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绍述"时期新旧党争述论

高太后去世后,在宋哲宗的支持下,新党重新上台,恢复熙丰新法,号称"绍述"神宗之政,结束了"元祜更化"."元祜更化"时期,元祜旧党对熙丰新党进行了残酷的排挤打击,到这时,重新上台的绍符新党又对元祐旧党展开了残酷的打击报复.北宋中后期的党争进一步向白热化发展.这种渐趋恶化的党争局面的形成,与当时新旧两党共同的阶级基础--士大夫阶层自身在政治斗争中的惯性逻辑思维是分不开的.     

"爱元祐"与"遵嘉祐" --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

宋高宗"爱元祐"之背后实为"遵嘉祐"."嘉祐之治"是南宋君臣心中的最高政治指归."遵嘉祐"与"爱元祐"是与遵守"祖宗家法"相一致的."祖宗家法"和所谓盛世楷模的笼罩和束缚,使赵氏宋朝的后继者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关键时刻错过和放弃改作的机会,并最终关闭通向变革的大门.     

"道统"与"政统"张力中的依附和超越——从冯从吾论"讲学"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士人所代表的"道统"与君王所代表的"政统"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士人竭力维护道统的尊严,使之摆脱对"政统"的依附,成为独立的精神力量.冯从吾在晚明提出以讲学"独行其道",体现了晚明士人面对"政统"的压迫,其政治意识发生转变,期望以"内圣之学"挺立道统.儒家"内圣之学"是道统超越政统的内在依据;而确立士人群体独立的生存方式,是超越的现实条件.     

百年来宋诗中兴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南宋诗歌的中兴,是继唐代开元、元和及北宋元祐之后的又一诗学高峰,也是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近百年来,有关南宋中兴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研究初兴:20世纪初至1949年;局部深入:1949年至1979年;全新拓展:1980年至今。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在与南宋中兴诗歌相关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宏观考察、群体流派和分期研究、"历史—文化"研究、作家个体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当然,相关研究还存在较大开拓空间:一是南宋中兴诗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有待进一步拓展;二是文学文化学研究的深化;其三是南宋中兴诗歌转型的研究。     

"嘉祐之治"问题探论

"嘉祐之治"之提法是在北宋后期废新法复旧政的背景下出现的。南宋及以后朝代士大夫对"嘉祐之治"亦屡作称颂。笔者认为后人对"嘉祐之治"之称述并非毫无根据。仁宗嘉祐时期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却在短时期内表现为社会安定、人才之盛、政治清明诸景象,是两宋政治的最好时期。此问题向不为宋史研究者所注意,缘于研究者对变法问题之态度。学者们多以为王安石变法前,北宋社会存在诸多问题,而忽视或不愿承认在短期内出现过良好政治局面之事实。     

"避世"与"抗世"的矛盾结合——南宋贬谪词对张、柳渔父意象的继承及其原因探析

唐宋贬谪词中渔父意象的原型,远溯自庄子<外物>、屈原<渔父>,近承于张志和<渔歌子>,柳宗元<江雪>.南宋贬谪词中的渔父意象运用得格外频繁.其意象所表达的含义,是对张氏渔父避世精神和柳氏渔父抗世精神的继承与结合.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渔父意象中隐含的庄子、屈子形象与南宋贬谪词人在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贬谪的原因上具有相似性;其次是南宋贬谪词人大多有"避世"的客观条件,即有较为丰足的物质基础;再者是因为南宋特殊的时代环境形成了文人"进则尽节,退则乐天"的思想,在文学上又有北宋苏东坡以及南宋赵构作榜样.     

元祐诉理、绍符复审及符崇反复

作为“元祐更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曾搞过一次冤案诉理,为此专门设置了“诉理所”,接受了许多人的申诉,对有关案件做了重新审理和新的判决。宋哲宗亲政以后,否定“元祐更化”,从而也否定“元祐诉理”,同时审查了“元祐诉理”过程中否定神宗圣政的言论,对各案件及申诉人做了新的判处。宋徽宗初年,推行折中政治,否定了绍圣、元符年间的判处,又重新判处。崇宁年间蔡京当政,重新肯定绍圣、元符年间的处置。分析考察对“元祐诉理”的否定、肯定、再否定的过程,可以深化对北宋后期政治的认识,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解答“元祐党籍”中为什么纳入了许多非元祐党人的疑问。     

桂林石刻《元佑党籍》

一九八二年我写过《流放岭南的元祜党人》一文,论述北宋绍圣、元符以及崇宁年间,先后被作为“元祐奸党”流放岭南的一些历史人物,他们历尽艰苦流离的情景,以及他们在贬所生活中传播了中原文化,对促进岭南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则继前作,路述“元祐党籍”和几个《元祐党籍碑》的历史发展,桂林石刻《元祐党籍》的历史价值,并及与它互为补充的融水《元祐党籍碑》。一、“元祐党人”之称元祐党这一党名,不是自称的,而是被强加的。北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死后,哲宗继位,是年方十岁的孩子,由太皇太后高氏,他的祖母,垂帘同听政,实际     

北宋士风与儒家名节观

士风与儒家的名节观关系密切,凡是儒家名节观得到切实践行的时期,士风就会处于较好状态,反之,士风就比较差.由于儒家名节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所以专制皇权总是倾向于批判名节.宋仁宗以"近名"、"好名"间接批判儒家的名节,宋神宗则更进一步,直接否定儒家名节观.宋哲宗元祐年间,儒家名节遭到了儒家士大夫自身的批判.元祐党禁把坚守儒家道义的元祐党人贬到蛮荒烟瘴之地,使北宋中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士风被摧残殆尽.     

两宋"以银计价"史料考释——宋代白银价值尺度职能补论之一

宋代300多年的历史上,"以银计价"的现象由微至显,逐步发展.北宋时期白银广泛用于与其他商品互换,但直接以银计价的记载,仍属于零星、偶然.南宋时期把白银作为计价标准,用银计量多种商品价值、表现商品价格的记载大量增加.两宋时期白银的价值尺度职能,经历了100多年的孕育、积累,在南宋得到了初步发挥.     

《元祐党籍碑》小考

在桂林的龙隐洞中,有一块南宋宁宗庆元年间刻立的《元祐党籍碑》。这件碑刻,是当时的统治集团內部矛盾斗争的实录杂谖颐茄芯苛私獾笔钡纳缁嶙纯龊屯持握吣诓康呐杀鸲氛?颇有裨益。史书记载:“时元祐群臣眨窜死徙略尽,京犹未惬意,命等其罪状,首以司马光,目曰奸党。刻石文德殿门,又自书为大碑,徧班郡国??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宁、绍圣之政,则又籍范柔中以下为邪等。凡名在两籍者三百九人,皆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句。”(《宋史》卷四百七十二)这段记载说的是:北宋徽宗赵佶崇宁四年(公元一一○五年),蔡京为相时,将宋哲宗     

宋代"台阁"涵义考

"台阁"一词,在史籍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关于"台阁"之涵义,以往学者之解释尚有未尽处.本文从解读现存涉及"台阁"一词的文献材料入手,证明"台阁"在北宋时可视为御史台和馆阁的一种合称或别称,南宋时则又包含龙图、显谟等诸阁.宋人在使用该语时,往往因为场合的不同和表达的需要而侧重于某一方面,但有时亦可并举."台阁"涵义之演变,与唐宋以来职官制度之变化及御史台、馆阁等官地位之荣显有密切关系.     

从“诗人之诗”到“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北宋边塞诗的唐音延续与宋调新声

南宋降至明清,诗论家先后以诗人之诗、文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为标尺,在意境韵致、诗文融通、议论才情、学识思想等方面探讨唐宋诗歌的审美差异。就边塞诗而言,唐代边塞诗常常借助奇绝壮丽的风光、生动鲜活的形象、意象密集的画面,营造深邃感人的意境,传递慷慨悲壮的情怀,呈现出"诗人之诗"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北宋边塞诗在乐府边塞诗与宋初边塞诗中流露唐音遗韵;另一方面,在复合人才的多重身份、多事尚论的时代土壤、以文为诗的观念技法等因素的推助之下,北宋边塞诗由主情尚虚转向主理务实,由情景交融走向情事交融、情理交融、情论交融,逐渐确立了"学人之诗"与"才人之诗"的宋调新声。这一转变,在庆历前后初具气象,在元祐前后渐臻辉煌,承载着北宋诗家对边防经略的深刻思考,对诗歌创变的积极探索,最终实现了北宋边塞诗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     

探因"贾岛现象"

在大诗人迭出的唐代,相形之下,贾岛的文学成就并不算高,但其对后世诗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自身的成就.晚唐多种风格林立,但后人所称"晚唐体"却仅指贾岛一派诗风.北宋初九僧、林逋等隐逸诗人,南宋末永嘉四灵,明末竟陵派均宗师贾岛."贾岛现象"的浪底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动力源,竟能一次次地在文学史上掀起千层浪花?笔者试从贾岛生平、作诗态度、诗歌意境三方面进行论述,探究"贾岛现象"形成的原因.     

古代河南四次政治性外迁移民及其影响

从西周到南宋,古代河南共有楚人南迁,西晋末永嘉南迁,唐代陈元光"开漳"和王审知父子"王闽",北宋末靖康南迁等四个阶段的政治性外迁移民.其作用主要是影响到了迁入地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组织,促成了南方地区政治和文化的中原化,最终更有利于中国版图的巩固和文化的多样统一.     

儒家传承中的道统与政统——兼论儒学形成的地域性特征

儒学在两千余年的发展中,道统与政统相互作用,共同起到儒学的弘扬、光大和振兴的作用。从地域上说,道统起源于鲁儒学,政统是在齐儒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儒家道统与政统的分野体现了弘道与取势的分别,也体现了对"内圣"与"外王"的不同侧重。在儒学发展的过程中,道统借助于政统的势来弘道,政统以道统作为学理基础。儒学的重振与复兴,需要道统与政统的有机整合。     

先见与妖言：靖康之难后同道教相关的北宋亡国预言

自南宋初期以降,在士人与道士的记载中,出现了大量同道教相关之北宋亡国预言的记载和讨论。这些亡国预言,包括了神祇显灵、拆字、谐音、诗谶和直接政治预言等模式,可谓丰富而多元;然自南宋中期以降,以陆游、张世南为代表的士人,却在其笔记中展现了对于此类谶语、灾期之说的批判和反思,体现出此一时期士人对于北宋亡国之因问题的不同看法。在南宋之后的教内文献中,则以赵道一对于林灵素的记述为代表,体现出道教中人对于同道教相关之北宋亡国预言的演绎与重构。先见也好,妖言也罢,这些同北宋覆亡有关的预言,与其说是反映了徽宗朝的实际情形,毋宁说是反映了"后徽宗时代"士人和道士对于北宋亡国的反思。在此过程中,士人与道士、士人之间、道士之间的视差和多元解读,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南宋初期以来政治、宗教文化生态的侧影。     

对元祐更化应重新评价

王安石变法,在北宋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元祐更化则是这次变法的终结。长期以来,人们对王安石变法褒贬不一,但一般肯定变法者则否定元祐更化,否定变法者则肯定元祐更化,二者必居其一,把这个问题绝对化了。 目前史学界大多认为王安石变法具有进步意义,而把元祐更化看作是一场复辟和历史倒退,并     

宋朝开国史与士人的记忆及改造——以宋朝"崇文"气象为中心的考察

更真实的宋朝开国史,与宋代文献记载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其中北宋中叶以来士人描述的"崇文"气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宋太祖虽然采取了许多有利于文教及文治的措施,但其目的主要是扭转以往长期失衡的文武关系,以稳定秩序,却并未造就具有时代特征的"崇文"倾向.宋太宗朝后期才开始落实的"崇文抑武"治国方略,到北宋中叶遂形成突出的"崇文"气象.由此直至南宋,主流的士人群体在追忆本朝开国史时,有意识地描述并改造了当时的政治状态,赋予一种"崇文"的气象.其实,这一现象乃是当时价值评判下选择历史记忆的结果,并得到国家的认同.     

论理学对元祐文人咏物诗的影响

在北宋理学的影响下,元祐文人形成了不同于前人的思辨思维,改变了前人的观物角度和态度,进而影响到咏物诗的创作及风格。在元祐文人的咏物诗中,表现出对自然、宇宙时空、宗教教义等体悟的理趣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