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建安文学——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在中国现代革命作家中,能够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熔铸众长的当首推鲁迅。鲁迅战斗的文学创作,固然首先是时代和作家自己革命精神的产物,但同时也与中外文学传统的影响有关,尤其对于中国古典文学,鲁迅有极为深厚的造诣和广博的摄取。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对于魏晋文学的研究,便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鲁迅精辟的论述,不仅至今仍是我们学习魏晋文学的圭臬,而且对当前整个文学研究工作也有指导意义。本文试图对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关于建安文学的论述及其科学的研究方法作出评介,并在此基础上,对建安文学给予鲁迅创作的影响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重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该文围绕鲁迅提出的“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观点,着重探讨鲁迅如何抓住时代特点,沟通历史与文学的关系,阐明时代潮流与文学的价值取向,从而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其意义不仅指出中国文学发展到魏晋出现一大转折的历史现象,而且由此拓宽了魏晋文学的研究层面,为中古文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论刘禹锡之东都名士风度与魏晋风度的关系

刘禹锡晚年对魏晋名士的生存方式和处世风度,表现出一种效仿的心态,他的晚年生活和居洛诗作形成了一种东都名士风度。这种风度与魏晋风度不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在中唐时代更具有通过疏离政治斗争而曲折反抗并关怀现实的特殊内涵,对文人词的兴起也作出了贡献。     

《三国演义》与“魏晋风度”的关系探析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知识群体士族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种人格表现,在当时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审美理想.这些名士崇尚自由,超然世俗,率真随意而风流自赏,既有儒家的修齐治平、胸怀天下的大我情怀,也有弃世独享、自我陶醉的道家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是二者的适度互补,这为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点上来说,无论是三国诸书作者还是三国人物都带有魏晋风度的痕迹,其间,孔融是极具代表性的.     

从《世说新语》的人才价值观谈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在品评人物时有很大的重"才"倾向,其"才"的内涵有"治才"、"辩才"、"艺才"之分,其变异的轨迹大致是由社会功利性转向半非功利性,最后过渡到审美意义上."才"在六朝美学"魏晋风度"的形成中有重要作用.     

从《世说新语·任诞》看魏晋风度

通过分析《世说新语·任诞》,对魏晋风度的特点从一个侧面作一个简单的概括.     

盛唐士人饮酒之风与魏晋风度关系辨析

始于汉末盛于魏晋的士人纵酒之风,由最初只是名士身份的标榜,到东晋后渐渐雅化,至陶渊明开始酒与诗结缘,到盛唐时,诗与酒关系更为密切,“诗酒风流”成为文人风度的突出表现。较之魏晋,盛唐士人从理性做作的“借酒佯狂”变为真实自信的“纵酒狂放”,从借酒避世到心忧天下,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大大增强了。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张英基魏晋时代是一个“充满战争和饥馑，阴谋和残忍，悲歌慷慨和背信弃义，寻欢作乐和潇洒风流”的时代①。由于社会的动乱，礼教的虚伪，不少士人为了逃避现实而信奉老庄，寄情山水。他们蔑视礼法，追求虚静超然的境界，于是玄学清...     

从《世说新语·任诞》看魏晋风度

通过分析《世说新语·任诞》,对魏晋风度的特点从一个侧面作一个简单的概括。     

魏晋风度与犬儒主义的比较及其启示

古希腊犬儒学派与我国魏晋风度均诞生于社会的转型时期。两者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皆表现出蔑视世俗礼法、轻视物质利益、鄙视现实社会等特点。由于两国的文化传统与具体环境迥异,他们在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以及返于自然等各方面也不尽相同。新形势下,对犬儒主义和魏晋风度加以比较研究,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建构理想人格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略论魏晋风度对《红楼梦》的影响

狂放傲世、饮酒避世是魏晋风度的两个主要表现形式,曹雪芹及其《红楼梦》明显受到它们的影响,这在曹雪芹身上及《红楼梦》书中都有清楚的反映。     

玄学与魏晋风度──魏晋文士的人生之在浅探

魏晋风度是对魏晋文士的独特行为风姿的综合概括。它的产生和形成，乃是魏晋文士在丧失精神家园的恐惧、痛苦、悲哀和焦虑中，苦苦追寻人生出路，并按新的玄学人生观和生命范式去塑型自己的人生之在的必然结果。在不同时期，玄学的理论模式也不一样，但其核心要旨是“任自然”。这虽然是一种很难企达的人生境界，但它却有力地促进我国审美文化的发展，并奠定了我国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精神品格，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浅论《红楼梦》与魏晋风度在个性自由追求方面的延异关系

魏晋风度历来为人津津乐道,它的精神内涵一直为中国文人所钦羡;而在众多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恐怕再也没有比<红楼梦>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了,探究二者深层的内在关联因之显得特别有意义,而在这之前,或为零碎的片断,或作粗略的分析,还没有系统地将二者放到一起加以详细论述的文章,以贾宝玉为例,探讨<红楼梦>与魏晋文人精神风貌在追求个性自由这一特性上的的传承关系.     

略论魏晋风度“啸”与文学的关系

对魏晋名士的风度历来褒贬不一,文章论述了“啸”的发展和在魏晋繁盛的原因,以及在文学中的表现。     

刘康德的新作——《魏晋风度与东方人格》

今年年初,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校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讲师刘康德的专著《魏晋风度与东方人格》。全书20余万字,作者从魏晋风度与自然生态、社会世态及学界状况的关系着手用翔实的史料,系统地向读者展示了魏晋风度的两个主要方面:即魏晋名士的简隽言语、奇通行为、贵无思想,和清淡玄理、喝酒服药、书法琴艺的世间态度,值得一读。作者还凭藉其扎实的功力和敏锐的思辨,对东方华夏人格的形成历史、基本特征等,作了深入的探究和细致的剖析,给读者留下回味和思索。刘康德近年来一直从事着以魏晋风度为主要角度的专门研究。已经发表的多篇有关论文,     

魏晋风度与姜白石的审美理想

<正> 一周密《齐东野语》,载《姜尧章自序》说,范成大评价姜夔:“以为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这是范成大对他的这位布衣交的高度赞誉,而白石的引述,毫不掩饰对范成大的知己之感,其中包含的自我肯定或者认可这一评价的意思是明显的。两宋人的审美追求有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越隋唐齐梁而向慕魏晋(或称晋宋)的飘逸萧散     

毛姆的审美理想与魏晋风度

威廉·骚姆塞特·毛姆(1874—1965)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其作品有冷峻、客观的特色,故有英国的莫泊桑之誉。他的创作母题是人性,在揭示人性的复杂、邪恶、奇特的同时,向往一种超脱尘俗的个性的自我完善。就这一点来看,他与我国魏晋时期的阮籍、嵇康、陶渊明的思想倾向和艺术追求颇有类似之处。这决不是偶然的文学现象,它们反映了东、西方两股人性醒觉的文学思潮共有的规律性,也反映了东、西方人性醒觉的文学思潮的本质区别。     

《古文苑》与《杂文章》之关系考述

《古文苑》最初的编撰者很可能是南宋金石学家王厚之。王氏编撰本书，是在《古文苑》九卷本所收57篇赋，即孙洙所编《杂文章》一书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为使《古文苑》能长久流传，王厚之有意托名孙洙。     

魏晋六朝的啸——兼论啸与魏晋风度

魏晋六朝时啸有了很大的发展 ,一大批士大夫爱啸 ,他们成为啸的主角 ,使啸的主体发生变化 ;名士和隐士之啸享誉一时 ,啸成为社会时尚 ,普遍地参与到社会文化、名士风度和魏晋精神文化的建构中 ,士大夫把魏晋之啸推向历史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