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小议

奴隶主时代的礼,是体现奴隶主贵族意志的关于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的总和。早在夏代,礼便随着阶级的出现和王朝的建立而逐渐形成。《礼记·礼器》:“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孔子也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些记载和说法表明,礼渊源于夏代,同时也表明夏、商、周三代的礼,有其内在的联系和发展中的继承关系。礼在甲骨文中作(?)或(?),是祀神祭祖的一种器皿,表示一种礼仪形式。至西周,上承殷制,建立了一套更完整的宗法分封等级制度。为了维护这一制度而制定的礼,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比商朝充实和发展。由于礼是“别贵贱,序尊卑”、调整宗法     

秦汉简中的“公卒”和“庶人”

秦汉简中所见到的"公卒"和"庶人",其身份和社会地位与"士伍"是比较接近的,他们都处于编户齐民的最底层,但是"庶人"与"公卒"和"士伍"相比,在某些权利方面还不如他们。"公卒"与"士伍"相比较,在出身方面要优于"士伍",但所享受的权利与"士伍"大致无二。     

荀子“礼”的三重规范意蕴

荀子的“礼”疏远了早期儒学的先验的道德性,凸显了客观现实社会的群体性特征。“群”,乃是荀子“礼”的根本属性。“礼”的基本内容也彰显了“治群”的基本功能。《荀子·修身》中讲：“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提纲挈领地概括了“礼”治群的三重规范。礼于人,荀子延续了“礼”对于人的德性约束,以礼法联结,强化了“礼”的规范力度;礼于事,荀子将礼义联结,“化性”之礼义落于群体生活中而“起伪”,规矩与德性相结合,强化了“礼”的行为规范意义;礼于国,“礼”为治国之本,荀子在治国中强调“分”,以“礼之分”建立一套群体社会的政治统治秩序,治国安民。三重规范联结交续,荀子的“礼”充斥了群体性规范与内容,亦由此建构了一个惟齐非齐、化性起伪、德行允协充义的规范世界。     

《聊斋志异》与“三礼”

"三礼"属于中国儒家的传统经典,其中《礼记》又名列"五经"之一,在明清科举考试中属于考生"各占一经"中的选项。蒲松龄在科场奋战大半世,"四书"而外,他于"五经"中究竟所选哪一部应考,今天虽已难于考见,但《聊斋志异》的写作受到《礼记》乃至《周礼》、《仪礼》这"三礼"的影响则显而易见。如何正确诠解《聊斋志异》,涉及利用"三礼"相关书证对《聊斋志异》文字加以校勘辨析诸问题。探讨蒲松龄如何巧妙灵活运用"三礼"相关词语典故的问题,更是今天的读者鉴赏《聊斋志异》写作技巧的关键所在。     

孔子、孟子、荀子之“礼”论

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把尊礼看做"正名"的重要手段,并认为"礼"规范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孟子把"礼"与国家的存亡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主张尊礼时要善于权变;荀子认为"礼"对社会的意义是全方位的,礼是为政的大节,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基本内容,是人与动物区别的主要标志,同时主张礼法并用.他们三人"礼"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强调"礼"关乎国家存亡,都主张用"礼"来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各自的思维路径不同,孟子在"礼"论中摆设了"仁政"的前提,而荀予以儒家为宗,同时吸收了法家的营养,以"礼"为纲,以法为纪,主张"礼"法皆用.荀子的思想也许更实用,孟子的思想则富于理想化.但不论怎样,实用的思想自然不会被抛弃,而理想化的思想也没有因为在当时无法实现而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论魏晋南北朝“礼”与“法”的结合

魏晋南北朝"礼"与"法"的结合,既是西汉以降的继续,也是这个过程发展的新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法概念不同于两汉,不但指国家礼仪制度和法律,还包括家礼和家法。与礼法概念相同的还有"礼律"。礼律并列的概念更是直接地反映了礼法的结合。礼法初步结合大致发生在汉末三国,紧密结合发生在魏晋以及北朝北魏孝文帝太和以后。礼法紧密结合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二者在思想认识、法律制定、司法实践等方面的全方位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法结合的紧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机结合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礼法结合区别于前代的特点,具体表现为礼制执行的刚性化,刑事案件中的礼法结合,不因礼废法,法不离礼独行几个方面。礼与法的有机结合无论在礼制发展史还是法律发展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自此以后,这个有机体就变得牢不可破,一直影响至今。     

《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之“嘉定献宝”考辨

随着“‘新出文献与历史学研究：7-13世纪’工作坊”系列研讨的开展,《徐谓礼文书》敕文中的“嘉定献宝”展现出社会、文化的广阔视野。玉宝的真实性是对“嘉定献宝”价值的充分肯定,其论证依托于蒙宋外交的重大背景;玉宝的徽宗朝身份则是南宋借以重树正统的关键所在,其探讨存在着金人索印与敕文“百年之久”的重要印证;而由庆贺玉宝引发的嘉定十五年大朝会更是弥补了众多史料中南宋礼仪的明显缺失,对当前研究具有重要启发。     

拐卖儿童罪：设刑与动刑--兼论“轻处”倾向的背后因素

针对拐卖儿童罪的重刑吁请,从设刑上,中国《刑法》已为该罪配置了足够重的法定刑,在与100个具有代表性的法域针对该行为的法定刑设置对比上,中国为本罪配置的法定刑仍属重刑之列;从动刑上,司法实践中对于拐卖儿童罪绝对重刑的比值虽然较高,但在本罪与其同罪异体的拐卖妇女罪以及盗窃、诈骗、绑架罪等11个犯罪相对重刑的对比中,发现法官群体针对本罪存在相对“轻处”的倾向,而隐藏于背后的父母同意情况下犯罪人拐卖儿童罪的高比重情况,可以对此倾向予以解释。     

也说“不听”

质疑谢质彬先生《"不听"作"不允许"解的始见年代及书证》一文文献证明:"不听"作"不允许"义在先秦就已出现,汉魏以来继续沿用,并不是始见于西晋。由于"听"有"允许"义,"不听"就产生了"不允许"义。     

“孙子比老人大”：阿卡礼中的祖孙关系及其扩展的亲属世界

本文通过考察云南哈尼族阿卡人家庭内部的祖孙关系及其在治疗祈福仪式“拴线礼”中的呈现,探索其建构社会的方式和过程。研究发现,阿卡父系家庭在强调丰产和家族延续的福气观念下,突出“老人大”和“孙子比老人大”的双向式等级结构。该结构经由辈分、性别、居住地、血亲、姻亲等差别变量的叠加互动,从家庭仪礼中扩展出卷动多个家系和村寨的人群等级关系,构建出更广大的社会世界,既体现了男/女性后代和姻亲对于家族延续的不同重要性,也表达了多姓村寨共同体内部的互助团结与整合精神。本文为等级、礼物和家庭研究拓宽了讨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