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与魏晋名士的生存理想

《世说新语》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性作品,真实而集中地体现着这一时期文人名士的生存理想.这种生存理想在作品中直接表现为自然、真纯的生存状态与才德兼具的生存价值.但从深层看,它又有着较强的丰富复杂性,即它本身蕴涵着深刻的悲剧意味,并表现出鲜明的内在矛盾性.     

论《世说新语》名士的深情

《世说新语》中的名士才华横溢,个性张扬,但皆深情绵邈,无论是对故国还是对艺术,抑或对亲人、爱人、友人等都情深义重,感人至深。名士深情的根源在于魏晋的乱世、血腥的政治、玄学的影响及主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孝悌之风

《世说新语》在编撰时于儒家宣扬的众多德行中,对孝行是相当重视的.魏晋之际的孝悌之风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即“至”“纯”之孝;”“色养之孝”;“生孝”、“死孝”与“灭性之孝”;“心丧”与“试守孝子”;维护家讳之孝.     

论《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今译》前言

《世说新语》乃南朝宋刘义庆部下诸名士所编，义庆集以成书。梁刘孝标注，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新语》是一部从汉到魏晋的历史资料，不仅记载了五六百人的风貌、思想、言行，还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俗、习尚。《新语》中的文学论，尤其为研究文学的人所看重。《新语》中又有修辞学，也可供探索。张万起、刘尚慈的《＜世说新语＞今译》注意吸收当代学术研究成果，反映当代学术研究水平，译文有文彩，有韵味。     

魏晋士风变迁线索——以《世说新语》等文本为例

较之前代，魏晋士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风貌：从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引入“自然”的概念对名教思想作新的解说，到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诞无忌，再到郭象等“名教合于自然”的合理解释，士子们终于找到了协调、安顿历史变迁中自我人生的方法。魏晋士风变迁的实质是在信仰迷失、进退失据的困境中士子们力图重新建构人生指导理论的实践。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社会动乱 ,人生无常 ,儒学衰微 ,玄风大盛 ,多种因素交互作用 ,引发了魏晋士人对人生的思考 ,促成了他们生命意识的觉醒。从《世说新语》所载材料可以看出 ,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 ,主要表现为确立自我意识 ,肯定自我存在 ,珍视生命 ,热爱生活 ,追求精神自由 ,完善自我理想。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意识的觉醒 ,注重人生的个体价值 ,忽视人生的社会价值 ,是一种畸形的、利弊并存的人生价值追求。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神仙观念的嬗变

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可以看出,在神仙道教的形成过程中,神仙观念从一种文人的理想王国或理想人格,变而为文人对自身现实利益和欲望的反观和指认,从而呈现出士人思想观念与精神人格形成的社会化轨迹。     

论家谱的文学史料价值

家谱是丰富的史料库,它在文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主要体现为:对于文学家生平研究的史料价值,对于文学作品的归属考证、辑佚和助于理解的史料价值,对于家族文学研究的史料价值。同时,由于家谱与生俱来的缺陷,在利用家谱进行文学研究时需持审慎的态度。     

魏晋士人的生态审美智慧——以《世说新语》为例

从《世说新语》可以看出,魏晋士人高扬人的自我价值,推崇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追求人的诗意地栖居,表现出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生态智慧和审美情怀,与当今生态学者大力提倡的生态人本观、生态平等观、生态整体观有诸多相通之处,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人格培育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世说新语·文学》的文学观

《世说新语》“文学”门分为“学”与“文”两部分 ,两部分记载的事例各自按照时代先后排列。“学”的部分主要记录了关于注解经文的佚事 ,“文”的部分记录了创作诗文的佚事。“学”与“文”有着内在的联系 ,但也有所区别。辞、旨的命题共同出现于“学”、“文”二者 ,而“情”的因素则是“文”所独有的。“学”的部分注解经文的方式从阐释经文到独出新见 ,其中蕴涵着个人性与创造性的因素在“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世说新语》“文学”中的内容表现出“文”与“学”的联系与分离 ,显明了“文”的特征及其逐渐独立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社会哲学

马克思的社会哲学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理论就是他的社会哲学,它包括基础理论和这些基础理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总体性应用两部分。马克思的社会哲学体系具有开放性的特征,无论是它的基础理论,还是其总体性应用,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生长和扩展的,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界定它和把握它。     

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的统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的历史观诠释

只有从历史观的角度来解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才可以使其与整个提纲的主题和内容相吻合。对哲学问题的实践解答不是小写的真理——对某一问题、方面的科学认知,而是大写的真理——历史的真理,是人类历史真理的真正呈现。马克思正是在对人做出受动与超越的二重性分析的基础上理解实践的。体现和贯穿人类自身的二重性矛盾的实践在其本性上内蕴着历史理性与历史价值整合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论《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

因为对《穆天子传》成书年代及真伪的不同看法 ,该书的史料价值从明清以来便颇有争议。近代学者中 ,顾实以历法立论 ,认为《穆天子传》用周正 ,自当为周书 ;顾颉刚以战国形势和中西交通立论 ,认为该书成于战国。以北方气候的实际情况而言 ,顾实持论极为坚实。顾颉刚对战国中西交通的推论则与事实不符。借助传统文献与金文研究成果 ,可知战国说者对《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的几处主要质疑均不能成立。历法之外 ,《穆天子传》中“毛班”见于铭文 ;“穆满”为美称亦有金文可确证 ;《穆天子传》中称穆王为“天子”,更与《诗经》《逸周书》及众多彝器铭文相合。因此 ,《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 ,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是无可怀疑的。     

黄周星生平史料的新发现

黄周星是清初重要戏曲家之一,关于他的传记资料不少,但陈轼《道山堂集》中的《黄九烟传》似未见治戏曲史者征引。该传对黄周星明亡后供职于南明隆武朝的仕历与死因的记述,或为他人所未及,或不同于流行的说法,其史料价值不容忽视。     

历史延续性视角下中国农村调查回眸与走向——再论站在新的历史高点上的中国农村研究

20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传统农业文明国家向现代工业文明国家的历史大转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历史转变中的焦点问题,为了解决问题产生了各种调查。20世纪的中国农村调查主要特点有: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土地问题调查是一根主线;在农村调查中建立起民族自觉和调查自觉;采用多种调查方法,产生多种不同的观点;在调查中产生和强化本土意识,开始建立本土化理论。20世纪的中国农村调查也有其历史局限性。进入21世纪,中国不仅要完成农业文明国家向工业文明国家的转变,而且要实现由一个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的变革,由此对农村调查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期待。在21世纪农村调查中,要加强基础性、学理性、区域性、系统性、主体性、传承性和比较性调查。     

论《管子》中桓管遗闻轶事的传记文学价值

《管子》中记述桓、管遗闻轶事的“三匡”、《霸形》、《戒》、《小乘》、《小问》等一组文章,皆因人成篇,以记人为主;故事完整,情节生动,富有寓意;人物形象鲜明生动,个性突出;并采用了细节描写与侧面渲染、烘托相结合等艺术手法。记叙有详有略,跌宕起伏;表现人物性格、情态,生动传神,从而使这组文章,不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具备了传记文学的某些表现特征,具有较高的传记价值。     

苏联社会价值观演变的历史教训

作者认为,苏联党的失败及苏联的解体,在意识形态领域主要是社会价值观的演变所致,即以斯大林模式为经济基础的"国家至上"的社会价值观,向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的演变.这个演变过程从赫鲁晓夫时期至勃列日涅夫时期完成,它给我们留下了沉痛的历史教训.     

律师职业社会性的价值分析

我国律师职业的"社会人"身份是从"国家人"逐步变化而来的.这种情形导致无论律师业内业外,对律师职业的社会性都缺乏足够的认知.这是律师常常遭受攻击的原因之一,需要学界从主体身份、服务领域、服务对象、与委托人关系、服务方式等各方面对律师职业社会性做出全面的学理界定,并由此看到律师职业社会性在律师制度建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民主法治进步等方面的价值,以促使社会公众尤其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对律师职业社会性达成正确认知,以促进法治文明的进步.     

浅议社会伦理的最高价值

自由是社会伦理的最高价值,它所彰显的是对人的尊重、对个性的褒扬,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是社会和谐的有力体现。它不仅是人们通向真理的必要条件和必经之路,更是人们寻求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和谐的基石。     

论社会动员的实践价值

社会动员是人类社会特有的能动性活动.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中,社会动员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社会动员来源于社会实践,具有深刻的实践根源,是社会实践内在的、本质的要求.社会动员服务于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社会实践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来统一思想、协调行动、整合资源、推进发展.社会动员具有重要的时代价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更加需要社会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