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基本原则探析

确立行政问责基本原则是保障行政问责健康运行的需要,也是完善和统一行政问责制度的需要.行政问责应当坚持依法问责、公正公开、权责一致、惩罚与教育相结合、问责救济原则.落实行政问责基本原则亟需制定<行政问责法>,统一行政问责法制;实行问责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构建司法救济制度,保障行政问责对象的合法权益;优化行政问责环境,实现行政问责常态化、制度化.     

新时代环境问责的法治困境与制度完善

我国环境问责的制度实践先后经历了初创、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当前,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构成新时代环境问责的基本底色,推动着我国环境问责制度日臻成熟,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在以法治为视角对现阶段环境问责实践进行检视时,可以发现其还面临适用依据不完善、问责主体及其职权设置法定性不足、责任对象权责对应不强和制度运行法治镶嵌有限等困境。需要明确环境问责制度发展的法治路向,实现环境问责的法律完善、主体法定和权责一致,在制度运行中镶嵌程序正义、民主参与、公开透明和权利保障等法治价值和理念。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律思考简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未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只是散见于一些条例和规定中。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有诸多问题,主要有缺乏专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不健全等问题。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法”,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强化外部问责、扩大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以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积极作用。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律思考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未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只是散见于一些条例和规定中。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有诸多问题,主要有缺乏专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不健全等问题。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法",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强化外部问责、扩大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以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积极作用。     

论行政问责制度构建的困境与出路

行政问责制度是我国法治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制度创新,也是防止腐败和遏制事故发生的重要措施.目前,面对诸多的重大事故,现有的法律制度对行政行为责任人难以实施有效的问责追究.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将行政问责制度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及其法治化建设

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经历了一个从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再由制度问责趋向于法治问责即问责法治化的过程。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治化对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加强公民权利保障和完善反腐倡廉机制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治化的基本理念应该包括公众参与、规范统一、程序公正、权责一致、救济有力五个方面,其中公众参与理念是核心。     

我国政府问责的制度性障碍及其消解

完善的制度是政府问责规范的必要条件.我国政府问责虽已有所进步,但总体而言还未实现制度化和法律化.本文认为只有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问责的刚性化,才能确保政府问责的有效性.     

问责:大学章程制定实施的制度保障

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背景会影响行动者对策略的选择.制度既具有制约选择与行动的作用,也会赋予行动者权力,对行动者具有使能作用.大学章程的制定实施是大学的一种重要行为,大学是否制定章程、是否认真按章程办事,与其所处的制度背景有重要的关联.设置一套合理的制度能保障大学章程的制定实施,问责制就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问责机制包括权责体系、问责内容、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程序、问责后果等要素.只有构建科学合理的问责机制,才能使高校问责与大学章程制定实施高度契合,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保证大学章程的有效实施.     

防止党内问责泛化的有效路径探析

问责泛化是构建精准问责机制的一大现实障碍,亟待从理论上予以研究。基于问责要素的系统分析可知,问责主体的泛化、问责对象范围的扩大化、问责情形的泛化和问责方式使用的泛化,构成党内问责泛化的四种表现形式。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的权责定位不清晰、问责对象的申辩与申诉权利缺乏切实有效的程序保障、问责情形中的兜底条款被滥用以及数目字管理中问责任务指标和问责政绩考核指标设计不恰当,分别在不同的问责要素层面衍生出党内问责泛化问题。通过加强对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的权责清单管理、强化对问责对象的申辩与申诉权利的问责程序保障、科学设计问责任务指标与问责政绩考核指标等举措,系统解决党内问责泛化问题。     

论行政问责法治化在我国的实现

行政问责法治化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行政问责法治化体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其价值追求在于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其根本动力在于公众广泛而有效的参与。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实现路径主要有:突出权利本位,塑造问责文化;保障公众参与,更新问责理念;强化权力制约,健全问责体制;加快统一立法,完善问责制度。     

使回应运转起来:线上互动中的多维问责与有效回应——以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为分析对象

回应民众诉求是基层官员的内在责任.要求官员履行回应责任的主体有两个:上级行政主体与基层民众.这两个主体既是对官员回应行为进行问责的主体,也是官员有效回应行为的外部驱动力.通过对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的跟踪观察和分析发现,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使用使民众诉求表达和村干部回应有了一个透明而开放的载体.这激活了对干部回应行为进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条件,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在实际运作中又分别发展出多种形式且彼此有机关联的问责方式,并形成问责合力,驱动了有效回应行为.这种回应机制在本质上是"多维问责式回应",多维问责是有效回应的驱动力.基层官员基于多维度的问责压力而选择采取有效的回应行动.问责的多维性决定回应的有效性.问责的多维性越强,问责的压力越大,回应的有效性也越高.高强度的行政问责和高强度的民众问责下更容易驱动官员的有效回应行为.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强度并不总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其表现强度的差异性生成不同强度的问责压力,从而组合生成不同路径的"多维问责式回应"行为以及不同程度的有效回应.     

公民问责:理论意义与制度设计

公民问责是行政问责的一部分,是行政问责的深化。公民问责,是指由公民个人依法启动国家的制度资源,对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的行政活动进行质询和审查的权力监督活动。公民问责遵循以私权限制公权的逻辑,以实现对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的保障和救济。现代社会的公民问责制主要包括宪法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制度以及信访和举报制度等。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公民问责制,关键是要建构和完善公民问责的制度平台,降低实施公民问责的"门槛",增强对公民问责的支持和援助,给予公民问责以充分的保护和激励。     

中国式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构建

科学的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内蕴"什么是问责"、"因何问责"、"如何问责"和"问责后续"四个相互衔接和有机配套的要素环节与机制体系.运用此理论分析框架,论文对"贵州瓮安事件"进行个案考察,分析了行政问责制在实际中的推进现状以及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从问责理念转型和运作机制整合两个层面,探求构建"中国式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有效途径,以期全面推进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深入发展.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问责官员"的悄然复出对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员问责制构成了极大威胁,使其权威性受到挑战和破坏.尽快完善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经成为当前的紧要任务.在现有官员问责法律框架内,涉及官员复出的内容所占比例偏少,也较为原则,操作性欠缺.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建设应纳入法治化轨道.     

公民问责与责任政府的构建

公民问责在建立责任政府中起着重要作用。营造公民问责的文化氛围,健全问责的相关制度与程序,增强问责的政策支持,是当前完善公民问责机制,构建中国特色责任政府的重要举措。     

香港"保荐人"监管措施和问责机制的启示--由中小企业板"琼花事件"引发的反思

从"审批制"到"核准制"再到"保荐制",我国证券发行责任分担机制经历了深刻的历史变革,从计划向市场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其积极意义显而易见.但中小企业板的"琼花事件"却令实施不久的"保荐人"制度遭遇尴尬、面临考验.香港"保荐人"制度在融合国际惯例以及结合我国内地实际方面独具特色和优势,立法实有必要直面现行保荐制度关于监管措施和问责机制的缺失,参考香港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使"保荐人"制度真正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的"风险防火墙".     

制度的虚置与行动者的缺席——基于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问题的分析

对于当前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人们普遍提出了异体问责的主张。同体问责是必要的,但同体问责的弊病既是客观的事实,也是制度决定论及想象的结果。无论是同体问责还是异体问责,都面临着制度虚置和行动者缺席的问题。推进行政问责,发展和完善相关的制度安排非常重要,但行动者是能动性的要素,必须要寻找激励行动者的方法,激活潜在的问责者。     

我国地方政府内部问责程序研究

天津、重庆、海南、安徽、广东五省市行政问责规章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内部问责程序建设初具规模,问责的启动、调查、决定、执行等基本环节已经确立,各环节之间的关系较为明确。但是,还存在程序设计粗糙、立法不统一、公开性不足、纠错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当设立专门的问责机构,建立健全预告知制度和救济制度,加强问责监督,制定《行政问责法》,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内部问责程序。     

我国的问责客体范围:制度比较与制度改进

问责客体的制度规定是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及不同地方的问责制度对问责客体范围有不同的规定,这样显然有失公正。我国问责客体范围存在的制度不足,主要表现为不同地方问责制度的问责客体范围差异过大、问责客体范围笼统模糊、问责客体范围比较狭窄。因此,我国问责客体范围制度改进的目标在于:明确界定党政领导的责任追究范围,扩大问责客体的范围,减少不同地方的问责客体范围差异。     

我国行政问责与党内问责一体化的思考

通过对执政党与国家公共权力关系及现有制度体系的思考,认为完善问责制的一个重要途径即行政问责与党内问责必须一体化,从而实现问责效果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