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不降低关税?

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理由是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其实这个说法不成立。名义汇率可能低估,实际汇率怎么可能长期低估呢?人民币名义汇率被低估,国内工资和物价就会上升,最终,实际汇率就会得到调整。实际汇率总是要趋于呈现其本来面目,那么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从何说起?     

财政赤字、实际有效汇率与贸易收支——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协整理论等时间序列处理技术,在4变量系统内对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揭示:贸易收支、财政赤字、实际汇率及GDP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财政赤字、实际汇率与GDP均是贸易收支的主要影响因素,财政赤字的增加和实际汇率的贬值在短期会恶化贸易收支,长期则相反,GDP的增长大部分年份会恶化贸易收支;财政赤字、贸易收支和GDP是实际汇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贸易收支的影响力度最大,财政赤字和贸易盈余的增加以及GDP的增长都会使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的倾向。本文研究表明,财政赤字、贸易收支和实际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和影响机制,但财政政策仍是调节中国贸易收支和人民币汇率的有效手段。     

人民币内外价值变动的两难选择与调控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以及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外汇储备屡创新高,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升值速度也明显加快,与此同时,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却因物价上涨等因素不断下降,人民币内外价值出现了明显的偏离,本文试图从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变动情况、蒙代尔-弗莱明“不可能三角”的三元悖论、外贸制度等多方面探究人民币内外价值的变动原因,并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宏观调控提供政策性建议,从而有效缓解人民币“外升内贬”的现象。     

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

本文改进传统回归均值系数分析的缺陷,引进汇率风险变量和适应性预期变量,通过构建行为均衡汇率(BEER)的状态空间模型,利用卡尔曼滤波估计时变系数,同时估计了人民币汇率的ECM模型,研究2000年1月～2011年12月各因素对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动态影响,并测算了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发现:政府支出、TOT、FDI对人民币的升值影响显著增强,其中贸易条件对人民币升值贡献最大;利率差R、汇率风险RIS和适应性预期变量,逐渐符合理论预测.人民币均衡汇率失衡均在6％以内,不存在较大偏差.近期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热钱流入,非经济基本因素的内在需求.解释变量对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影响符合理论预期,但短期内各因素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与长期影响有一定的冲突.     

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2012年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30.52%。2012年第三季度,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贬值1.41%,实际有效汇率贬值0.99%。期间央行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增强人民币波动的弹性,决定自2012年4月16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五扩大至百分之一。汇率弹性的增大,增强了汇率对市场作用的敏感度,通过双边波动效果的增强以应对单边波动可能产生的套利风险。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越来越反映市场供需情况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到了改善。本文通过以Girton-Roper模型为基础引入虚拟变量D对2001年1月至2012年11月数据进行回归后发现政策改变后模型中影响因素的作用改变,再分别对2001年1月至2005年7月以及2005年8月至2012年11月的数据进行回归,得出不同时期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改革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受国际物价水平的影响较大,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其不再受国际物价水平的影响,而且与国内市场利率产生了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这足以说明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大后,我国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所增强。     

人民币汇率与股价的ARCH模型分析

股市和汇市的表现是反映一国经济的两个重要方面,其中的价格指标股价和汇率势必存在某种关联关系。本文通过对人民币汇率和上证综指的时间序列进行相关分析,并分别建立股价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欧元汇率的ARCH模型,经过ARCH检验和GARCH模型的检验,结果发现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变化对股价的即期影响是负向的,远期影响是正向的,而人民币对欧元名义汇率的变化对股价的影响是微弱的。     

央行的官方干预能够影响实际汇率吗?

普遍观点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低估是由央行官方外汇市场干预操作所致。但是,实际汇率本质是两国一揽子商品的相对价格,长期来看绝不应被货币的买入和卖出等名义干预所影响。本文利用168个国家1980~2007年的数据构造外汇市场干预指标,检验外汇市场干预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发现无论是非冲销还是冲销的干预措施,在长期都不会对实际汇率产生显著影响,也即是说,外汇市场干预在长期是"中性"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汇市场干预所产生的短期效应,更多的也是通过信号渠道发挥作用,其前提是央行的干预信誉较高。如果央行不能让市场相信自己的干预能力,即便是短期内,也难以影响实际有效汇率。中国经济有制度上的特殊性,短期内有能力影响实际汇率,但是从长远来看也应服从国际普遍规律。因此,在讨论实际汇率低估问题时,不应一味指责央行的干预行为,更重要的是对要素价格扭曲,劳动力市场流动障碍等长期制度性因素给予关注。     

浅谈人民币汇率‘隐形双轨制’

<正> 我国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统一汇率,标志着汇率改革取得了重大历史性突破,向国际规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进了一大步。如今两年时间过去了,全面审视一番,不难发现,统一后的人民币汇率并没有象人们原来所想象的那样合理完善,相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隐形双轨制”(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     

中国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吗?——基于马氏域变模型的研究

本文运用马氏域变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我国宏观经济因素变动对股市的影响。宏观因素选取了工业增加值、消费、出口、通胀率、广义货币增速、利率以及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以反映实体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变动。本文首先利用马氏域变模型对所选变量不同时期所处状态进行识别,进而分析了各宏观经济变量周期与股市周期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各序列绝对离差建立马氏域变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利用其冲击响应函数研究各宏观经济因素波动对我国股市的影响。研究发现,A股收益率和各宏观经济变量变动都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在大多数时间里实体经济变动和股市波动保持了较好的协同性,股市周期略领先于实体经济周期;M2的快速增长往往伴随着股市的大幅上涨,但股市大幅上涨阶段并不与M2的快速增长相伴;利率调节对股市周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通货膨胀对股市收益率影响显著;实际汇率变化周期与股市收益率周期相协同。     

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加强,各国间经济贸易往来的愈发频繁,汇率问题逐渐占据经济问题的重要位置。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置的逐渐提升,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也就成了各国经济贸易的重点研究对象。而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国内的经济环境,如果不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汇率变化趋势进行预判,必定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本文从汇率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入手,简要分析了我国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提出一些建议。     

实际汇率错位、汇率波动性及其对制造业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1978～1998年平行数据研究

本文利用制造业SITC3位数代码商品1978~1998年对不同国家出口的平行数据,采用似不相关估计方法对我国出口商品需求方程系统进行了估计。分析强调实际汇率风险、实际汇率错位对不同商品出口量的影响,其中汇率风险的回归系数随商品不同、国家不同而有所不同,汇率错位则在大多数分析中表现为对出口具有不利影响。由于伴随着人民币汇率水平与(或)汇率制度的变动,人民币汇率的错位水平与(或)波动性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动,因此,本文对此变动的净影响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不同商品对不同国家的出口数量将受到不同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指数研究

汇率指数是一个国家对一篮子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与传统的双边汇率相比能更为全面的反映一国的综合外部竞争力。本文在对转口贸易、双边贸易数据不统一等问题进行处理和修正后,确定了人民币货币篮子的两种构成,并使用加入第三方市场竞争的贸易竞争力权重分别编制了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通过对指数走势的分析发现,人民币汇率指数与对外贸易、CPI、工业增加值等宏观经济变量有着较强的相关性。     

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汇率在一国的对外经济交往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基于分析汇率变动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回归分析方法,本文综合分析了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外汇储备、贸易顺差等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等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与出口总额负相关,而与进口总额、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外汇储备等呈正相关,最后,本文还从贸易顺差、扩大消费内需、国际巨额游资、人民币汇率改革方面探讨了对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可能性。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我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4-2013年全国制造业的利润总额和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数据,综合采用一系列时间序列的处理方法,包括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系统考察了人民币汇率波动与我国制造业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会对我国制造业的经营绩效产生一定影响。     

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宏观因素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多重政策目标协调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引入结构性政策转变虚拟变量，构建了反映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效应的MDV-TARCH-M模型，分析了国内外差值变量和货币政策调控指标对汇率长期和短期变动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首先，历次改革中，只有中间价形成机制调整对促进汇率双向浮动产生显著效果；其次，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扩大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速度放缓与国际经贸关联日趋紧密的交互效应的具体表现；第三，国内利率主要调节实体经济，对汇率的影响被阻断，但过高国际利差不利于人民币升值；最后，建立在贸易生产与货币政策之上的两组变量反馈机制通过宏观经济调控准则相互关联。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基于PSTR模型

本文在测算2001—2019年我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基础上,利用PSTR模型分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并研究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非线性特征:当汇率较低时汇率贬值的促进作用较弱,而当汇率较高时该作用较强。(2)实际有效汇率贬值通过国际贸易、FDI和居民消费三种主要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其中,国际贸易和居民消费发挥正向中介效应,而FDI表现为负向效应。相较于低汇率水平而言,高汇率水平下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而FDI和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较弱。(3)从区域差异性来看,汇率贬值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中西部地区;从具体影响渠道来看,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国际贸易在汇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具有更强的中介效应,而FDI和消费的中介效应则较弱。     

汇率对中美双边贸易平衡的影响——基于实际汇率分解的视角

笔者在实际汇率分解理论的基础上,将人民币实际汇率分解为双边可贸易品外部实际汇率(一价定律偏离)和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相对价格"(巴萨效应)两部分,研究汇率对贸易平衡的影响。采用2010年1月~2014年3月的中美贸易数据,分别以未分解和分解后的实际汇率为自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发现分解后的实际汇率能更好地解释贸易失衡问题。     

人民币国际化外贸的微观基础——基于计价货币选择的视角

从计价货币选择的理论入手,确定人民币国际化外贸微观基础的决定因素,经济总量、贸易规模、异质化商品比例、通货膨胀率、人民币汇率以及市场份额都是可能影响人民币国际化外贸微观基础的因素。通过1978-1996年货币需求方程预测1997-2012年的货币需求量,与实际货币需求量做差,得到估计出的人民币境外流通量。对其与六个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剔除不显著变量和与经济意义相悖的变量,得出经济总量、通胀率和人民币汇率为最终解释变量。最后做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到经济总量和通胀率是人民币国际化外贸微观基础的格兰杰原因。     

基于VAR模型的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差异、利率差异、外汇储备四个因素作为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通过构建VAR模型分析其他4个因素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通过实证得到：以上5个因素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对汇率的影响较大并且持续时间长;经济增长率对汇率存在两个方向相反的影响。国家外汇储备对汇率的影响非常有限,仅在短期内有影响。     

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政治诱因——基于美国政治周期外溢效应的考察

人民币汇率变动不但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还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政治周期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建立"政治周期外溢效应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1)美国政治周期对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内有着直接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本流动与政策调控传导的;(2)人民币升值率随着美国大选和中期选举而呈现周期性变化:人民币的升值率在美国总统上任后的第一年显著减弱,而在中期选举后的第一年却显著升高;(3)虽然政治周期的影响不因执政党不同而发生改变,但总统与国会的"党派一致"与否却会对这一影响有重要作用。本文不仅将人民币汇率影响机制的研究拓展到政治领域,而且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模型用以系统分析政治因素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同时还为全面理解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外部环境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