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有效协同

公共产品就是通过制度安排由大家消费的由一定组织或个人共同提供的产品,它与产品本身的属性无关.随着富裕而来的是更看重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产品.随着丰裕社会的即将到来,我国社区居民的公共产品需求曲线呈现不断叠加的态势,但现实的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生产模式却不能适应居民对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的不断增长,根据社区公共产品的特性,构建政府、非营利组织、商业组织多中心的有效协同的供给组合及生产上的市场化选择,对于社区公共产品的最优解决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城市边缘社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区就业质量研究--以济南市H社区为个案

城市边缘社区H社区就业人员的生存状态呈现“边缘化”的特点 ,他们没有享受到就业服务 ,社区就业环境比较差 ,他们对其就业质量的主观满意度和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质量的评价都比较低 ,城市社会保障网至今没有真正惠及到已成为济南市民的H社区居民 ,H社区人力资源开发和社区就业质量不容乐观。政府应将城市边缘社区纳入城市社区建设视野 ,并作为社区建设的突破点和创新点 ;建立社区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大病救助的保障制度 ;以街道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为依托 ,建立健全社区就业服务体系 ;培育发展各类社区中介组织     

发达国家社区建设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和谐社区的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发达国家和谐社区建设模式主要有:社区自治型模式:政府主导型模式;混合型模式等.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及其启示:倡导可持续发展观,合理规划社区建设;鼓励社区居民参与,推进社区自治;大力发展社区非营利组织,提升社区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加强社区制度建设,明晰相关利益群体的责任与义务等.     

多中心治理: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均衡的新范式

城市社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基本条件,传统由政府提供社区公共产品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已不能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需求偏好,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提出了通过变革政府职能、创建居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形成多中心治理的协调机制和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等措施,规避供给不足或供给过度,构建一条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均衡的路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求体系的实然与应然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求体系的实然状态是: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层次的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在不同类型社区间存在一定差距;植根于现代社会资本基础上的公共交往阙如;尊重需要争自我实现需要层次的社区公共物品失去了自治的性质,居民难以获得权利、声望和地位.因此应合理界定政府和社区的职责权限、加强社区硬件建设、构建社区安全和保障体系、积极培育社团组织、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性组织,以满足居民的生存、安全、交往、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与责任归属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是一个具有消费的多重性质、内容的多重层次和供给主体的多元化特征的综合体系。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是各级政府以服务型行政管理方式供给、各级政府与社区组织协商共同供给、主要依托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的自给服务三种方式的有机整合与联系。要保障供给的有效,必须明确各种供给主体,包括政府与市场之间、政府内部体系之间、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之间的责任归属与划分。     

社会转型视野下国际化社区治理路径探析——以上海市G社区为例

国际化社区是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对外交流扩大与当前城市社区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如何针对其特殊性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典型的国际化社区——上海市G社区为例,以当前国际化社区管理模式为切入点,可以发现传统的“街—居”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及社区组织无力承担社区自治的困境.运用社区治理理念,在基层行政管理与社会组织自治两者之间寻找嫁接点,构建社会代理机制,在政府权力和市场优势之间搭建居民、社会组织、政府三方共建共治的平台,可以成为探索在社会转型视野下国际化社区治理的新路径.     

商品房小区居民参与的微观机制--对三个小区的实证研究

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动机是出于对自身当下利益的保护和通过参与获得更大利益的预期.对D街道商品房小区的研究发现,居民政治参与总体较弱且结构不均衡;经济参与较强,相当一部分居民有搭便车的心理.激励业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举措是建立"选择性激励"机制,奖勤罚懒;注意培养小区精英;培育社区共同利益;以社区为选区,遴选人大代表或政府官员;转变政府职能,发育社区公共空间,使社区自治组织真正成为居民利益的代言人.     

城市化进程中的回汉民族社会文化交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民族传统社区出现了分化与重新整合,居住模式由聚居逐渐走向杂居,居民身份由城市边缘的农民逐渐成为市民.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汉族移民与回族的传统社区出现了交错整合的局面,使回汉民族的社会文化交往出现了新的运作模式,民族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研究——基于嵌入的理论视角

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事关微观层面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理论上,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受益主体范围明确,其有效率的供给模式是由社区范围内的居民自行组织,其供给水平决定于主体之间的合作行为与非合作行为,而合作行为与非合作行为内生于特定的社区环境,是主体属性与制度安排的结果变量,嵌入于农村社区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本文以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社区为现实研究背景,以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理论为基础,从主体要素和制度要素两个维度建立起了一个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合作行为的分析框架,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命题.     

基于居民认同的我国当代城市社区建设模式选择

现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是政府以及多元主体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建设过程,是社区本来应有的特征通过重建得以完善的过程.社区建设的宗旨是实现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居民之同的交往和互助交流,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现代中国城市社区普遍存在硬件设施不完善、社区管理服务功能弱化、居民参与不足、人际交往缺乏、政府行政化色彩浓厚、居民等靠要思想严重等同题.这就要构建一个完善的社区建设格局,使各职能部门的工作协调配合,理顺基层党组织、居民委员会、居民、自愿者组织、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在社区治理中的关系,形成共同治理的现代城市社区建设模式.     

新型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模式探求——以广州为例

随着社会转型、企业转制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单位人”成为“社区人”,大量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向社区转移,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日趋个性化、多元化,社会工作服务的功能日趋明显,加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已势在必行.作者通过对广州城市社区的广泛调研,就社区居民服务需求进行深度分析,探索新型城市社区服务模式,这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区社会工作服务必须具有适时性、针对性、有序性和有效性,从而不断满足社区居民各方面的需求.我们试图以广州新型城市社区为例,探索一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城市社区模式,即立足综合服务中心,依托社区组织,辐射居民家庭,具有地方特色的社区服务模式.     

社区自治:城市社会基层民主的复归与张扬

社区自治是党领导社区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一种基层民主形式。我国居民委员会的发展历程经由了一个从自治组织到“准政府”组织再到自治组织的复归与张扬之过程 ,而构筑社区自治内部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大力推进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创新 ,目前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创新呈现了从“议行合一”体制向“议行分离”体制转换的趋势 ,且“议行分离”体制下社区自治组织架构在实践中诞生了实体型和虚体型两种发展模式 ,其目标指向都是社区自治 ;构筑社区自治外部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在城市基层政府与城市社区之间建立起一种委托—代理式契约关系。     

交易费用视角下治安服务供给主体与作用边界的确定

治安服务供给主体选择及其作用边界确定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供给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的大小.对于暴力性的执法执勤服务,采取政府供给是节省内外生交易费用的最佳选择;而对于非暴力性的治安防范服务,则可以依据受益人数的多少(俱乐部规模)选择以一种供给方式为主的混合供给模式.因此,将部分治安防范服务由政府部门交由保安市场与社群组织,是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供给效率的理性选择.结论与启示:采取政府供给为主的治安服务供给模式是交易费用最小的理性选择;营利性保安企业、社群组织及个人是不可忽视的治安服务供给主体;政府、市场、自愿供给的主体选择及其作用边界是相对的、动态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合理边界.     

乡村社区参与旅游中的利益矛盾及协调对策

国内外实践经验表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乡村社区和居民的参与.文章首先对我国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式进行总结,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从政府、乡村社区集体组织、社区居民、乡村旅游企业、乡村旅游者五个方面分别对其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及矛盾关系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协调对策.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单元重构——兼对“自治单元下沉”论的反思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点之一,新时代的居民自治面临自治单元转换和重构的议题.社区作为自治单元的传统做法难以有效开展自治,自治单元下沉不一定能够实现自治,还面临着与法律制度的冲突.以社区社团为自治单元,一方面能够酝酿社会资本,再造公共空间,促进居民组织化参与,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另一方面构建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团的法团主义模式,三者相互支持,可以在现行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实现自治与行政的耦合.这一变革构建了网络化、扁平化的自治结构,既具有现代化的自治导向,又可以维系国家在基层的权威.     

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的资源、权威与社会认同困境——以X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为例的分析

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的“内外交加”困境是在由单位制时期向后单位时期转变的宏观背景下发生的.通过对X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在成立和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事件分析发现,这些“内外交加”的困境表现在:社区民间组织存在着组织资源匮乏、组织权威失效、社会认同度低下等方面.而社区民间组织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对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的忽视、社区民间组织自组织化的“弱视”以及社区居民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漠视.要突破这些制约因素,就必须在政府层面上加强顶层设计、进行系统规划及相关制度建设,以提升与社区民间组织“合作共强”的能力;在社区民间组织层面上,要规范其活动行为以增强组织权威;同时还要动员各种社区力量参与到社区民间组织中以改良其发育的土壤.     

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目标模式、现状问题及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目标模式是实现参与式社区治理.在社区行政化背景下,居民参与呈现出参与率总体偏低、参与明显不均衡、参与效能不高等问题.为达到居民参与的目标模式,在社区治理视域中,有必要从参与渠道、组织化程度、法律制度、社会资本、福利体系、政府和社区的回应度及效率等方面探讨破解居民参与难题的一般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结构、组织与话语:社区动员的三维整合

社区建设中情感和行动间的逻辑缺环是社区动员的研究起点.社区建设可视为一种社会改良运动,将社区动员放在社会运动的理论范式下考察,可以从中提取出动员结构、组织与话语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区居民在社区动员之中依然基本处于客体地位,居民作为行动主体的认知框架没有被完整形塑;社区动员的制度化建设逐步推进,但是社区动员的主体居委会,容易因循行政动员的路径,动员效果受限;社区自组织开始呈现“授权式动员”的特征,但是自身制度建设的完整性和组织合法性地位制度化不足成为发展的瓶颈;动员行动的话语选择缺乏与居民生活和社区地域特征的契合,流于自上而下的政府意志,缺少激发共同情感和集体行动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