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法背景下区县级政府车辆限行措施的法律问题研究——以北京市三个远郊区县限行措施为例

地处北京市北部的昌平区、怀柔区、延庆县(现为区)三个远郊区县政府先后实施了对外地号牌车辆的限行措施,引起了舆论场的分野,亦存在法理上的短板。行政措施的合法性直接影响到政府社会管理的正当性。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立法法》修正案,对地方政府规章的相关问题做出了新规定的背景下,区县级地方政府车辆限行措施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更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针对三个远郊区县对车辆限行措施的分析,发现了立法目的和上位法依据方面的欠缺,以及限行措施及其上位法的内容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抵触之处,并结合现实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实现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     

“区域限行”法律问题研究

为应对当前机动车保有量的激增所引发的城市交通压力,各地方政府以“区域限行”为主的交通管制行政措施应运而生。区域限行作为行政行为在法律属性上应定性为行政决策行为。在合法性要件上应当满足法律保留原则、明确性原则、比例原则和平等原则。鉴于当前各地现行的区域限行措施符合法律保留和法律明确原则,故对于其合法性的可能控制应着重通过决策程序的设计来进行。     

机动车限行政策对缓解交通拥堵的成效分析

交通拥堵已成为城市居民普遍头痛的难题,是制约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国内外实践来看,机动车限行政策成为普遍公认的重要举措,但对于其能否有效缓解交通拥堵一直存在争议。为能够科学评估限行政策的实施效果,以西安市为例,选取2016年1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工作日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交通限行政策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成效。研究发现:（1）限行政策实施可有效缓解交通拥堵,但随着限行政策实施周期的延长,政策效果呈逐渐减弱趋势;（2）与双尾号限行相比,单双号限行政策缓解交通拥堵效果更加明显;（3）与晚高峰相比,受基本交通需求之外的派生需求影响,限行政策在早高峰缓解交通拥堵的效果更为明显。     

清前期天地会的合法性基础——以广东天地会为例

清前期，天地会在广东不少地区存在，说明天地会在广东己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合法性。清前期广东天地会的合法性有三个基础：首先是合利益性，即符合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需求。其次是暴力恐吓，暴力可以使天地会直接获得诸多财物来直接满足组织成员的利益需求，进而获得这些组织成员的忠诚与支持；还可以使那些原本不愿加入天地会的社会成员被迫支持或加入天地会，从而扩大了天地会的合法性基础。第三是符合“遇事互相帮助”的社会价值观，这一价值观通过集体抢劫谋得经济好处、对付乡村劣绅、借避免被人欺侮来体现。这三个基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清前期广东天地会的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合法性基础与执政合法性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三维度考量

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治系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信仰和忠诚,反映社会对政治系统认可状况和程度的政治关系。合法性基础包括物质经济因素和精神心理因素两方面,物质经济因素是更强调为基础的因素,经济功绩与价值体系以及制度程序共同支撑着合法性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绩效、意识形态、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主、以经济绩效为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三个的合法性基础的时期。进行合法性基础的重塑和增强,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的挑战与诉求的回应。     

后哲学话语中的哲学合法性质疑——以德勒兹为例

西方哲学自诞生以来,无论是在古代、近现代时期,还是在后现代时期,一直在为自己进行“合法性”论证。后现代哲学对此前哲学的突破,就在于它质疑了后者的以“同一说”、“树喻说”和“独断思想形象”为要素的“三位一体”的“合法性”基础,并在“哲学就是概念的创造”的旗号下,以“差异说”、“块茎说”和“游牧思想”为基础的“三位一体”重塑了后现代哲学的合法性基础。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考量——基于合法性、合法性基础、执政合法性基础三个维度

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绩效、意识形态、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主、以经济绩效为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的三个合法性基础时期.进行合法性基础的重塑和增强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的挑战与诉求的历史必然回应.     

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论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

政治合法性问题主要探讨权力为什么以及如何获得社会成员的忠诚和认同,这个问题的提出目的就在于将暴力因素加以排除从而实现政治的文明化。卢梭为政治设置了"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基础。由于卢梭思想中的"逻辑悖反"以及其与后世政治实践中的一些悲剧性后果高度相关,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为人诟病不已。但是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在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对后世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具有深刻影响。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研究——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例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了失地农民大量增加,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难问题是关系到民生的重要问题。分析杭州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现状以及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制约因素,探索促进失地农民就业的对策思路,缓解失地农民就业压力,促进杭州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合法性：作为事实存在的价值判断

事实与价值二分法指导下的合法性研究将合法性理论分为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和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前者强调合法性中的事实因素,后者强调合法性中的价值因素.而现实中的合法性同时具有事实与价值的双重属性,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是基于认可的服从.     

城市中心区货运需求调查研究——以北京为例

面对城市交通拥堵日趋严重的形势,城市货运发展关乎经济保障。目前我国城市交通规划及研究重心在客运,货运调查由于难度大开展不多,货运交通设施规划建设和相关政策制定成为城市交通薄弱环节。通过北京市中心区货运需求调查实践,系统介绍调查内容、调查方法、抽样方法等方面的特点,从货运量、货运车次、货运空间及时间分布等方面介绍调查结果,并总结组织模式、工作流程以及抽样框建立等方面的做法,为其它城市开展货运调查提供经验借鉴。     

城市中心商贸区交通组织模式及整体控制研究

阐释了城市中心商贸区(CBD)交通组织模式的基本内涵,提出了交通整体控制理念。从CBD的人流集聚特点出发,分析其交通组织的基本原则,建立了CBD的基本结构模式。按照该结构模式,探讨了城市及步行核心区的合理规模,以及CBD内、外部交通的整体控制方法。根据以上探讨,提出了当前城市规划及交通设计中应注意的一些重要问题,旨在为我国的城市交通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人民法院审判辅助业务外包的合法性控制

人民法院审判辅助业务外包反映了中国基层人民法院正在进行自发的审判辅助业务配置改革,是当前司法改革在基层人民法院的一个缩影。这种自发性职权配置改革的合法基础在于不触及审判核心业务。同时,由于司法性质的审判辅助业务自身固有的司法权属性以及由因变异而带有的行政权属性,其外包的方式应当兼具司法权的公正价值与行政权的效率价值。对此,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保留审判辅助业务的决定权,委托审判辅助业务的执行权来维护审判辅助业务外包的合法性底线。     

基于BP神经网络的城市住宅地价水平模型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在揭示城市住宅用地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并确定影响住宅用地地价水平的相关因素,并利用BP神经网络构建城市住宅用地地价水平预测模型。通过对杭州市历年住宅用地地价水平预测的个案研究,表明此方法经济、便捷、适应能力强,值得应用与推广的同时,也为加强城市土地价格管理提供科学参考与依据。     

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法律变革

平台规则是平台运行的依据。对其进行合法性控制,可以预防与规制平台经营者的不当行为。平台规则的合法性控制需要关注平台的组织化、行为权力化、运行的技术化等特征。受上述平台规则运行实况影响,平台经营者与用户缺乏合理商谈语境,可以借助算法等技术直接影响用户权益,且用户缺乏自我保护的自觉与能力。在此背景下,平台规则合法性控制应综合借助公私法规制手段,兼顾私权力的“权力”和“市场”双重属性,强化行政备案机制、用户民主参与、平台企业内部合规,确保平台规则运行程序与实体内容的合法。     

大学城：文化建设与区域社会发展--以杭州大学城与仓前镇为例

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大学城”建设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杭州大学城位于江南风格鲜明、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余杭仓前镇，大学城的建设必将造就新的文化内涵，并推进区域社会的发展。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以大学城建设为契机，通过与区域社会传统历史文化的有机结合，培育一种新的创新文化，形成一个新型的现代社区。     

大型河道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识别与控制———以淮河ＲＨ 工程为例

识别工程社会稳定风险,采取针对性风险控制措施,不仅是工程建设的需要,也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河道工程社会稳定风险,一是源于事件制造者行为的"随机性",二是源于事件诱因的"随机性"。针对淮河RH工程建设及运行特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从群体意识形态和行为可能性判断利益诉求与环境供给内容及程度是否存在冲突,以及引发社会"事件"的可能性,从判别事件参与者特征及规模来确定社会稳定风险大小,并根据风险诱因、关键节点,构建事前预防、过程控制、事后完善的全过程风险控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