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先王崇拜与德治思想

先秦时期的先王崇拜是由祖先崇拜衍化而来的.先王崇拜主要表现为先王神圣化以及"法先王"思想的流行.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局面,当时的思想家在先王崇拜的浓厚社会氛围中,竞相提出了效法先王,实行"德治"的主张,但他们对"德"的阐释各不相同.儒家德治思想最终在争鸣中取得主导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船山尊孔崇孔之历史动因及其三个基本维度简

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尊崇孔子之动因有三：船山先祖由习武向尚文的度越;动荡的社会现实下除《论语》之外的其他经典不可多得,传世经典《论语》为其学习之要;明末清初社会现实大礼之不传,为“存先王之精意”而尊孔崇孔。船山尊孔崇孔有三个基本维度：考孔子之家世、敬孔子之德、崇孔子之学。船山对孔子家世的考究,说明船山对孔子家世之尊;对孔子之德的阐扬,表明船山敬孔子之德;对孔子学术的探讨,表明船山崇孔子之学。船山对孔子的尊崇,印证船山思想属于儒学、特别是属于宋明理学之苑囿。     

怀爱民之心 行利民之政——墨子民本思想研究

墨子继承了传统的民本思想,肯定了民的地位,主张民为国本。在看待君民关系时,墨子认为君应当把民放到首位,先民而后君。此外,墨子还提出了“天民”思想,认为天与先王兼爱万民,为政者应当效法天与先王,以民为本。同时他提倡兼爱,主张兼爱万民,为政者要具有爱民之心,还要行利民之政。爱民为仁,爱民发自君主的仁爱之心;利民为义,君主应当探求利民之策。墨子的爱民利民思想,体现了他的民本立场,也体现了墨子思想的人民性。人民的福祉永远是墨子的追求。     

荀子“法王说”及其对战国诸子的攻驳

荀子"法王说"可细分为"法先王"和"法后王",该学说上承孔子,旁绍孟子之余绪,结合时势赋予新的内涵,进一步充实完善儒家政治思想体系。荀子"法王说"的提出,不仅对孟子的"略法先王"发难,更欲攻驳战国诸子之偏弊。"法先王"和"法后王",分别针对诸子学说中"不法先王、不顺礼义"和"是古非今、说不及后王"之言论加以批判。但无论是"法先王"或是"法后王",其核心宗旨都为"隆礼义"。荀子所谓"后王"大致应在三代之内,以周代圣王为妥,似还包括周公、孔子。     

周先王继承制度研究

关于三代时期的继承制度 ,以往殷、周迥异说影响很大 ,其根源多因对《史记·周本纪》关于周先王世次的记载认识有误 ,又受古公父立少子季历、文王立次子武王及武王传位等所造成的假象的影响 ,从而对周先王的继承制度认识比较模糊。学界的最新研究证明 ,殷商甚至夏朝时期与西周一样 ,都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周先王当也如此     

论日本儒学对先王之道的解读

先王之道是儒学中的重要内容,对它的解释一直以来子学为主.但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家则不满这种解释,如获生徂徕提出以礼乐、六经为道,把它的内容解读为先王所制定的“礼乐刑政”等制度,这使得先王之道从空洞的道德理想变成了博大的治理天下的方略,从而导致了理学斯文扫地,促进了日本近代人文主义兴起.     

王船山对《礼记·乐记》之章节厘析及其主旨探赜

船山推崇儒家乐教传统,重视《礼记》对先王制礼作乐之精意的阐发,又非一味尊经,而是认为其中论说存在醇疵驳杂之处。在明章辨意《礼记·乐记》篇时,船山未简单遵循流传文本的章节划分,时有重新裁定调整之处;并对篇章中误植或错置的语句给出了自己明确的判断,对不合儒家立意宗旨之说进行了贬斥。船山以天道、性命与礼乐三者相互阐发,为人道确立了根基,同时,驳斥了异端学说之悖谬。综观船山《乐记》诠释之宗旨,体现出其"立人极"的现实关切。     

萧捷父先生船山学方法论述要

追随萧捷父先生问学30年,对萧先生的船山学方法论略有所窥。值此纪念《船山学刊》创刊90周年之际,我想谈谈对萧先生的船山学方法论的理解。有理解不对的地方,还请师友和同仁们赐教。第一,萧先生治船山之学,首重文本诠释,以此为治船山学之第一要紧事。或曰:此乃海内外船山学界之共识,不足奇。予曰:唯唯,否否。世间固未有不通文义而能治船山之学者,亦未有不精研《船山全书》而能全面准确理解船山者:然而,先生所云之文本诠释,自有其尤重史识和逻辑之特色。其中之重之尤重者,乃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必须区分船山“对旧说之沿袭”与“别开生面之创…     

王船山人本主义哲学思想之形上学批判

从哲学本体论角度阐释船山学的人文精神主要涵盖如下几个层次:万物一府说明了人与万物产生的共同本原,似乎并未能说明船山人本主义哲学的理论依据,但仔细发掘船山哲学本体层面的气可知其有三个层次:即太虚之气、絪緼之气、阴阳二气(含二气之良能);人禀赋的是二气之良能,恰恰能说明船山人本主义哲学的理论依据和理论前提,而人物之生莫不受命于天说明了人所禀赋的二气之良能是当然之则,是实现船山人本主义哲学的逻辑过程;良能之气是分殊人与其他宇宙万物的"关节",是船山人本主义哲学形成的形上基础。     

王船山关于气化思想研究

本文从关于太极、道、神、天等概念的分析得出其皆须在阴阳二气层面上来说,即都指阴阳健顺之德,由此指出船山气化思想其关注点并非是在于揭示万物如何产生这样一宇宙论意义上的问题,而是在于解释万事万物之"各循其道"之根据问题,此根据即是阴阳健顺之德.     

为夫子一辩——如何理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由于过于简约,致使历代注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者认为此句体现了一种愚民思想。结合古人释义中的"由之为德政,知之为刑政"说和"圣人化治天下,不落形迹"说,应将此句放在孔子治国为政的整体思想脉络和义理旨归的意义架构中来理解,而理解孔子所言之义的关键在于,究竟什么才是可使民由之而不可使民知之的。圣人之治明并日月,化行若神,如天德之流行化育,故百姓在其治化之下生生不息(由之)而不知其善、不识其德(不知之),在此意义上,圣人之治实则蕴涵着一种不必甚或不可使民知其善、识其德的高远境界,正如古人所谓"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正唯不使民知之,故圣人之治才真正成其为美政善治。     

中国古代“德治”发微

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治”原初意蕴是以德代暴,主张仁者贤者主政,以解决治者与被治者之间可能的紧张与冲突。然而,这种原初意蕴的德治后来却嬗变为人治。将政治伦理化,重治者之主观而轻制度之客观,以德代法,化法为德,是其重要缺陷。     

论作为历史思想的《尚书》“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亦是一种历史思想。它最早渊源于《尚书》,与“殷鉴”思想、“先王”观念紧密相连,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尚书》历史功用思想,予后世以深远影响。     

儒家为政之德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思想中包含有丰富的为政之德内容。首先是确立为政之德的价值观,包括其价值目标、价值原则等。其次是确立为政之德的主要规范,包括正己、廉洁、公平、俭约、恤民等。儒家为政之德建设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为政主体的“正心”与“治身”,修养为政之德;二是通过对官员选拔和考核,促使为政之德能有效地付诸为政实践。     

附论祊祭卜辞

卜辞中祊祭的祭祀规则除原有的５项外,还有３种：一是其致祭次序依先王日名在旬中的位次而定,而与先王世次和继位顺序无关;二是卜辞祊祭以祭祀武乙、文武丁为主;三是祊祭是亚祭前的预备性仪节。     

王船山“四德”天人之辨的人性论意义

船山将同由诚而不息的健顺之德分化出的德、理分殊为不同层面,前者为体为能,后者为用为实,并将德虚化为形式性概念,或曰待充实体认的虚灵良能,以此方式,做出了"元亨利贞"与"仁义礼智"的天人之辨,既保证了伦理政治的基础,又无寻求现成不变先天本体之虞。     

荀子之“法先王”与“法后王”新论

荀子身处战国末叶，深感单纯地以儒家“礼、仁”学说难以实现其“一天下”的政治理想，而以儒门弟子的身份．创造性地提出已超出儒家思想范畴的现实主义政治主张——“王霸杂用”。从荀子迂回曲折的学说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荀子迫于时势而法古其表，标新其中。其“法后王”与“法先王”思想是两者兼有的，是新与旧的有机整合，是儒家之“法先王”与法家之“法后王”之间承“先”启“后”的一个环节，具有先秦儒、法的桥梁作用。     

王船山论宋太祖——读《宋论》笔记

王船山治史,重视古为今用。他曾说过:“所贵乎史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也。(《读通鉴论》卷六)船山撰写《宋论》,也是为着探究宋王朝由盛至衰的历史经验,作为后世鉴戒的。宋太祖赵匡胤是中国封建社会有识见的君主之一,他通过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使由唐末至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趋于统一,百余年间,海内大治。对此,船山作了高度肯定的评价,认为宋太祖是以“一人之泽,施及百年”,“光武以后,太祖其迥出矣”     

殷墟卜辞所记“■示”即“鲧示”新探

夏部族祖先鲧以治理洪水、造福于民而著称于世,故文献多记鲧曾被夏、商、周“三代祀之”。夏代文字迄今尚未发现,但夏人祭祀自己祖先鲧殆无疑问。殷墟卜辞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本文认为卜辞所记“■示”应释为“鲧示”,是商人祭“鲧”的真实记录,故后世文献所记夏鲧曾被“三代祀之”应是符合实际的。     

论叶适的历史哲学与功利思想

叶适的历史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人心”,他认为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三代以上是人心所止,春秋以来人心渐失,而战国以后则是背心离性了.他以道德、义礼、智巧来区分前代与后世的差异,确实很不科学;他将历史的发展描绘成是一种倒退的趋势,可概括为道德衰退论.他强调"人道为主,不求天道”,实际是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代之以道德标准.他的历史哲学又与功利思想密切联系.在义利王霸问题上,叶适以为三代行王道,后世以霸道.他以先王之道兴废来讨论王霸关系,认为管仲是破坏王道的始作俑者,商鞅李斯等人继之,于是王道衰败,人心散坏,争霸求利,世道衰坏而一蹶不振.但是,叶适并非完全放弃功利之说,而是要求在实行王道的基础上来求得功利,因此是一种王道功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