论：三教合一的义理趋向──兼谈心性论与当代伦理实践

心性论：三教合一的义理趋向──兼谈心性论与当代伦理实践刘学智陕西师大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自汉魏以降，佛教传入，道教生长，中国文化出现儒、道、释三教（这里“儒”指儒学，不是指儒教）并存格局以后，三教之间即开始了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复杂历程。至唐宋以后，“...     

论北朝儒学及其地位

<正> 经学史家皮锡瑞言:“经学盛于汉,汉亡而衰”。这也是历代学者的传统观点,认为儒学经过了汉代的鼎盛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时,随着社会的动乱而逐渐衰败。他们认为,在思想界,先是魏晋玄学大盛,随之是南北朝佛学泛滥,儒学在这一历史时期已处于衰竭状态和从属地位。而事实并非如此,从政治方面看,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不可能,也无法放弃以儒治国的根本方策。从学术思想方面看,这一时代的儒学,虽然没出现成一家之言的儒学大师,但儒学在与佛、道的斗争、融合中,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并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在整个儒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试从几个角度对北朝儒学作粗浅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朱熹学术思想特性论

朱熹的学术思想不能归之于新儒学或道学与理学,而是融合了儒、释、道及诸子各家之学,走的是一条杂家的路径。朱熹融合诸家所体现的“杂”,也就成为其学术思想最显著的特性。朱熹是一位超越前人的宋代新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