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契合性与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以苏北房庄的调查为例

以苏北房庄的个案调研为基础,探讨区域性的村治模式。以行动单位为理解村庄生活的切入点,考察个体同家人、村民以及村干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来理解村庄的性质,同时分析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     

转型期村庄权力诸因素分析

在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推行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转型期村庄权力结构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其最显著特征是非治理精英权力的突显。非治理精英的崛起增加了村庄权力运作的复杂性,也为村级权力合法性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此外,村庄权力的价值目标是一种以经济动机为主,渗透着社会动机的目的导向。     

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弱集体秩序”的生成逻辑——基于S省A村的调查与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旨在形成具有较强集体秩序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但是审视我国利益密集型村庄可以发现,不少村庄社会治理存在集体秩序衰落的现实状况。为进一步探究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弱集体秩序”的生成逻辑,构建“利益嵌入-秩序重塑”分析框架,对S省A村的全治理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在农村集体土地、产业利益日渐密集的背景下,“精英俘获”的村治精英、“次精英俘获”的部分村民以及未参与争利的边缘群体,共同组成了分散化的治理结构;其次,村治精英采取集体利益让渡、集体管理异化的方式维持村庄治理秩序,形成了短期化的治理方式;最后,自治原则的异化、德治功能的弱化以及法治规范的虚化,致使村庄治理规则虚置化。治理结构分散化、治理方式短期化和治理规则虚置化三要素的交互作用,共同消解了基层社会治理,促使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生成“弱集体秩序”。     

流动的代价:村庄问题呈现及治理反思---一个村庄个案的微观透视

作为事实上的“社会单位冶,村庄是探讨农村发展与治理问题的理想“单元冶。 村庄个案的剖析表明,农村人口流动伴随着巨大的代价付出,包括村庄秩序面临失衡挑战、村庄发展动力丧失、村庄悲剧事件增多等等。 代价视角下的问题分析表明,农村村庄治理亟需作出三个层面的反思:从治理对象层面看,治理实践中需要格外重视村庄的价值,在发展思维和认知上树立起“村庄本位冶思想;从治理主体层面看,村庄治理举措要建立在尊重并调动农民的主体性基础之上,不能把农民仅仅视为需要改变和发展的客体,将其置于被动的承受者位置;从治理目标层面看,村庄治理的目标设定与政策设计需要将重心置于文化之上,超脱单纯的经济物质取向。     

土地调整与村庄政治的演化逻辑

基于农村土地内在的资源属性、社会属性和制度属性,土地调整不仅是集体产权的更新实践,而且也是村庄政治的生产实践。在土地调整过程中,组织动员、矛盾激活和“结平衡账”的辩证过程赋予了村庄自主化解矛盾和达成秩序的能力,村庄政治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进而形成与国家政治的良性互动。但是,以“确权”为导向的国家地权调控否定了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空间,逐渐侵蚀了村庄政治内核,村庄政治塌陷,村庄内部大量矛盾通过“上访”问题化。村庄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渐趋失衡,基层治理陷入深层困境。因此,村庄政治是村民自治和基层善治的基础,找回村庄政治的关键,是重塑集体调整土地的权能,完善集体土地制度。     

农民分化与村庄社会整合

当前农村社会日益严重的阶层分化与农民经济分化有关,但高度的经济分化并不必然产生阶层分化。发生在熟人社会场域中的农民分化受到村庄社会整合机制的作用,形成了村庄社会的低度分化。村庄社会整合机制体现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结构,为村民提供情感认同与价值规范;以集体经济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基础,强化村庄治理的公共性与村民的利益关联;以公共生活为载体的媒介机制,为村民提供价值再生产空间,形塑互助合作的阶层关系;以村规民约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基础,通过对个体的行为约束维护村庄公共秩序。村庄社会整合的四重机制通过维护村庄公共性弱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与区别,重塑了一个稳定有序且有活力的熟人社会秩序。     

治理单元调整与村庄的民主自治

使用大规模的跟踪调查数据,从村庄民主自治开展的角度,研究了村庄合并和治理重心下移两类治理单元调整对村庄“四个民主”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庄合并后,村民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概率、村庄召开村民大会的频次都会降低,民主自治开展困难;治理重心下移后,村民民主参与的概率、村庄召开民主大会和民主评议的频次都会提升,民主自治较易开展。从影响机制看,村庄合并会减少村民获取重要信息的便利性,进而降低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重心下移会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重要信息获取便利性,进而提升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单元调整后,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积极性的改变,会直接影响村庄的民主管理。进一步研究发现,村庄合并后,提升交通便利性能激活村民部分类型的民主参与热情,但难以解决民主管理难题;重心下移后,议事会或理事会能承接部分村庄自治活动,而村庄合并难以达到类似效果。不论治理单元如何调整,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信息获取便利性,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热情,对开展村庄民主自治都是有益的。     

煤矿集体产权下的村庄精英治理——基于山西X村的个案研究

文章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从集体产权的视角分析煤矿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文章认为,"保护型经纪"的村治精英与健全的民主制度相结合,保证了集体产权的制度安排,规范了集体成员在集体煤矿的经营、收益、处置等方面的参与行为,确保了集体对资源的控制权与收益权,从而获得了村庄的有效治理。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村庄有效治理——以烟台市W村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具备经济职能,还具有一定的治理职能。山东烟台市W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村民自治提供了组织化平台和治理有效的抓手,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通过治理目标的融合、治理结构的互嵌和治理技术的统合,合作社嵌入村级组织,实现村集体再造。合作社与村集体的互嵌形成了以集体治权为依托的村庄治理样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依托集体治权,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和分配权,通过“统分结合”的治理机制实现村集体对村庄的治理有效。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集体经济组织建设使得集体治权复归,再造村集体和重塑村级组织与村民互动关系,成为后税费时期“悬浮型”政权落地的一种路径。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内生路径研究：基于村庄传统文化整合视角

面对日益被污染的农村,诸多污染治理措施显得力量单薄且系统性弱。以皖南村庄环境污染治理为例,通过持续跟踪研究,对比污染治理前后的境况,以期找到污染治理的内在逻辑和治理系统。在政府引导性理念发展乡村经济的过程中,环境污染治理产生外在应变系统,但不具有可持续性和有效性。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理念与外在应变系统间的稳固链接,需要激活内在支撑系统和互联互通系统这两大结构黑箱,同时,村庄的宗祠、宗族、民俗与村落文化等传统文化力量在内在支撑系统、互联互通系统和外在应变系统中起着枢纽性功能,如此一来,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便成了村民集体性事务,村民形成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经过传统文化渗入、链接、激活和激发,确立了村庄环境污染有效治理的内生路径。     

乡村精英博弈与乡村民主的发展

目前乡村精英已经成为村庄社会中比较活跃的一个群体,但个体间存在着利益的分化,这些精英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在村庄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利益行为,从而形成了若干博弈形式,对乡村民主的发展产生了有利和不利的影响。本文依据社会学行为视角中的博弈理论,从乡村精英内部以及其与乡镇政府的博弈行为入手,分析他们的博弈行为对乡村民主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驻村干部和村两委的协同治理

驻村帮扶是我国脱贫攻坚实践中党和政府采取精英下沉方式主动介入乡村以改善村庄治理现状的重要制度安排。通过选派优秀干部嵌入乡村治理,驻村干部作为行政嵌入型治理力量构成国家重塑乡村治理秩序的重要手段,与乡村自治型的村两委形成分别代表国家正式权力和基层自治力量的“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作为对当前中国极具特色的驻村帮扶实践的经验总结,“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使运行于外力轨道的驻村干部和内力轨道的村两委在村治场域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共同形塑乡村协同治理的组织培育、争资跑项、文化建设、调解纠纷等实践样态,其生成机理与组织结构嵌套、产业资源竞合、文化价值建构、角色主体互动等因素密切相关,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经常将“乡约”与“乡规民约”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事实上,“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其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将“乡约”等同于“乡规民约”的研究方法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也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     

政党下乡与乡村干部政治录用

20世纪,党的政治动员激发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并通过建立乡村政权组织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在这个过程中,以阶级成分、革命道德和对党的忠诚为标准录用的农民干部成为党整合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一旦他们的作风偏离了党的政治理念,党就直接通过垂直深入乡村的权力机关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以达到干部整改的目的,由此形成了政党下乡过程中乡村政治的发展模式。     

我国乡——乡流动人口问题研究

"乡——乡流动者"数量较大,但一直游离在理论研究和政策的视线之外,"乡——乡流动者"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收入较低、家庭矛盾多、资金来源有限、社会保障缺失、孩子入学困难、融入当地较难和迁移困难等。要促进"乡——乡流动者"的迁移,需要政府的宣传、政策措施的倾斜和税收贷款政策的惠顾。     

乡村混混对村庄人际关系的影响

当前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群体,已经脱离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约束,反过来对村庄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村内混混逐渐取代传统型＂头面人物＂,成为村庄中＂最有面子的人＂;混混在村庄内部与熟人相处时,不再遵循传统的人情和面子原则,为了利益而不断走极端,动用暴力和暴力威胁;乡村混混的暴力和暴力威胁,也日渐嵌入村民与人相处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从而深刻地影响乃至改变村庄内部的人际关系。这些都表明,熟人社会中的乡土逻辑发生了变异。     

村级财务问题分析--李村个案调查

村民自治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作为“草根民主”,村民自治的实行不仅意味着农村基层民主化的发展,也奠定了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基础。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央规定实行了村务公开,村级财务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成为农村问题的焦点。为此,选取李村为个案,通过“上访”材料,人员访谈等方法对李村财务状况进行了洞查,分析村级财务问题的现状、成因,并提出几点对策思考。     

当前农村村委会选举情况透析--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调查和分析

总体而言,当前的村委会选举基本步入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一个自由、公平、规范的村委会选举制度正逐步成型。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实证分析显示,村委会选举的提名过程呈现出明显的民主化趋势,尤为体现在初步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上,党支部或上级领导较少对选举提名指定;村委会选举逐步程序化和制度化,一系列规范的选举方法得到采用;村委会主任及村委会委员基本为差额选举,选举大多实行了公开计票,并在选举时设立了秘密写票处;村民参与选举活动的程度较高,其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基础性地位得到体现;拉票现象普遍存在,且多采用给予物质利益的方式;村委会选举得到了选民的高度评价,村委会选举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乡村社会两类文化的博弈对村庄治理的影响——以江汉平原L村的调查为例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以现代化和国家意识形态为底蕴的现代性知识对以地方性知识为底蕴的乡村文化不断进行挤压和冲击。两种文化的互构与博弈对乡村的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笔者以江汉平原L村为调查对象,以L村的水改事件为例,具体分析了这种变迁对村治的影响。     

云南石屏县水瓜冲花腰彝的村落文化

花腰是彝族中的一支,他们属于典型的山地农耕民族,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以及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其村落文化除具有一般农耕民族的特点之外,还具有本民族的一些特质:随和、自由与约定俗成的婚恋文化,顺应天时地利的建筑文化,娱神娱人的宗教文化,古朴功利的生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