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思考

刑事辩护制度是衡量一国刑事法制进程与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我国目前实践中的"刑事辩护难"已人所共知.究其主要原因,首先是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存在较大的缺陷和漏洞,特别是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成为一块事实上的"洼地",如法律缺乏对侦查机关履行告知义务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受到重重阻碍.其次,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专门保护者--律师在行使辩护权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一直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律师的阅卷权无法有效地实现,而与其权利受到很大制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律师在刑事辩护活动中法律责任过重,甚至存在人身安全风险,针对这些问题,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已迫在眉睫.应尽快修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消除其与新修改的律师法之间的冲突,更好的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     

论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

由于相同的意识形态等原因,苏联时期的立法对新中国的立法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刑事立法基本上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并突出表现在刑事立法的阶级属性上.新中国成立后,刑事立法仍然大量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俄刑事立法的新成果并没有被借鉴到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中.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刑事立法与中国刑事立法已经在刑法原则、犯罪论及刑罚体系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反映当今俄罗斯市场经济需求的刑事立法可以、而且也应当对中国的刑事立法起到借鉴作用.同时,俄罗斯对刑法典进行适时地多次补充与修订也是值得中国刑事立法关注的.     

我国刑事判例制度构建之考量

刑事判例是指审判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作出的可以在今后类似刑事案件审理时加以参考、借鉴、甚至遵循的具有典型性或指导性的刑事判决和裁定。当今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变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法律运行模式应该富于变化。我国是一个传统的成文法国家,一直以来案件的审理依据都是成文法,但从世界各国司法实践看,成文法在具有法典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同时,也有明显的单一性、模糊性和滞后性等缺陷,英美法系的刑事判例制度所具有的直观性和灵活性却能较好地弥补这些缺陷。从我国的法律传统、现实需要、司法实践和世界法治发展趋势看,单一化的法典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对成文法的有效补充,构建本土化的刑事判例制度在我国势在必行而且已具有可行性。     

我国刑事立法领域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探讨

刑事立法是刑事法治的基础和起点.刑事法治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刑事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与现代化.审视当前我国刑事立法领域,有以下重大现实问题值得特别关注:一是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二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三是单位犯罪问题;四是刑罚体系的调整与完善问题;五是社区矫正问题;六是国际公约在刑事法领域的贯彻问题.     

完善我国刑事申请取证制度之立法构想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申请取证制度是指当事人及其律师根据案情需要,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中请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一项诉讼制度.尽管我国立法上设立了申请取证制度,但是律师"取证难"的问题一直非常突出.我国现行刑事申请取证制度存在申请取证的主体不完善、申请取证的时机不合适、申请取证的对象不够科学、权利上缺乏保障等弊端,直接导致了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随意拒绝辩护方取证申请的现象出现.针对我国现行申请取证制度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从中请取证的主体和方式、决定和实施取证的主体、拒绝取证申请的情形、取证申请的审查和实施、权利救济等方面完善我国的申请取证制度,矫正控辩双方取证能力的失衡状况,从而为辩护方取证权的实现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论中国刑事强制措施之缺陷与完善

拘留和逮捕是中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常用的两项审前羁押的刑事强制措施,也是在审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限制最严重的措施。由于对拘留措施性质的错误认识以及在逮捕制度上片面强调证据条件和量刑条件而忽视逮捕必要性以及缺乏司法审查等救济制度导致中国审前羁押率畸高。应当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改进中国的审前羁押制度。     

建立完善中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法律思考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足保障司法公正,促进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由于目前中国制度的缺失,使刑班诉讼存在很多弊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正确定罪量刑,促进司法公正,必须建立完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完善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的思考

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已经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刑事被害人实施社会救助。但存在的问题是:在治疗费用、生活照顾和心理救助方面考虑不够。完善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思路是:在医疗保险制度中明确规定,刑事被害人也属于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建立刑事被害人生活照顾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心理救助制度。     

我国风险投资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融资活动,需要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进行调整和规范。但是,由于我国风险投资起步较晚,目前基本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而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已经对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产生了限制性影响。如我国现行《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的相关规定,均没有考虑风险投资行业的特点。因此,应当在尽快制定《风险投资法》的同时,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加以完善,建立起一套规范和扶持风险投资业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体系。     

比较法视域下西方国家刑事搜查证明标准考察——以完善我国刑事搜查证明标准为视角

伴随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全面建构,《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势在必行,特别是随着刑事侦查理论的不断完善,被搜查人的人权保障日益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而作为《刑事诉讼法》重要内容之一的刑事搜查证明标准部分的规定却极不完善,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被搜查人权利实现之救济机制亦存在诸多缺陷。且这些缺陷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草案中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当前应借鉴西方国家刑事搜查证明标准的合理内核,从不断完善我国搜查行为的证明标准、被搜查人权利救济途径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着手,重构我国刑事搜查证明标准。     

论我国刑事错案的成因及解决机制

由于各种因素影响,我国刑事错案时有发生。错案的发生不仅严重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也使刑事诉讼的目的无从实现。司法体制不健全、无罪推定原则的缺失、不合理的证人出庭制度等都是导致我国刑事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进一步健全司法体制,完善刑事诉讼的相关制度并转变执法理念,将错案遏制在最小范围内,最终促成立法的不断完善。     

实然的规定与应然的选择--对现行刑法第五条通说的质疑

刑事古典学派主张罪刑相适应原则,近代学派主张刑罚个别化原则,学界将近代学派之观点归入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根据是不足的。从实然层面看,我国现行刑法第5条之规定依然采取视罪行轻重置配刑罚的模式,并非像有些学者理解的那样包涵有刑罚个别化的内容。从应然层面看,刑罚轻重的置配既要罪刑相应,也要兼顾刑罚个别化的要求,但作为刑法基本原则应该以仅反映罪刑关系最基本的内容即罪刑相适应为宜。     

试议我国暂缓起诉制度的实行与完善

近年来,随着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国外司法的不断研究、引进、移植,暂缓起诉在我国法律实践中逐渐被引入并试行。但因为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此项制度,所以我国是否应当设置暂缓起诉制度以及怎样设置合理的暂缓起诉制度等问题,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设置暂缓起诉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但应根据我国国情对试行暂缓起诉制度加以完善。     

刑事三审制与法院司法功能的重新配置

在权利保障与救济、法院职能分层设置及程序安定等众多理论基础的支持下,刑事三审制不仅具有建立的必要性也同时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在重构三审制时,应重新界定与配置各审级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司法功能和司法管辖权的行使范围。     

试析作为民国议和代表与司法总长伍廷芳的贡献

伍廷芳在确定共和民主制度的南北议和中有很大贡献。同时他在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任内先后办理的姚荣泽、宋汉章两案,为诉讼法制和行政法制的近代化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前对伍廷芳研究的谬误应是由相关论著在史料和史评上的失误造成的。     

从《汉书·刑法志》看西汉的德治与立法

<汉书*刑法志>内容主要是关于法的起源、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及其变革的概况,尤其是关于前汉以来各个帝王刑罚改革的情况,其理论基调对后世史书"刑法志"各篇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书*刑法志>不但是我们研究汉代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史料,其中所体现的浓厚的儒家思想也是研究汉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重要资料.     

春秋时期家臣职权扩展与宗法制嬗变

西周时期小宗世袭为大宗家臣,异姓亦可世袭为家臣,“事保厥家”乃其职责。然至春秋,家臣势力逐渐增强,由西周“事保厥家”的“宗法性家臣”发展成春秋后期“执国命”的“陪臣”。伴随着春秋时期权力下移,家臣权力上升、职能增强且家臣身份也呈现多样化发展。家臣制源于宗法制,在不断调整与完善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要摆脱宗法制的约束,逐渐发展成为后世帝国时期官僚制的雏形。同时,家臣选任及流动的自由冲击了宗法制下世卿世禄的原则,也折射出宗法制下传统社会观念的演变趋势,最终影响到后世“家”“国”关系的构建。     

论政府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功能与作用

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加强政府对城乡关系的宏观调控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政府对统筹城乡发展具有规划功能、导引功能、调节功能、服务功能。政府必须把加快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劳动者充分就业,培育城乡统一市场,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作为调控现阶段城乡关系的方向和重点。应注意充分发挥规划、政策、法律等机制在调控城乡关系中的作用。     

食与权：“大跃进”时期粮食流转体制的研究——以贵州省北洁地区为例

基于作者对贵州省北洁地区“大跃进”时期粮食管理体制和粮食生产、分配的考察,本文认为,“大跃进”时期的粮食体制是一个“大权在中央,小权在省,地区以下照章办事”的制度,其核心内容是以高额购销基数为基础的五年粮食包干制度。这一时期的粮食高征购正是源于高额征购基数,高额基数的制定又源于对粮食总产的过高估计。在粮食减产的背景下,过度征购就不可避免。尽管在“大购”之后还有“大销”,但“大销”不是“足销”,因为在“粮食分级索取权格局”下,大量粮食外调造成地区粮食库存不足,饥荒由此而生。〖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