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公司治理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从理论上深入探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因素,对于提高银行体系稳健性,保证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已有理论模型基础上,通过将银行资本监管、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治理等因素纳入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不仅从理论上考察了银行外部管制环境与内部公司治理机制对其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而且对于讨论在中国存在隐性存款保险条件下,针对银行不同的内部治理机制进行不同的管制措施,具有实践指导作用。     

论企业财务治理权的配置

企业的财务治理不仅是一种管理方式,而且是一种管理活动,它的核心内容是财务治理权的配置。财务治理权与企业的所有权密切相关,随着企业所有权主体的演进,财务治理权的配置也随之发生变化。在股份制的企业中,出资人、银行、政府、经营者和员工非均衡地享有财务治理权。     

德治建设与秩序塑造：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过程逻辑研究——基于S省T村的道德银行实践考察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推进农村社会建设的双重面向,因此,探索乡村振兴中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已有研究多从制度、技术、文化等层面来探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在农村社会中,道德治理作为一种非正式治理手段起着重要作用,为推动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基于S省T村的“道德银行”治理实践考察,结果发现：德治建设通过构建价值引领、规则嵌入和行为示范“三位一体”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了农村自治体系的精神秩序、制度秩序和行为秩序的塑造,激活了村民从价值引领实现社会价值遵从、规则嵌入实现社会规则（村规民约）适应、行为示范实现社会治理角色转变的跃升,推进了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更新。     

金融体系与公司治理－－日、美、德比较分析

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指企业 (经营者 )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利益相关者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对企业 (经营者 )行使的压力 ,这就是公司治理结构所要研究的中心问题。公司治理与公司的资本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考察公司外部治理结构主要是考察公司的股东结构以及债权人结构。现在 ,最具代表性的金融体系一般分为“银行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两大类别1 。在关系型公司治理结构的日本和德国 ,主银行在公司的融资和治理中占据着很重要的控制地位 ,融资渠道较倾向于“银行导向型”融资。英美公司股权结构具有高度分散性 ,股票在证…     

治理机制缺陷、企业融资行为扭曲与中国金融结构变迁

企业融资行为与金融结构变迁相互关系分析框架的建立,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追求预期收益最大化的企业的融资选择将使得金融结构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变迁;静态地看,银行和资本市场是相互竞争的,但动态地看二者是互补的。通过将“私人控制租”引入模型,发现企业治理机制缺陷与银行治理效率低下,对资本市场发展与金融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     

日德公司治理模式比较与借鉴

德国公司治理模式采取双层委员会结构,所有权集中程度比较高,银行在治理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日本公司采取非股东主权控制结构,董事会的层级划分是按等级而非按功能。二者特殊而又相联系的治理结构和股权结构,对我国公司治理改革有一定借鉴作用。     

论公共冲突治理的三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

公共冲突治理包括三个不同层次,即冲突处置、冲突化解和冲突转化.这三个层次相互区别,具有不同的目标定位、价值理念、实施主体、路径和手段,并具有不同的功能;同时,它们又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当代中国的公共冲突治理体系在层次上存在着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一是冲突化解环节相对薄弱;其二是不同的冲突治理层次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淆.解决当代中国公共冲突治理困境需要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即加强社会性冲突化解环节的建设,分清冲突治理的三个不同层次.     

网格化治理结构优化路径探讨——以结构功能主义为视角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子系统,社会治理体系在实现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等治理目标的同时,具有促进不同治理体系整合的功能,而功能作为结构的体现,其释放取决于相应结构的支撑.当前网格化治理模式在治理结构层面,强调治理主体共同在场下的位置权变调整;而在其功能输出层面,存在治理主体整合功能失调、公众需求满足严重依赖政府、治理目标缺乏统合以及规范引导相对薄弱等问题.这可以通过精准化权变治理主体位置、打造网络化权力运行格局、拓宽治理主体间对话渠道以及完善规范体系建设等结构优化路径,使网格化治理输出功能得到强化.     

论中国一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人公司逐步在许多国家以立法的形式被予以承认。中国于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中首次明确了一人公司制度,并在2013年修订的公司法中对其进行了完善。一人公司也称独资公司、独股公司,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司形式,它是现代企业制度发展下的必然产物。一人公司的治理结构有其特殊性,在不同的治理理论下存在不同的制度设计。现行公司法对一人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定具有局限性,亟需借助最新公司治理理论提出相应的法律规制措施对其进行完善。     

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融合视域下的大数据与风险治理

关于风险,现实主义将其看成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只有知识精英才能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由此导引出"风险—(专家)评估—治理"治理路径;建构主义则将风险看成是社会建构现象,不同群体对风险的认知不同,由此导引出多主体参与风险治理路径。两条路径在风险治理实践中均存在无法克服的困境,但相互之间具有功能互补性。风险具有事实和建构两个面相,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风险观的融合是风险善治的内在需求。大数据的基本特征、数据分析特点和运作过程能有效地满足勾连并融合事实论和建构论的要求。风险治理主导机构应树立大数据治理观念,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风险治理新局面。     

论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地、有计划地组织、协调、引导、规范与控制的活动过程.国家治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向,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政治秩序.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治理要素构成的国家治理系统,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指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主体现代化包括政府治理中的执政党与政府现代化、市场治理中的企业现代化、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现代化和个人治理领域的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主要是政府治理方式中制度,法律法规与政策的现代化,企业治理方式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中社会组织自治机制的现代化,以及个人治理方式中人的现代自觉.     

简论日本主银行制的变化北大核心CSSCI

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的主银行制发生了诸多变化。对其变化的动因、表现与绩效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日本的银企治理关系中,主银行制没有走向末路,也不是单纯向着"债权人事后监督"的西方模式演化,而是朝着两种治理模式并存的方向发展,即对大企业实施市场型债权人治理,对中小企业实施主银行型关系治理。这一两种治理模式并存且形成互补的"二元"结构,将是日本主银行制的长期发展趋势。     

简论日本主银行制的变化

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的主银行制发生了诸多变化。对其变化的动因、表现与绩效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日本的银企治理关系中,主银行制没有走向末路,也不是单纯向着"债权人事后监督"的西方模式演化,而是朝着两种治理模式并存的方向发展,即对大企业实施市场型债权人治理,对中小企业实施主银行型关系治理。这一两种治理模式并存且形成互补的"二元"结构,将是日本主银行制的长期发展趋势。     

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广告多元治理研究

公共治理的主体、客体、主要方式和治理目标,决定了公共治理理论在广告监管部门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它不仅适用于监管思维和监管内容,也适用于监管目标和监管手段。在公共治理理论视阈下,广告公共治理的宗旨是保护公共利益,前提是依法行政,目标是提升监管效率,关键环节是政府主导,可靠保障是不断创新监管治理机制。构建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多元广告监管治理体系,应致力打造广告活动主体—内部治理、行业协会—内/外部治理、社会监督—外部治理、政府监管—外部治理和法律法规—治理体系之基础这样五个关系链条。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国家治理概念在近几年的学术研究中时时出现。将国家治理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国家改革攻坚阶段的重大战略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启动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扬弃旧式现代化之后探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让改革具有了新的意义,而且赋予社会治理创新全新的性质,规定了未来中国式社会治理的新体系。     

青海农牧区农村协商治理的现状、因素及对策——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协商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乡村协商治理作为基层乡村群众的民主实践和有效治理制度的探索,不仅是社会主义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各地协商治理发展不均,青海乡村协商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较为显著,主要表现在村民主体缺乏协商意识和能力、基层农村的社会组织疲软无力、协商治理制度匮乏等方面。因此,解决青海乡村协商治理中暴露的问题,加快完善乡村协商治理体制,优化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青海基层乡村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从“快治理”到“慢治理”——协商民主的治理节奏及其转型

国家治理是动态演变的过程，构成了特定的治理节奏。治理节奏是对治理过程的速度及其变化的描述，包含了快与慢的不同样态，是观测和理解国家治理变迁的重要维度。加速与减速是治理节奏变化的两种基本动作。加速作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特征，也建构了现代国家治理的主旋律。但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战略也提出了审慎或适度的减速要求，推动了治理节奏从快到慢的转型。协商民主的发展推动了多元主体的参与，增加了治理过程的动作，提高了协同活动的密度，拉伸了治理活动的流程，也优化了国家治理的节奏，具有让治理节奏慢下来的重要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加快治理动作的速度，增强治理过程的回应性和敏捷性，也需要更加审慎和精致的治理，建构进退裕如的治理节奏。     

福利治理的本土创新与国际经验研究——第六届中国社会福利研究国际研讨会综述

福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主要部分。在＂福利治理：本土创新与国际经验＂国际研讨会上,会议代表提出了中国社会改革与转型背景下新的福利治理的理念,总结了中国福利治理的本土化特色,对推动中国福利治理发展与创新具有启示意义。     

从组织控制理论视角看战后日本的企业治理

奥沙利文的组织控制论认为,公司治理问题的核心是企业创新活动,而且创新过程具有累积性、集体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创新企业的治理需满足三个条件,即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经营者决策。这三者的结合是对创新过程中的关键投入——知识和资金的组织控制,而不是市场控制。日本的相互持股、主银行制度、终身雇佣制和企业长期连续性交易关系,是有效支撑组织控制相互耦合的制度安排。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该制度安排也在不断演化。未来支撑日本企业创新的制度安排,将是组织控制与市场控制在更高层面上的有机融合。     

法律与皇权：早期拜占庭与隋唐帝国治理之比较

早期拜占庭与隋唐中国，均是由皇帝掌管国家最高权力的统一帝国，促进社会发展、维持统治秩序是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遵循稳定规则的法治与强制使用权力的人治是国家治理的两种不同路径，在两国的国家治理中占据不同比重，适应于两国法律与权力相互渗透的社会秩序。早期拜占庭帝国在治理实践中更多选择法治路径，注重平衡社会变化的自主性与法律规范的稳定性，社会因素对国家治理模式具有更大影响；隋唐帝国更多选择人治路径，皇权对社会产生了更大影响。通过对两国治理模式的比较可以看到，法治能够产生更大的治理效能，而人类对秩序的心理需求以及罗马法在中世纪西欧的复兴，也揭示了人类社会走向法治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