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文学观念——兼论所谓杂文学观念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展示的文学观念 ,说明他能够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 ,来认识文学的本质和特点。他既看到文学作为人类文化中的一个部分 ,具有人类文化的普遍共性 ,即也是“道之文” ,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自然之道的体现 ,同时又和人类文化中其他部分 ,如哲学、历史、政治、伦理道德等 ,具有根本不同的特点 ,它是艺术思维的产物 ,是人的感情的形象表现 ,是以语言为工具的审美的艺术品。刘勰和六朝时许多文学批评家一样 ,清楚地看到了那种宽泛的“文”的观念是不科学的 ,他们一直在用各种方式 ,试图寻找和探讨艺术文学 ,也就是所谓纯文学的特征 ,所以 ,简单地不加分析地肯定所谓“杂文学”观念 ,甚至把它说成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点 ,是不正确的     

北朝民族文学研究之拓荒——评高人雄教授新著《北朝民族文学叙论》

中国历史上的北朝,政权林立,其中多个政权为非汉族的北方民族建立。在民族文学研究越来越受关注的当今,北朝文学的研究理应受到关注。但在一般学者的观念中,北朝的民族文学,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言说,于是研究也就一直很受冷落。高人雄教授的专著《北朝民族文学叙论》改变了这种状况,因此可以说,该著是北朝民族文学研究之拓荒。     

魏晋南北朝文学表现家族观念的情感模式

魏晋南北朝时作家多出于世家大族 ,这些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了强烈的家族观念。家族观念是魏晋南北朝诗文作品表现的一种常见主题 ,但这一主题所呈现出来的情感色彩却有着明显的区别。纵观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 ,我们可以将家族观念所表现的情感概括为几种模式 ,一是寄托式 ,二是追忆式 ,三是幻灭式     

魏晋南北朝文学表现家庭观念的情感模式

魏晋南北朝时作家多出于世家大族,这些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了强烈的家族观念.家族观念是魏晋南北朝诗文作品表现的一种常见主题,但这一主题所呈现出来的情感色彩却有着明显的区别.纵观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我们可以将家族观念所表现的情感概括为几种模式,一是寄托式,二是追忆式,三是幻灭式.     

从《诗品序》看钟嵘的文学观念及诗美理想

作为我国齐梁时代第一部诗论著作,钟嵘的《诗品》以其"思深意远"、"深从六艺溯流别"而与同时代的《文心雕龙》堪称六朝文学批评史上的双璧。其中《诗品序》所反映的诗歌发生论、诗歌本质论、诗歌创作论、诗歌美感论等都足以垂远后世,沾溉后人,并对我国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的变异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独尊地位的被冲击和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以及文学意识的觉醒、文学观念的改变,在诗歌创作中,出现了许多鲜明的特征,这对以后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梁启超文学观念的更新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批文坛巨匠对梁启超文学观念的更新有催化助长之功 ,而且经过梁氏之文影响了当时和以后的中国文坛。     

向后倒退的革新——论明末清初的求实文学观念

本文从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背景考察了求实文学观念的实际内涵和本质特征，指出求实文学观念纠正了主情文学观念淡化甚至放弃文学社会责任的偏向，要求文学家要有政治使命感和历史使命感，因而具有革新倾向，但它否定文学的独立性、自足性和超越性，从而又恢复了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因而是倒退的革新。     

论辜鸿铭的文学观念

辜鸿铭最看重文学中的道德内涵，他有关文学的一些精辟之论常常为道德本体的文学观所遮蔽、冲淡，甚至改造。辜鸿铭发出“惟诗贵有理趣，而忌作理语耳”的议论；提出适合于各民族文学研究者对于异族文学进行高层次研究的文学“整体研究观”；极力捍卫中国传统文学及文言文的地位。但是，他的道德人文观念已经渗透到他所涉及的各个话题中，其文学批评已经很难回归到文学轨道。从辜鸿铭对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所展示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而言，他是一个当然的文学家：但从文学观念方面说，他更多地体现出一个道德家和社会工作者的本色。     

宇文所安对古文论研究的方法论启迪——以《六一诗话》为个案

对《六一诗话》,"观念史"研究之评价与宇文所安之评价,形成鲜明对比。以《六一诗话》为个案,从方法论角度分析宇文所安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有助于研究者走出观念史研究的单一视角。宇文所安的方法论贡献在于,可还古文论研究一份人文情怀。他认为古文献的形式与内容一样重要,阅读比研究更重要。     

严可均《全汉文》《全后汉文》辑录汉赋之贡献

严可均《全汉文》《全后汉文》辑录汉赋作品多达75家,258篇,远远超过此前李鸿的《赋苑》和陈元龙的《历代赋汇》,并且所辑各赋内容完备,考校精详,备载出处,编排有序,还提供了作家小传等方面的资料。这是我国古代汉赋编录史上的集大成之作,至今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简论清末道德视野下的群与个人

清末以来 ,中国思想言说中“道德”与“社会” (早期或称“群”)的关联相当密切 ,但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与当年多数思潮相类 ,晚清流行的“合群”观念也是与爱国、强国直接相关的。正因此 ,“民德”被认为是“人群之鸿宝、社会之金玉” ,也就是“合群”为强国的基础。另一方面 ,当时士人受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影响较大 ,常希望使社会的“部分”与“整体”形成有机的联结 ,故“独”与“群”的关系不仅有对立的一面 ,且有相通的一面。章太炎提出“大独”为“大群之母” ,故晚清思想的发展已暗示了打破传统、解放个人的走向 ,这一思路的自然发展便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以“个人”为中心的道德伦理革命。     

论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汉文创作三维模式的建构

辽金元时期,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政权的相继建立,促进了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为汉文创作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同时,北方民族自身所具有的文学传统也为其汉文创作奠定了根基。良好的文化基础使得北方民族文学系统在特定历史时期建构起民间/作家、口传/书面、民族文字/汉文创作这种多元化、立体化的文学模式,它们之间有承继、有交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