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的辩诉交易权

辩诉交易对某些案件是必要的。但是,若不经被害人同意强行进行辩诉交易,就会违背刑诉的正当目的。为防辩诉交易背离实质公正过分追求形式公正,提升诉讼效率而过度牺牲公正,应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并在执法中充分保障被害人的辩诉交易权,使其与公诉权、辩护权相制衡,以实现各主体间利益衡平。     

公正与效率之间的艰难抉择--论辩诉交易在我国的可行性

提高诉讼效率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辩诉交易制度是在结果公正与诉讼效率之间所做出的一个艰难抉择.我国应当采取的态度是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在有法官和被害人的参与下,建立、健全相配套的制度措施条件,建立健全有我国特色的辩诉交易制度.     

辩诉交易制度：诉讼效率与公正的取舍

辩诉交易作为一项刑事司法制度,现已成为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得以正常运转的制度保障,在英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发展。笔者通过梳理辩诉交易制度的起源,以诉讼效率与公正为视角来分析辩诉交易制度的价值所在,认为辩诉交易制度通过减少诉讼中的投入和缩短诉讼时间能极大地提高诉讼效率,辩诉交易的实质就是追求刑事司法的相对公正。结合我国的诉讼制度和司法现实,辩诉交易制度的实行需要有相关的制度为保障。     

对移植辩诉交易制度的理性思考

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机能在于规避诉讼风险,提高诉讼效率。面对案件数量的增加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我国司法机关近年来也在考虑移植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但是任何制度都自有孕育其生长、发育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正是由于中美之间的诉讼制度和诉讼观念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使得我们在考虑移植辩诉交易制度时,必须谨慎地对辩诉交易制度运行的内在机理和外在环境加以理性的思考。     

帕累托最优:辩诉交易本土化的效率优势

押辩诉交易做为美国结案率极高的一种诉讼处理方式,在我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熏诚然,辩诉交易不可避免会存在“暗箱操作“,但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武断地把辩诉交易制度拒之门外。而应理性的看待这一制度,美国式的辩诉交易我们不宜也不应全盘引进,但是其中所折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因素应当为我们吸收。本文拟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谈辩诉交易的效率优势。     

关于辩诉交易的经济学分析

基于诉讼效率研究需要,通过对辩诉交易制度进行成本-收益和博弈论的分析,来考究这一制度的积极意义,并探究该制度在我国移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求借鉴其最大效用,建立中国式的辩诉交易制度,提高诉讼效率,构建节约型的和谐社会。     

辩诉交易的法律与经济学价值——兼论公正与效率

辩诉交易在美国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其特定社会环境和司法实践的产物。辩诉交易之所以在美国备受青睐,是因为其内在所固有的法律与经济学价值使然。借鉴辩诉交易制度,就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兼顾公正与效率。     

从恢复性刑法司法到辩诉交易

无论是从被害人或社会的角度,还是从犯罪人的角度,恢复性刑法司法都是一种正义司法。由于犯罪人在犯罪后也应得到恢复,故恢复性刑法司法除了刑事和解,还应有辩诉交易。虽然辩诉交易是犯罪人与控诉方的一种博弈,但其最终具有正义与效率这两项司法价值,故其构成了我国刑事法治的一个"前景"。而在当下,应是谨慎借鉴辩诉交易,并在稳步摸索中达致一个成熟的,并且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制度。     

从辩诉交易生长环境论辩诉交易不适合我国

辩诉交易的存在有着特定的诉讼背景要求。从辩诉交易产生发展的美国诉讼环境出发,通过对辩诉交易对司法程序背景要求的分析,得出辩诉交易并不适合我国的结论。     

辩诉交易移植中国

指出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被广泛适用,但在理论界,是非之争非常激烈。辩诉交易无疑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但却存在着损害司法公正之忧。大量的犯罪案件与有限的司法资源的矛盾,是我国与美国同样面临的问题,对辩诉交易制度进行理性移植是务实的选择。我国若要移植辩诉交易,就必须在刑事司法制度上进行相应的调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模式。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控告犯罪权之完善

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不能仅仅成为国家追诉犯罪的工具,而应该具有诉讼主体地位,其权利应当得到保障。控告犯罪是刑事诉讼的起点,我国被害人控告犯罪的权利存在着诸多缺陷,不能保障被害人的有效参与。应当完善被害人控告犯罪的权利,保障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参与。     

关于在中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的思考

辩诉交易制度是在国外普遍适用的一项刑事诉讼制度，它是兼顾公正与效率二者平衡之最佳选择。因此，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辩诉交易制度，意义非常重大。但是，辩诉交易制度利弊共存，引进时应限制适用。     

论刑事犯罪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对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思考

对刑事犯罪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刑法学与侵权法学发展的结果;对刑事犯罪受害人的保护,仅从公法的角度对犯罪人进行惩罚是远远不够的,应赋予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我国应建立对刑事犯罪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论刑事被害人诉讼参与权之完善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是刑事诉讼的重要问题。平衡被害人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成为实现国家刑事诉讼法制化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权利的重视应当予以肯定,但是在保护被害人程序性权利方面,与西方一些较为成熟的经验相比仍有一些不足之处,应当进一步完善。     

我国建立证据排除规则的障碍

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虽然建立了刑事诉讼中唯一的证据排除规则,但并不是作为一种权利救济手段来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而是为保证实体真实。公共权力对百姓要求的回应效率以及公共权力自身的腐败使得中国百姓长期处于追求低层次安全的境地。公检法集体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处理受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冲突的原始追罪模式,使得刑事程序不过是“操作规程”而没有诉讼的意义和价值。法院不可能作为独立于国家和个人之外的第三者来执行证据排除规则。没有成熟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和完善的证明标准,没有对未决羁押的有效限制,建立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使被告人的地位更加恶化。     

试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可以有效地提高司法效率,维护被害人及加害人的切身利益.在对构建刑事和解制度进行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设想以及刑事和解制度推行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缺位与还原:被害人在刑事执行程序中的地位探究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每一个环节均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我国刑事执行程序却将被害人排除在外。被害人在执行程序中地位的缺失不仅与其当事人的地位相矛盾,也与被害人在执行程序中地位的历史发展规律不符。被害人参与刑事执行程序可以彰显人的尊严,是程序参与性与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刑罚功能的需要。我国立法应该确立被害人在刑事执行程序中的主体地位,执行程序的诉讼化改造和被害人的理性化参与是确保被害人在执行阶段主体地位得以实现的保障。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探析

人权保障乃现代刑事诉讼之灵魂。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侦查阶段中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现象。从观念保障、权利保障、制度保障及物质保障等四个方面入手,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     

理想与现实:控辩平等的宏观考察

作为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公理性原则之一,控辩平等原则要求在代表国家追诉的检察院和作为个人应诉的被告人之间实现权利对等、地位平等,它包括平等武装和平等保护两层涵义.控辩失衡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关系的基本现状,对此,应当通过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的重构来加以扭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