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然主义中的“丑”

“丑”的观念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文学观念中有关“丑”的看法各不相同。自然主义独特的审美价值在于“丑”的观念的确立,这种观念的确立是以“人性”观念和“真实”观念作为两大理论支撑点的。自然主义中“丑”的审美价值在艺术形象、艺术情节、艺术内容及艺术语言等方面得以充分体现和展示     

试论近现代艺术语境中“丑”的美学意义

在艺术史上,艺术家们很早就自觉地把“丑”纳进了艺术领域,通过对“丑”的艺术描写,来彰显美的价值。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近现代艺术作品上,就会发现,近现代艺术家塑造的不少“丑”的艺术形象是很难用“以丑彰美”这类传统方法进行审美解读的,用“标新”、“颓废”、“扭曲”、“危机”这样的词语也是难以阐释的。我们认为,“丑”在近现代艺术语境中的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揭示审美经验的复杂性、深化人们对艺术美的认识、拓展人们的审美视野。     

关于形象五层含义的哲学思考

“形象”的含义可以深入解析为五层 ,即 :个体形象、类形象、组织形象、艺术形象和创造形象。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感觉论、比较论、系统论、形象思维论和实践论 ,相应地对这五层含义分别加以研究 ,可以揭示出形象五层含义的本质和界限。     

艺术美的构成分析--兼论艺术与现实的双重审美关系及艺术中的化丑为美问题

艺术的根本特征是“美”。以“丑”为特征的现代艺术实际上是“艺术”的异化,不足以撼动艺术的审美特征。艺术美依据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呈现为“艺术题材的美”与“艺术创造的美”。“艺术题材的美”参与了艺术作品美的构成,但由于艺术媒介不同,产生的审美效果不同,故造型艺术反映丑的题材受到更多的限制,作为观念艺术的文学在反映丑的题材时可以有更大的范围。真正体现艺术的审美价值、决定艺术作品所以美的关键是“艺术创造的美”。这种美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艺术形象的逼真美,二是艺术形象的主观美,三是艺术媒介的形式美。艺术创造的美使美的艺术在反映现实题材时获得了不受美丑严格束缚的广阔空间,艺术作品既可以因美丽地描写了美的现实题材而美上加美,也可以因美丽地描绘了丑陋的题材而化丑为美、丑中有美。     

生活丑不能转化为形象美

生活中丑的东西被文艺家通过独特的构思、精心的描绘,变成了生动的艺术形象后,使观赏者便由表及里地逐步认识它所要表现的本质。人们在这艺术形象的感染下,或进一步透析了丑恶的渊薮,或终于认清了表里迥异的复杂人物,从而丰富了理性知识。那么,能否由此便可说,这就是生活丑转化为形象美了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简单地看     

艺术形象的似与不似

艺术形象的“似与不似”,“又象又不全象”的形态特征的具体内涵指什么呢?它为什么能够具有这样的形态特征呢?一所谓艺术形象的“似”与“象”,实质上就是指艺术形象的“真”,既包括艺术形象外部特征的“似”,更包括艺术形象内在本质的“似”,即艺术形象应该既反映出对象的外在真实(形似),又要反映出对象的内在真实,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即“内在生     

论丑在美学发展中的意义

作为一个美学范畴，“丑”在古代处在一种被排斥的、非独立的状态之一。“丑”在近代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其从属性的地位，而且经历了从形式到内容的一系列深化。“丑”的异军突起，促成了“崇高”和“滑稽”范畴的独立；“丑”的不断渗透，加剧了“悲剧”和“喜剧”的对立。近代美学不仅因“丑”的介入而实现了其历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且还走向极端，引出了作为美学范畴的“荒诞”。可以说，“丑”是美学发展史上的催化剂，而审丑也标志着人们审美能力的提高和健全。     

论艺术形象的生成机制

我在一篇辨析“艺术形象”概念的文章中曾经指出过：艺术形象在严格意义上并非再现性的知觉图象，而是艺术媒介材料结构的幻象，它不是纯粹客体性的对象物，而是在审美活动中转换生成的“意中之象”。从本体意义上说，艺术的存在只是一种媒介材料的结构，只有在具体的艺术欣赏活动中，它才转换生成为艺术形象。不管是抽象艺术还是具象艺术，都是如此。因此，艺术形象的生成机制是什么，是我们理解艺术形象的本质必须弄清的问题。中国古代文论用“观物以取象”、“立象以见意”、“境生于象外”来描述艺术构思、艺术传达和艺术鉴赏的过程。“…     

“意境”漫谈

(一) “意境”是什么?有人说它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艺术形象,又有人认为它相当于典型形象。据我看来,在某种意义上,“意境”虽然可说是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或者包含着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但它绝不等于艺术形象或典型形象;并且,不是所有的艺术形象或典型形象都有“意境”。“意境”是我国古典美学中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概念。     

论刘勰“意象”理论构成的三维立体结构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提出“意象”范畴,并非仅仅作为构思意象来对待,而且是作为艺术形象来对待。从而通过“意象”说论及艺术形象的创造及其理论构成：“拟容取心”的心物交感层面;“神用象通”的形神兼备层面;“言授于意”的言意契合层面,从而创构了“意象”理论体系的完整结构,奠定了艺术形象的哲学、美学理论根基。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