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发展历程与启示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习近平文艺观的核心,是对《祝词》中"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的一脉相承和创新发展。《祝词》的提出是对错误文艺思想的拨乱反正,为之后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准则。由此,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文艺观,不断推动文艺理论的发展。习近平深化了人民和文艺的关系,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导向。倡导文艺工作者创作要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感受人民冷暖、关心人民生活、解决人民诉求。     

知名学府与当代学术发展刍议——以南开大学为中心

知名学府与当代学术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不论是知名学府的创办、发展,还是当代学术建设,都经历了国际化的过程,因此需要借助国际乃至世界的眼光加以审视。     

高校决策管理法制化研究——以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均衡配置为视角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存于大学这个社会组织之中,共同为组织目标服务,但是目标的一致性并不能避免两者性质的冲突。大学的本质特性和组织文化特征决定了学术权力主导的必然性,同时,大学也是一个既服务于学术又服务于社会的复杂系统,决定了行政权力的必要性,但行政权力不能泛化甚至以行政权力替代或削弱学术权力。实现高校决策管理法制化需要确立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在高校决策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合理划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决策范围以及建立以民主机制为基础的权力运行方式。     

以能力为中心的高职“项目导向型”教学模式初探——以工业分析与检验专业为例

本文以工业分析与检验专业教学模式改革为例,探索一种以能力为中心的“项目导向型”教学模式.从学情分析、能力组成要素入手,着重介绍此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为其他高职院校提供了一种操作性强的实例.     

身份认同与学术自觉——以木斋汉魏古诗研究为中心

身份认同是学术自觉的前提,没有深刻的身份认同就没有真正的学术自觉。人文学科学术研究的思维动向、价值取向、功能指向应表现为以学术为天职的学者高风与审美境界,与科研的工具化、功利化相较而言,艺术化、学术化存在乃学者生命的内容与形式。木斋的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汉魏古诗为中心的研究,历经发微与解构、考释与重塑、确证与跟踪,处处体现出鲜明的学术自觉意识,究其主因缘于其探究真理为最高鹄的之身份认同与学术自觉产生的不竭动力互为因果。     

学术批评与学术界人际关系网络——以苗怀明与吕小蓬的“抄袭案”争议为例

“学术批评网”在2004年12月4日、6日和11日先后刊载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苗怀明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吕小蓬就后者博士论文“抄袭案”所展开的批评和反批评的三篇文章———《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论文抄袭案———评〈古代小说公案文化研究〉》《对〈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论文抄袭案〉一文的答复与声明》和《再评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论文抄袭案———驳吕小蓬的所谓“敲诈”说》,笔者对其中的是非曲直不敢妄加评论,因为这样严重的指控需要业内独立和权威的人士做出评判,像笔者这样的外人不该置喙。让笔者感兴趣的是争议过程中…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以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启蒙论为中心

“启蒙”成为近代以降中国学界最具批判力的话语之一。它为人们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以及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所具的内在张力，提供了一种不可忽视的框架与视野。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启蒙论的建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映现了近代以降学人在认知与处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关系问题的心路历程。     

学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以中国经济思想史为中心

本文从诠释"经济史学"的基本定义出发,基于较为广博的研究视野,重点阐释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学术创新及其主要标志;进而具体深入论析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独有特质与学理优势,以及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对世界的早期贡献;然后返观考察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征,以期为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和整个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参考.     

试论晚明复社成员的学术活动及学术修养——以时文写作与评选为考察中心

复社是晚明时期最引人瞩目的文人社团,其成员的学术活动构成了明清之际学术流变的重要环节。复社成员以时文为中心的学术活动对崇祯时期的时文写作和评选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复社成员对时文的过多关注也极大地降低了复社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专业期刊与民国新史学——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的发表行为为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专业史学期刊的兴起,是现代史学制度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史学期刊这一形式出现的本身就是史学现代转型中的重要元素,显示出史学研究较之以往所出现的新的起点与重大转向,新兴的学术发表行为更是改变了民国史学研究的整体形态.正是这种改变使得史学研究逐渐走向学院化、专业化,复归其纯粹的学术本色,而史学自身与时代的疏离倾向也愈加明显.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路径抉择及其反思——以钱穆与冯友兰为中心

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界出现了"中国哲学"是否合法的疑问,此问题的背后可能缘于依什么样的思考框架来治中国思想作为历史的学问的问题。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作为历史的学问,学术界有多种做法,如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哲学史等。本文以钱穆与冯友兰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及其择取根据为例,以期窥探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因缘、问题、轴心、轨迹。钱穆不主张以分科之学特别是"哲学"来梳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精神作为历史的学问;而冯友兰则是以西方"哲学"的框架来重新清理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重要代表,其所著之"三史"、"六书",就是以"哲学"史的框架叙述传统,以"新理学"的框架开新。在对钱、冯二位先生的学术乃至哲学观的比较中,我们似乎可以体会到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生长发展的问题与特点。     

六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之学术变迁——以研究假设和研究取径为中心

观察六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的学术变迁,研究假设和研究取径是两个兼顾理论与实践的最有效的分析概念。因为在不同时期的研究假设和核心概念之下,均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学术问题、视角方法与之相辅相成,形成具有某种规范意义的研究模型。六十年来,中国大陆的辛亥革命研究经历了革命史—事件史、现代化史—社会变迁史、后现代视野—社会文化研究三种模型的变迁和兴替。革命史—事件史模型的典范期是20世纪50—60年代,80年代为其发展期。现代化史—社会变迁史模型形成于80年代,在90年代深入发展。后现代视野—社会文化研究模型则在21世纪以来的辛亥革命研究中崭露头角。时至今日,方法视角多样、边界模糊的辛亥革命研究日益成为主潮。辛亥革命研究的学术变迁,是六十年来时代变迁的反映;辛亥革命研究的发展和走向,也必定存在于其对新的时代问题的关怀之中。     

启蒙诉求与中国学术现代性范式的建构——以胡适对中国传统学术谱系的认知和梳理为例

胡适从科学方法上着手建构中国学术现代性的动力源自其思想启蒙的诉求.但思想启蒙与纯粹的学术研究并不处于同一层面,当这一动力正式落实于学术层面时,二者的内在冲突便凸显出来,启蒙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建构中国学术现代性的障碍.然而,胡适由程朱而重释理学的现代性价值,既是一种新的、为人们所忽视的对理学的解构方式,同时也是根据西方现代性标准对中国传统学术发展脉络的一次重新建构.     

译本语言明晰化差异与翻译伦理——以《渔夫和他的灵魂》巴金译本和谢毓洁译本为例

在翻译伦理视角下对《渔夫和他的灵魂》两译本明晰性差异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显示,巴金译本明晰化程度低,更多体现的是“再现的伦理”;谢毓洁译本明晰化程度高,体现了“服务的伦理”和“规范的伦理”.     

洪业与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以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为中心的考察

国人论学,常常不能分清思想与学术的畛域,而将社会影响与学术贡献等同视之.所谓"学术思想史",究竟哪些是学术,哪些是思想,似乎不易截然分清,但区分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思路,对于深入梳理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转型应该很有必要.本文以区分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思路为前提,纳入高等教育与海外汉学等宏观视角,借助成立于二十年代的哈佛燕京学社这一学术机构,以洪业为中心,把哈佛燕京学社、燕京大学、国学研究、<燕京学报>、中外交流等放在一起加以观照,讨论民国时期不以思想论争名世而以学术积累见长的学者,聚焦于其学术背景和学术贡献,以呈现出民国时期学术转型的另一面.     

明清浙东学术对儒家和谐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以王守仁和黄宗羲的学术思想为例

“经世致用”是浙东学术的基本学术精神,而追求“和谐”则是浙东学术的基本价值观念。尤其是王守仁和黄宗羲,他们立足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为实现社会和谐,终身孜孜不倦地作探索:王阳明把自己的“致良知”学说最终归结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提出所谓“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思想,其思想的出发点是试图通过道德教化的新途径,在多灾多难的明代社会推行和创新儒家的“和谐”理念。黄宗羲学说的根虽然是儒家文化,但他在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反思尖锐批判中,既对儒家文化所宣扬的社会价值观作了全面的检讨,又着眼民生对儒家的社会学说作了重新的设计,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启蒙意义的、试图引导社会重新走向和谐的思想体系。他们的学术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和谐文化,从而也使以他们为代表的明清浙东学术在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亚东本"小说序跋与古典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建立——以胡适为中心

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系列白话小说最显著的特色就是由当时活跃在新文化运动第一线的名人为其新作序跋,以胡适为代表人物.通过对胡适序跋的深入研究,我们看到,胡适通过"亚东本"小说序跋创造了"从考证出发的治学方法"为主干的古典小说现代学术范式,并从社会、历史、语言、文学多元视野来探索小说价值,本文认为胡适所作的序跋正是其建立小说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文学·国学·旧学: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为中心

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史学术界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新"、"旧"为重要分野。从南高师一直到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时期,该校中文系独树一帜,形成独特的治学和教学风格,在当时被视为一个坚守"旧学"的"学派"。一方面,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中文系内部标榜"国学",体现出较强的旧学认同;而另一方面,现代的"学派"建构不仅出于学术认同之别,现实权力之争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