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四大诗人”名称来历考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并称"中兴四大诗人".但是"中兴四大诗人"这一名称的确立,却是经历了一番曲折,最终形成文学史现在的面貌.它首先由南宋诗人杨万里提出,尤袤紧随其后,由方回最终确立,其指称的诗人群体也经历了"尤萧范陆"到"萧杨范陆"再到"尤杨范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形成原因也是论文考察的对象.     

江西诗派“不问兴致”辩

南宋诗论家严羽曾批评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不问兴致”。本文从“兴致”的内蕴、从黄庭坚及江西诗派诸多中坚的有关论说及创作实际出发，进行辨说。作者的结论是：“有兴致，确实是江西诗派的艺术追求。”     

地域视野中的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是宋代最大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始于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文人结社和佛教(主要是禅宗)分派是"江西诗派"缘起的两个重要因素。诗派以"江西"命名,此"江西"二字揭示了宋代江南西路文化对诗歌流派的深刻影响。"江西诗派"的产生促使了诗禅合流,而江西诗人群体以"诗社"为集中活动形式,对诗学进行研讨,又促进了诗之体用的转变。     

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江西诗派称谓浅析

大多学者认为宋代的江西诗派是指活动在江西的一大批诗人所组成的诗歌流派.即,受黄庭坚影响的若干诗人,自然形成一个群体,由于领袖和许多成员是江西人,故被称为"江西诗派".其实,江西诗派中的"江西"并非指地名,而是以地名指代人名,实指黄庭坚.因此,江西诗派是指以黄庭坚为宗主的一个诗歌流派.     

南宋中后期“江西诗学”之承变

“江西诗学”在南宋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其中中后期是承变阶段。一群声气相投的“江西后派”成员,诗思和学力上各有偏胜,但都宗承了“江西体”的特质。受“江湖体”与“理学体”之沾溉,“江西后派”的作品具有淡泊舒缓和轻清率直的特点,与此前“江西体”的瘦硬质实明显不同。“江西诗学”在南宋中后期的宗承与变异,对诗歌创作活动有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诗坛走向,并为南宋末年“江西诗学”的大总结和文化意义的提升做着铺垫。     

江西诗派主脉——豫章诗社考述

豫章诗社对江西诗派的形成起到凝聚作用,是吕本中总结《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基础,但对其相关活动的记载很少。通过对其成员诗集的细读,从诗篇的内容、题目、韵脚等考证出诗社发展情况及主要唱和活动,大致可分为元祐年间的萌芽、绍圣到崇宁年间的正式结社、大观政和年间的鼎盛和政和后的解散四个阶段,其成员从南昌以山谷外甥为主的学诗圈子扩展到临川、符离等山谷后学群体,从切磋诗艺而最终形成宗派意识,是考察诗社与流派关系的一个典型。     

江西诗派的精神内核是宋明理学--二论宋明理学是"江西之学"

从诗学思想这个角度去考察,宋代诗学的主流是江西诗派的诗学思想.因江西诗派的首领黄庭坚等人对诗歌的观点与理学家接近,为理学家所接受,而当时理学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故得相辅而行;不少江西诗派的主要成员同时又是理学家,其创作实践也渗透着理学观.以此观照,江西诗派的精神内核无疑应该就是宋明理学.     

学生吴澄与南宋末叶的江西书院

从南宋末叶的江西地方书院及州学的学术环境来看,在对朱陆两学进行折中的表象下,当时广泛存在的思想是,只要为了实现圣贤之学,不管什么样的内容都值得肯定,朱陆等学都是可以成为圣贤的有效学问。同时,吴澄是抚州州学以及临海书院学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其朱陆和会的思想开始萌芽。     

论南宋词人群的怀古情愫

南宋文人穿越千古时空的界限,将人世沧桑、兴衰成败之感,谱成或悲凉慷慨、或缠绵凄清的怀古词篇。时代背景的不同,咏怀古迹的差异,词人主体的不一,形成同中有异的抒情格调,汇成南宋浩荡激越的怀古情愫。南宋文人诉诸怀古词作的书写,在突出浓厚的主体价值的同时,还渗透着强烈的文人情愫,既有拯救家国的儒家精神,又有隐逸江湖的道家情怀。     

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在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文学史上,南宋诗人对于唐人唐诗的尊崇,不仅较北宋诗人更为鲜明与更为强烈,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其针对性也较北宋诗人更为明显与更为具体。南宋诗人的"善学唐",首先表现在由"千家注杜"而"以杜甫为师",并注重对"诗史"的尊仰,其次是于大量的诗话著作中,对唐代诗人的创作经验进行种种形式的总结。而大量化用或引用唐人诗句,仿效唐人诗体以进行创作,对"次韵诗"创作的热情不减,则是南宋诗人表现在宗唐艺术实践中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     

诗工命穷——论南宋江湖诗人的悲剧人生

南宋江湖诗人以自己的创作在中国诗歌史上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诗歌流派,改变了一代诗风.作为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形成了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政治地位不高,几乎与普通百姓无异;大多数人并未因为享有诗名而过上优裕的生活,而是生计艰难,命运多舛.他们有的被迫干谒,受尽凌辱;有的兜售诗文,屡遭冷遇;有的饥寒交迫,穷困潦倒,甚至客死他乡,无力安葬.这些诗人沦落到如此地步,一方面与诗人自身的原因有关,如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缺乏恒产,不愿走科举仕宦的道路,或嗜吟成癖和拙于生计等;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封建王朝的腐朽黑暗和统治者的压制与摧残.     

非豪非婉别立一宗——南宋清雅词派刍议

文章通过对"清雅"一词溯源辨流,认为南宋词坛以姜夔为首的词人创作群体致力于追求一种与世俗社会迥然不同的高雅的审美趣向,与前代诗人追求清雅的艺术精神及佛教徒崇尚清雅的思想颇有暗合之处。此外,历代词论家也多以"清"、"雅"二字来评价姜派词人的词风。文章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将之命名为清雅词派。对于清雅词派的发展流变、成员构成、审美趣向、词学发展史的定位,文章做了初步的探索。     

从南宋诗话探讨理学与宋诗学的理论建构

理学对宋代诗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在作为专门的诗学理论著作的南宋诗话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本文以南宋诗话为中心,从诗学的本体论、功能论、创作方法论、欣赏论、批评论、风格论和诗人修养论等方面来探讨,分析理学影响宋人诗学理论建构的各个方面。     

从《名儒草堂诗余》看江西词派

《名儒草堂诗余》作者大都为南宋遗民 ,集中作品既继承了辛派词人慷慨悲烈、豪宕恢宏的气度 ,又延续了南宋末年词人善用咏物的方式传递内心情绪的手法 ,表情极为深挚。宋元时期特殊的社会状况赋予了词集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和浓郁的地域风格 ,由此得以另立江西一派。与同时代的“浙派词人”相比 ,强烈的兔葵燕麦之感、悲愤激楚之音溢于言表 ,内容形式与艺术风格别具特色 ,在词坛留下可书的一笔。     

南宋中兴诗人群体论纲

顺应宋室南渡后社会经济、政治、学术文化与文学本身的发展,南宋中兴诗坛形成道学诗人、激进官宦诗人、保守官宦诗人及江湖诗人等不同诗人群体,独具体系和纲目。中兴诗人群体诗歌创作活跃,时代特色鲜明,展示出新的丰富多元的诗学面貌与社会文化意蕴。南宋诗歌的发展与中兴,并非少数著名作家活动的结果,而是中兴诗人群体共同创造的局面,也不仅是文学自身传承演变的结果,还与宋室南渡后近百年间社会文化变迁、士林风貌演变等密切相关。     

宋代宫词刍论

宋代是宫词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在特定时代背景和诗学氛围中,宋人形成了颂美与讽谏的宫词观;宋代宫词的内容有明显的翻新,突出表现在对宫中文化活动、边疆战事、自然景物等的描写上,同时其内容重心呈现出向宫廷政事性活动的偏移。艺术上,宋代宫词取得了诸多拓展,在字句锤炼、诉诸视觉效果的描写技巧、"清"的风味等方面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对宋代宫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宋元易代之际的南宋士大夫——以浙东地区的士大夫为主

自西周以来,在分封制中就有大夫和士的等级,当时的士、大夫和士大夫,既习文,又不摒弃武事,所以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魏晋以后到唐代,随着察举制和科举制的盛行,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而入仕的士人大增,士大夫逐渐成为文臣的专称。赵宋政权建立后,通过改革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以科举入仕的士大夫。进入南宋,浙东地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近京畿的有利条件,更多的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行列。宋元易代之际,士大夫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态度:坚持抗元,直至殉国;隐居山林,拒绝征召;归降元朝,成为貮臣。其成因有三:一是“华夷之辨”的认识和儒家思想的教育;二是力图通过文化优势,消极反抗元政权;三是南宋尚武精神的缺失,一些人在元朝的威逼利诱下,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屈辱投降的道路。其中,持第二种政治态度的士大夫占了绝大多数,以王应麟、黄震、胡三省为代表浙东士大夫,可以作为他们的典型代表。     

“误置”的两宋诗人——《全宋诗》重列作者考辨

《全宋诗》著录作者九千余人,然因书成众手,于作者列目有“误置”的情况。通过以《全宋诗》本证《全宋诗》,辅以相关文献的比勘,可总结出其中有误引原始文献、一人误分为二人、本无此人而误列、诗作归属可考而标为无名氏等类型。从引证文献角度,可分5类23则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