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对澳洲的认识与中澳早期交往

所谓中国人发现澳洲的说法,尚未有确据。中国人对澳洲最初一点模糊认识,是西方传教士介绍过来的。明代载籍称澳洲为墨瓦蜡泥加。1866年和1876年,我国载籍才出现澳大利亚和新金山两个地名,19世纪中叶以后,在澳华侨日益增多,排华事件屡有发生。1878年,中澳官员在伦敦进行最初的接触,谈及中国在澳洲设领问题。在澳华侨于80年代也多次上书清朝政府要求设领保护。但由于英国殖民者的阻挠,直到1908年中国的总领事馆才在墨尔本开馆。     

认识世界发现世界--再论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功绩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价值,怎么评价也不过分.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来人说,主要起到了认识世界、发现世界的作用一是认识到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我国与邻国人民可以友好相处、友好往来;二是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三是认识到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上具有互补性.此外,还认识到世界的广阔和发现了一些新的地区和领域,以及很多未知的物产、文化和技艺.这是郑和的重要历史功绩,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中国澳大利亚研究概览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澳建交37周年，也是中国第一批公派赴澳留学生到达澳大利亚30周年。中澳关系源远流长，从明代郑和率船队远航到鸦片战争后华人赴澳淘金，从1909年清政府在澳洲设立领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国并肩抗击法西斯，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历程。     

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四个时期

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个真理性命题的认识,中国人是在经过反复比较和艰辛探索之后才获得的。对此,中国共产党人也不例外。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11年的90年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体上经历了建党前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等四个主要时期。     

“帝国主义”在清末中国:译介、认识与话语

二十世纪初，发源于欧洲的“帝国主义”一词经日本传入中国。得益于《清议报》，译自日本的帝国主义理论成为中国人最早接触“帝国主义”概念的开始，而浮田和民与幸德秋水的思想更在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外来译介知识的影响下，清末中国人开始对“帝国主义”的成因、特征、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如何抵抗帝国主义等方面都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与认识，梁启超等人的言论更成为其时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在对“帝国主义”有所认识后，中国人将自身所面临的境遇与外来词语相结合，阐发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帝国主义话语体系。特别是在立宪派、革命派的政治论争中，夹杂进了丰富的“帝国主义话语”。在从译介、认识到话语利用的过程中，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渐趋多元与复杂。     

中法文化交流先驱黄嘉略

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是在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留下姓名的中国人却寥寥无几,他们的贡献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十八世纪初定居巴黎,为路易十四担任中文翻译的黄嘉略便是其中一位。黄嘉略是第一位有确切记载并有事迹可考的在法国定居的中国人,他也是第一位向法国人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国人,第一位同法国学者直接接触并进行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国人。黄嘉略对中法文化交流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为法国人编撰了第一部汉语语法、第一部汉法辞典,第一次翻译了小说《玉娇梨》,积极向法国人介绍中国的的历史和文化。清贫而孤独的一生在法文文献中,这…     

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对法国文化的认识与引荐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通过阅读西书，赴欧留学，亲身接触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逐步加深。他的中西文化观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维新变法时期的民族主义文化观、留学时期的世界主义文化观，发展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兼收并蓄文化观。中西文化观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他对法国文化的认识及引荐。蔡元培认为中法文化有许多共通之处，法国的科学研究、美术，特别是教育制度值得中国借鉴。他积极推动青年学子赴法留学，介绍法国文化，促进中法文化交流，并在中国践行法国教育制度。     

郑和航海与明代社会

公元1405年至1433年,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七下西洋,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是一件十分值得纪念的事。近几十年来,不少专家学者已就郑和下西洋的原因、目的、影响以及一些技术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从纵的角度,即通过比较元、明时期的对外政策来考察郑和之举在明史上的地位和对明代社会的影响,以期对于郑和下西洋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从直觉思维到逻辑思维——浅谈西方逻辑在中国的输入及其影响

从先秦时代起,中国的思想家就致力于逻辑研究,中国逻辑在概念和推理论证等各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长久以来中国逻辑一直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明清时期,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开始接触到西方逻辑。西方逻辑的系统输入,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对中国文化乃至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产生了积极影响。     

郑和下西洋的深远意义

郑和远航开辟亚非航线，比15世纪晚期到17世纪中期的“地理大发现”早上80多年．如果郑和首先发现美洲进一步被证实，那么，郑和的创举有更深远的意义．郑和把中国古代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传遍世界，对中国地理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郑和在南京的遗迹保存较完好，成为南京三大风光带之一景，为古都南京建成“融古都风貌与现代文明的滨江城市”的目标增添光彩，对提高南京城市的文化品位有着特殊的意义．     

中国古典美学“丽”范畴论纲

"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贯穿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整个历程。"丽"范畴萌芽于先秦两汉时期,"丽"揭示的是一些表面的、直接可感的审美属性,并不具备多方面审美内涵。魏晋南北朝时"丽"范畴逐渐成型,"丽"已有意识地被纳入社会文化审美视野,建构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丽"范畴审美体系。唐宋时"丽"范畴走向兴盛,"丽"是唐宋诗、词美的突出感性表征,唐宋诗学、词学理论自觉地对之进行了理性把握。元明清时期是古典美学"丽"范畴的深化时期。主要表现为它在许多艺术部门都得到了广泛深入的运用,人们对"丽"的审美特征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认识。     

东晋南朝庐江何氏与诸皇室之婚媾及其仕宦考述

庐江何氏本为魏晋之际兴起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成为门阀社会"高胄"、"荫华"的显赫门第,维系了二百多年的兴盛局面。究其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关键在于其家族之婚姻与仕宦。就其婚姻而言,自东晋至宋、齐,何氏家族相继与诸皇族联姻,成为士族社会中的外戚世家。这使得何氏家族长期获得皇权的护佑。此外,作为高门士族代表,何氏家族虽不乏风雅名士,但各时期其家族都有致力事功的政治人物,如东晋之何充、刘宋之何尚之、萧梁之何敬容等,从而确立起其家族的政治地位。     

宋体字产生及其在文字史上的意义

印刷体不是印刷术的自然产物。从唐宋以来,汉字印刷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用手写体刻板,手写体虽然方便书写,但是含有草书成分,随意性也比较大,难以取得字形的权威性地位。宋、元、明的有些书坊刻本,刻售的戏曲小说,为了节省工时,降低成本,大量手写俗体。在典范楷书基础上,经过匠体的加工,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形成了宋体字。宋体字与手头书写字拉开距离,两者分道扬镳,形成了印刷、手写双轨平行的文字体制,这种二元结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印刷宋体保持经典性,起到维持汉字的传承性的作用,而手写体方便灵活,以利日常使用,这是汉字发展史的一个进步。     

五代官学考论

五代官学在唐宋之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五代国子监的演变及其文化职能的突出,表明国子监在五代主要扮演文化的角色;而唐代中央官学--六学二馆在五代的存废,则进一步体现了五代官学日益趋向公共的特征.以上这些变化表明五代在唐宋官学转型、文化重心的移易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     

据宋元复古类正字专书匡正《说文》传抄讹误举隅

宋元复古类正字专书根据大徐本《说文》规范字形,其中一些释义、析形源于《说文》.《说文》在传抄之中出现一些讹误.文章以陈昌治刻本《说文》为蓝本,比堪宋元复古类正字专书以及其他文献异文,列举部分讹误并加以匡正.     

论中古写本文献的署名方式——以唐诗写本为核心的考察

在我国古典文献的发展史上,署名并非从一开始即存在,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探讨古典文献署名的源起、体式及特征等必须以原始文献为基础。汉魏之际,在经学、文学、史学的发展之下,经史子集四部逐渐出现了独立署名,以姓氏或姓名署,并在魏晋以后渐成常例。到隋唐时期,四部典籍和各类文体的署名方式基本确立,但又各有分野,其中以诗歌最为复杂多样,有自署,有他署,有以姓名署、以字署、以官衔署。“某官某”逐渐成为文献署名的一般体式。就书写方式而言,写本诗歌的署名与印刷文本相比更为复杂、随意、多样。我国古典文献独立署名的出现和体式的确立与我国学术发展和文体发展的历程密不可分,每种署名方式背后都是一部学术史和文化史。     

南朝乐府名义辨析

至迟在南朝宋、齐之际 ,乐府已由音乐官署名称演为文体名称。但由于南朝文论家或着眼于其音乐性 ,或着眼于其文学性 ,他们对乐府的文体归属 ,意见并不一致。由此可以透视他们的文学观念 ,尤其是他们的文体辨析观念     

传播海外的建本图书

宋明以降,建本图书广泛传播至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西欧各国,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我国宋以来古籍图书的重要生产基地,以建阳为代表的福建刻书业,可称为“海上书籍之路”的重要源头之一。     

唐宋死刑制度流变考论

唐宋时期死刑执行方式是由绞、斩发展到重杖处死和凌迟的流变过程;执行程序亦由“三覆奏”向“一覆奏”发展。通过对唐宋时期的死刑数量的考辨,能够得出唐代的“刑措”是不实之论;而宋代由于“减死配流”制度的存在,也绝不是一个刑杀数量偏多的时代。唐宋时期死刑的文明程度是受皇权司法、礼制和人们的政治观念影响的,其执行方式尽管有野蛮化的表现,但其程序上却日趋完善和文明。     

古代景德镇陶瓷业的历史演变

景德镇陶瓷业的历史源远流长。文章对古代景德镇陶瓷业的发展演变轨迹进行了初步梳理:东汉至南北朝，景德镇的陶瓷业只见文献记载，未见陶瓷遗迹；隋唐、宋、元、明朝，逐步发展，明朝景德镇成为全国瓷业中心；清朝前期，达到世界瓷业鼎峰，清朝中后期，历经坎坷，曲折发展。通过这一梳理，一方面展示景德镇陶瓷业的历史演变轨迹及陶瓷文化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为今后景德镇陶瓷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